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2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外侧已经在边缘上了，稍微歪一歪就可能下去了。而我们呢，脚总是还离边缘有那么一寸远的距离，不能离远了，也不能太贴近。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做堂堂正正的事，真正到国外较量一下，而不能完全靠利用目前国内腐败的情况，老去钻这个空子。
那时经营企业很难，不光有决策风险、管理风险，还有政策风险。
国家一天天在转型，政策一天天在趋于合理，但是我们的企业现在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不想一点办法，冒一点风险，可能一天都不能生存。这就要求企业经营者不光要有才能，还要有超强的奉献精神。
为什么国有企业通常办不好呢？就因为经营者要么因为公有资产无人负责，而浑水摸鱼；要么因为公有资产与己无关，但求无过。
且l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寻找各种毛病上纲上线，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正视政策风险，学会妥协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税法、海关法、外汇政策等）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严密、不自给；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圈的能力。但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之所以这么说，与联想集团当年与南方某海关的一段恩怨有关：
1992年，联想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每天从香港用货车拉元器件到深圳组装成机器。
此时，联想曾遭到当地海关不公正的待遇，那时候年幼无知，把这事告到了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来人处理这个事情，处理结果是批评了当地海关，我们这边虽然是赢了，但从此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之后，由于形势所逼，联想的生产基地被迫迁往广东惠阳。我从此后认识到：“后来觉得自己只应该关注企业的发展，纠正其他不良风气不是我们的责任。”1998年前后，国务院从海关内部彻底整顿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还有一个事情也让我记忆犹新：
1987年，海淀物价局说我们汉卡定价过高，要罚我们一百万，当时的一百万和1990年的一百万不是一个概念。后来我们再三解释，请来院里领导出来协调，还是被罚了四十万，当时我的其他同事气不过，一定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公开，被我拦住了。没有什么讲理不讲理，我现在对这个事情还耿耿于怀，它不抓四通，科海等，因为四通是他们的亲儿子，后来胡昭广（前北京控股董事长）办开发区后，就一视同仁了。要是理想化，你就要讲理，告状，最后企业就不用干了。物价局采取的是元器件价格乘以两倍或三倍，但对人本身的创造却不考虑，包括企业家的作用。这个妥协很成功，我的行为不要太出格，不为个人谋利益，而是为了企业。
◆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虽然环境逼着你要冒一定的险，但并不意味着你能没有底线。
我在做联想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个底线，其实挺起作用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错误。最开始这句话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后来有人提意见说这句话不好听，就把它改成：不在改革中犯错误。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不行的时候强行去改造环境，那一定会头破血流。1984年和我同时起步办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好多出名的企业家，但今天还在位的不多了。这些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把握好。你拿褚时健本身来讲，他也属于这种类型。
高科技企业发展有四道关口，第一是观念，第二是环境，第三是机制，第四是管理，重要程度未必按这个排法，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到后来，大家就要拼机制拼管理等等。对年轻同志在环境认识上的建议主要是，一个企业在成活的时候，会受到方方面面说不清的压力，这些东西如果单个来的话，还能应付。有时候连续出现或者叠加在一起出现，就会有要死要活的危险，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单个来的。两三个压力如果挤在一起同时来，这个企业可能就要受不了了，我就要受不了了。
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周边的环境也极其重要。对一个鸡蛋孵出的小鸡来说，37度半到39度的温度最为合适。那么，40度到41度的时候，鸡蛋是不是能孵出小鸡来呢，我想生命力顽强的鸡蛋还是能孵出小鸡来，但到了100度的温度一定不行了。对企业来说，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度的温度，什么鸡蛋也孵不出鸡来。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能就是45度的温度，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来。到1984年我们办联想的时候，大概就是42度的温度。今天的温度大概是40度左右，也不是最好的温度。因此，生命力顽强的鸡蛋就在研究自己周围的环境，一方面促使环境更适合，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生命力以便顽强地孵出来。
如果大环境不好，求助于小环境，小环境不好，试图改造小环境，改变不了，宁可不做也不当改革的牺牲品。
◆我们用拐大弯的方式解决产权问题
在1987年前后，吴敬琏老师带着工作组已在中关村进行过股份制改造，但我没有找他们，认为时机不合适。这和开车拐大弯是一个道理，开汽车到一个地方急着拐，就要翻，如果提前知道要拐，就能拐过去。
直到1993年，我们觉得时机差不多合适了，所以向中科院提出改制，实施员工持股。虽然没能一步到位，但拿下分红权也是一个进步。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很多事情都还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这样就使得在企业的生存环境中会有很多不应时的东西。
举个例子，如果等到现在我们再来解决员工持股比例这一机制问题，那就很难解决了。我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呢？关键是我们在从科学院拿到35％的分红权之前，在内部就先把分红权进行了分配。我们这个班子的人在一起讨论，如果有了分红权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分配。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当对空饼进行分配的时候，不容易产生矛盾；但当真的饼放在这儿的时候，而且是价值增长得很快的时候，分配就很难了。所以当只是空饼的时候，我们可以只就分配的原则谈，容易谈，今天我们再做微调时，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问题。
这批分红我们并没有贸然分掉，直到2001年，企业股份制改造的风气又起来了，当时准备拿联想做试点，由财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牵头进行改造，财政部认为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让我们拿钱买35％的股份。后来，经过评估，联想当时的净资产在打七折之后是四五个亿。哪个企业的员工也买不起，我们买得起的原因是分红一直没有动，当时就想拿这笔钱买下我们的股份。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要看好，然后再拐大弯来做，它就好做得多。因此我觉得企业在改造局部小环境中，还是有作为的，不要老抱怨。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很多从海外回来的博士、留学生，过不去的往往就是这个环境关，每当遇到环境问题的时候就会暴躁，他就会认为中国这不行、那不行，就急着要回去。实际上他们缺乏的就是没有认识到环境因素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至少认识得还不够。
