盗墓史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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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14）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6）
第四波当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奇*书*网…整*理*提*供＇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存在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
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术。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术，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和盗墓者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

盗墓史记　第二部分
工具篇　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仲尼这句话对盗墓来者说，亦然。
提起盗墓工具，不少读者可能会想起“洛阳铲”。实际上，“洛阳铲”仅是在洛阳、开封、西安一带这些黄土地上使用较多的盗墓工具，而且发明时间较晚，并非通用型盗墓利器。
能够成为盗墓工具的东西实在不少，花样多多。
钁、凿、锹、铲、斧、镐、镦、镞、锥、镰、锄、刀、竹签、竹筐、木杠、粗麻绳·····这些人类常用的生产、生活类工具，都可能盗墓者的作案工具。问题是，看你怎么用？如同屠夫宰猪、疱丁解牛，还要看你会不会用。
襄王冢“穿凿三日乃开”
“广川王发冢”的故事被多部言奇作品记述，曾有多座春秋战国时的古墓让刘去给盗掘了，其中有一座是魏襄王的。
“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
此段记录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透露出来的盗墓信息相当丰富。特别是反盗手段多样，一是，用铁水浇灌墓穴，这种方法为后世的帝王延用，如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即是用铁水封死通向地宫的入口的；二是，用有毒气体或物质置放墓室，“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反盗墓手法，详见本书《反盗篇：机关重重的古代古代陵墓》）。另外，葬制独特，以石人替代人殉；葬具高级，使用犀牛皮包裹棺材。
这些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情报是古人盗墓的方法和工具：“穿凿”、“刀斫”、“锯截”。从中可以看出，刘去的手下至少使用了三种工具，铁凿、钢刀和锯子。
刘去这种盗墓并不具备典型性，他所盗墓的地址位于其属地，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所以敢肆无忌惮。实际上，盗墓行为是一种最受社会道德谴责的现象之一，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偷偷摸摸的，不可能又凿又砍，还要锯的，不然就是是抢了，非给当地百姓或后人打折腿不可。
到底是谁盗墓发明了“洛阳铲”
用那些专业的盗墓工具，目的是为了加快盗墓速度，提高成功率。再者，在中国的墓葬史上，一度流行“不树不土”秘葬制，加上几百年来风雨侵蚀，自然和人为的改变，不少古墓在地面上的痕迹荡然无存。所以除了刘去那样有明确的盗墓目标外，一般情况下都要盗墓者自己去寻找，去判断坟墓的等级和陪葬品的多寡。
所谓“洛阳铲”的出现，就有这种想法在内。
“洛阳铲”，顾名思义，洛阳一带盗墓者使用的铁铲子。实际上，现代盗墓者（包括考古学家）仍在使用的“洛阳铲”历史并不长，不过百十来年历史。
在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盗墓故事：当年洛阳城郊马坡村村民李鸭子去赶集，见路边有人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在挖洞插棚杆，很好使，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尺把深。让李鸭子没有想到的是，这种铲子拨上来后，还能带出不少下面的土。
这个偶然发现，让李鸭子惊喜不已。李鸭子为什么惊喜？原来其暗里一直在做着盗墓的营生，这种铲子无疑可以给他找墓、盗墓带来更多的便捷。于是李鸭子灵机一动，照葫芦画瓢，回家请附近的铁匠照着样子打开了一把，果然好用，盗墓的效率和成功率大增。这种铲子就此在洛阳一带的盗墓者中使用开了。
但“洛阳铲”到底是不是李鸭子发明的，目前并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但不论发明者是谁，洛阳铲的贡献还是蛮大的，甚至为官方文物考古工作者使用。
实际上，洛阳铲并非什么秘密武器，主要因为盗墓者在使用，而这一族又是见不得灯亮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被弄得神乎其神的。实际上就是古代盗墓者常用的长条铣、瓦形铣、连箍铲的变种，或者说是“改进型”。其体窄窄的，纵断面呈半月开状，铲头锋利，树根什么的一触即断。一般常见的铲长三十公分，直径六公分左右。

工具篇　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2）
在大陆“人民公社”时期，这种铲子一直存在是农民常用的挖沟工具，使用范围甚广。大陆六七十年开展农田整治运动时，不少地区还作过推广。如在苏北，当年一般农家都有这种工具，叫小筒锹，开挖窄沟，省劲省时，效率高。但稍有区别的地方是，洛阳铲弧度更大些。笔者小时候生活在苏北乡下，大人干完农活回家后，便会拿着放在一边的小筒锹与小伙伴一起，学着电影《地道战》在菜地里“挖地道”。由于接触面小，虽然小孩子力气小，但用起来一样利索，不费劲。
如今盗墓者又对洛阳铲作了一些改进，特别是在柄子上。以前是木质的，现在则改成钢管，分成几截，每截以锣丝口或卡槽对接，如同石油探测时用的钻柄一样，想探测更深的地方时，就一节一节接起来。平时不用便拆开放在工具包里，行带方便，也不容被人发现。
长沙“窖工”成为盗墓者
洛阳铲的主要作用并不在掘洞取土上，取土用普通铁锹更为方便。
洛阳铲第一功能是探测，在古代，盗墓者探测墓穴的工具是铁锥。铁锥比洛阳铲的实际作用还要大，但需要盗墓者拥有丰富的盗掘经验，才能发挥作用。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江北四省》中有这样的说法，“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王士性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了，“铁锥入而嗅之”。古代人的墓穴挖得都很深，一般不会少于10米，甚至挖到地下水层。
始皇帝赢政的秦陵便葬得很深。《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其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有学者推测深在500米以上，最保守的也认为深及50米。这么深的墓穴，用铁锥打下去探查是最便捷的，通过锥体带出泥路土的颜色和气味，盗墓者马上就可以判断出地下有无墓葬，是什么朝代的墓葬，葬有多深。确定古墓存在后，在四周多打几个点，就能确定墓的大小，朝向、深浅等资料。
与洛阳相近的长沙一带，也是中国盗墓活动比较猖獗的地方。洛阳的盗墓者以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闻名，长沙则以“土夫”（也称“土夫子”）名声远播。“土夫”是长沙地区职业盗墓者的特称，现代著名历史教授、考古专家商承祚对“土夫”作过考证，这些职业盗墓者的前身是给窑场取土的窑工。在长沙一带，古墓很多，上至春秋战国下至现代都有，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楚墓较为集中。
据商承祚的研究，这些窑工在取土时，时常会发现一些小古董，卖给古玩商也能发点意外小财。一而再，再而三，在金钱的诱惑下，窑工们遂“动起了盗墓之心”。由起初的“窑工”变身为“盗墓者”。
另一说“土夫”一开始是一群卖靠卖黄泥为生的农民。其所售“糯米泥”为黄泥中的上品，是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常在墓边走，不可能没有收获，墓内陪葬的财宝不时被发现，卖给古玩商所获之利比卖泥要来得多了。于是“土夫”们慢慢就有了贪心，干脆以盗墓为生。
对于古墓的年代，长沙“土夫”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如战国时期贵族大墓多陪葬有大量的青铜器，长期的锈蚀氧化，附近的土质就会发生变化。这种痕迹，盗墓行话称作“铜路”，根据“铜路”的变化，就很容易找出青铜器埋藏的地点。
封土性质的不同，也很容易辨别。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珠砂、玉器的防腐作用，墓葬中会有使用，也影响土质，会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盗墓者一闻即知。
绳索在盗墓中的特殊作用
“洛阳铲”是盗掘古墓，特别是秦汉时期及以前古墓的利器，而“土夫”则是盗墓者的高人。关中平原上的不少古墓都挖在水位很高的黄土地上，盗起来相对容易些。在上面开一个长方形的洞次即可，这种形状的盗洞为古代盗墓者的传统开挖方式，俗称“关中式盗洞”。

工具篇　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3）
长方形的洞口符合盗墓的实际需要，在盗洞两侧挖出一排排脚蹬，就很容易上出下入，而不需像圆形洞那样，以“狗姿”爬进爬出的。方形盗洞技术含量高，一般是“深挖洞”的结果；圆形盗洞，一般来说墓穴都比较浅，才打圆洞。现代的盗洞多为圆形，说明现代盗墓者与古代前辈相比，还真是“徒孙”一代。
但不论是那种类型的盗洞，都离不开一种工具，绳索。
绳索与洛阳产一样，也是盗墓者必备工具。一般用三股以上的大麻皮拧结出来，结实耐用。绳索有作用多多，一是用提土，再是系人，三来也方便运走盗得的物品。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徐珂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焦四以盗墓致富”里提到，焦在盗掘一座古墓时，是这样使用绳索的，“焦乃选有胆勇者数人，使手炬，坐竹筐，悬长绳以下。”
当然，绳索也是一种杀人工具
有时需要外面负责望风和接应的人用绳索升降。如果地面上的人有贪心，斩断绳索，下面的盗墓同伙就成了殉葬，很难再爬上来。盗墓者被同伙害死在盗洞中的现象，考古中时常可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