◆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是历史转折点的时代，所谓转折点就是我们回过头去看，鸦片战争后一百五十年，中国人生活在痛苦、贫穷交织的日子里。三十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走向兴盛、走向辉煌。回头看过去是痛苦，往前看可能是辉煌，那么在这个点上，连接这个时段那就是一个转折点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在历史长河中记载的是非常短暂，但是我们恰恰生活在这一瞬当中，既然是转折点时代，那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转，也不一定向好的方向转，或者不好的方向转。改革开放也未必是一片的前途光明。
我想多数都是在中国、在地区有很大影响的企业，虽然可能在年龄段上有不同，在企业的规模、行业运作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企业都有一个明确的愿景，往哪个方向发展，企业家自己都有很高的需求，在我们的肩上都有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美国人中，精英的远大抱负常常一说，总是为世界人谋幸福，为世界和平、为世界的科技进步做奋斗。而中国人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在世界上受苦难、受屈辱，现在从经济角度来讲，我们只被世界人民认为是二三流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精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自己的富强。记得1960年困难时期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中，我和我同学都是长身体的阶段，常常被饿得头昏眼花，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号召我们每个月捐一斤粮票给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现在听起来好笑，回味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实力不够，还要争地位，这种情况做出来真的是很可笑，很可悲。因此我们中国的精英人群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中国自己的富强，我觉得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在咱们中国我想最少有90％的人得到了实惠，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在先富起来的人群或者说更加富裕的人群里面有凭着汗水、智慧和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英，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用卑劣的行为致富的败类，现在就有人把这两种人混为一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使少数人致富，使大多数人陷于贫困当中。
进而说到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坏的土壤，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改革开放，问题严重的是由于他们混淆了是非，在网上还得到了相当大数量人群的支持。这样一来，就使矛盾变得错综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前面的路肯定不是坦途。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确实是太不一般的时代，是属于转折点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担负起转折点的责任，要负起社会责任。
第18章 王佳芬：爱恨合资路
【王佳芬小传】
中国的三十年企业史，实际上是一部由国有资本、跨国资本和民间资本三股力量参与，围绕着利益展开竞争、博弈、融合的历史。这其中属跨国资本最为独特，他们是外来者、被学习者、享有特权者，但某种意义上他们又是必要的垫脚石，少了他们，中国公司的发展亦无从说起。
作为中国最早与外资合作的乳业公司，身处上海的光明乳业是中国乳业改革的急先锋，而掌门人王佳芬在光明从业十五年，经历了合资、学习、超越的全过程，是这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她身上也汇聚着一家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缩影。
王佳芬是地道的上海人，1968年，中学生的她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到上海近郊的奉贤星火农场下乡支农，一直到二十二年后的1990年，四十岁的她才被调回上海工作，两年后，她出任上海农场局下属的牛奶公司的总经理。在她的治理下，这家体制僵化、管理落后的公司在200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牛奶专业企业，年利润超过三亿元。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市所有从事日用消费品生产的企业都相继没落，惟有王佳芬领导的光明乳业捍卫了最后的一丝尊严。
相对于王佳芬在公司治理上的成就，她为业界更多称道的是她“铁娘子”的处事风格，这点在光明与达能的合作中更加明显。达能与光明合资建乳厂，达能看中光明设备更先进、人员也更齐整的工厂，但王佳芬不同意，在一副爱合作就合作的态度中硬是将合资企业放到了技术落后的分厂，与此同时，王佳芬却学习达能技术，将达能看中的工厂改造成同类乳品厂，抢了市场先机。
王佳芬性格直爽，她会当面跟达能中国区负责人秦鹏翻脸不认人，称秦鹏是条“黏黏虫”，时刻提防着达能的“狼子野心”，这样的胆略性格在中国合资史上绝不多见。但同时她又是契约精神的守护者，在与达能的几经离合中，她始终站在道义的高端。
尽管成绩斐然，但王佳芬的成长过程却也包容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诸多无奈，产权变革便是其中之一。王佳芬曾经告诉我一个细节，2004年5月，利乐公司邀请饮料业企业家坐邮轮出游，同行有郑俊怀、朱新礼等人。郑俊怀十分羡慕朱新礼，他对王佳芬说：“伊利也许不久就能把产权搞清楚了。”一个月后，媒体突曝郑俊怀涉嫌“侵吞国有资产”，一年多后．他因挪用公款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王佳芬说起此事时仍心有余悸。事实上，在国有资本管控十分严格的上海市，光明乳业一直在产权变革上毫无动作，这既有王佳芬在决策上的摇摆，更是体制滞后的一种必然报复。2004年后，光明乳业被蒙牛等公司超越，而王佳芬也在2008年4月，彻底地离开待了十五年的东家光明乳业，留下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改革故事。
◆初次遇见达能
当我在1992年第一次读到达能关于合资企业的可行性报告时，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冲击。当时我初进牛奶公司，工资不高，市场化理念尚未建立，而且国内还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没有更多经验可以借鉴。在此情况下，达能的合资报告成为冲击我传统管理理念的巨大激流，里面硬邦邦的几个数据像砖头砸中了我：达能提出合资公司要拥有50％的产品毛利率，17％的市场费用，2。25％的品牌技术费用……这些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数字，曾经却意味着理念上的鸿沟，再加上方案中提出：管理者和员工的工资要有几倍差异，这对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来说，简直是个打击。
惊魂初定之后，1992年3月，我们与达能签约成立合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力排众议，坚持要给我们派去的中方财务经理拿到实际的合资企业工资，而非名义工资，那是�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