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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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那些有才干的对手，张居正才会存有敬意，不会赶尽杀绝，总是留有余地。对辽王这种除了“生得好”而一无所能的人，死，或者不死，他是不会去考虑的。

这就是张居正！他会为农妇夜哭、老农盼雨而动容，却不会给所谓“辽王”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辽王被“圈禁”的几年中，辽王死了，辽王的正妃也死了，死于何时，历史没有任何记载，否则，不会是由辽王的次妃出头来告发。

上帝欲灭亡一个人，必先使其发狂。辽王狂够了，自去找窦娥去了。张居正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错。

从这一件事情上起，我们开始看出，张居正的内心也有狠毒阴暗的一面。在决断的时候，往往无情。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他最终赢得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庆五年的下半年，“高张联立”的内阁已是祥云缭绕。内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敌低首下心来服；两强联手，又何所不能？

华夏虽号称龙之族，但斗升小民们却没有什么飞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风调雨顺，能人治国，搜刮不急，有个太平日子过就行了。国势稍为安宁，就众人皆有“今儿个真高兴”之态，决无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设下的这个内阁，现下却不能平静。本来在漫长的实践中，内阁所形成的首辅制，就含有避免两强掣肘的意思。但，中国历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没有办法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却“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在这个多事的平台上，难免日久生隙。

风仍然起于言官之口，他们善于窥人之过，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击。或得名，或得利，或灰头土脸而去，都是他们所愿意的。朱老皇帝就给定了他们这样的生存角色。

此时的内阁，高拱风头正健，但也正被虎视眈眈着。他一贯“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明史…高拱传》），在复归内阁后，借考察言官之机，将触犯过自己的人一律贬黜，而对于门生故旧则着意提拔。就整个言官阶层来讲，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时候没到而已。

另一边，张居正入阁后却一直小心谨慎。就是到现在，虽是二人“并相”，但他毕竟不过是次辅，并不是出头的椽子，与言官们未结下大怨。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他的为政之道，是“非到关键之时、要害之处，决不伸手”。

荆州人的这种智慧，使他虽处于弱势，但未来胜负已是可以预见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窃》说到了要害：“拱甚狷浅，居正已经弄于股掌中矣！”

静静的文渊阁，书香依旧。晨露夕烟中，若登上东华门，可俯看千幢万幢的华屋。这是帝国的心脏。未来国柄，操之谁手？也许在这一阶段里，这就是张居正夙夜思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连他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波，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静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龙翔于天，谁能擒之？

【平台上只有他和皇帝两人】

风乍起，但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成了一场席卷“并相”局面的狂风。

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喜欢操控全局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他们恰恰是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

到隆庆后期，高拱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隆庆对他，一万个信任。在如此巨大的恩宠之下，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

据记载，那时高拱在朝中，唯我独大。凡有敢于抵触者，“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众人皆有惧色。百官没有哪个在他眼里，说捧谁，说贬谁，随心所欲。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其实已经违背了生物的共生原则，就会有一种命定的力量，来毁灭他了。

高拱却感觉不到世间能有这种力量。

能给他致命打击的那个人，此刻也意识不到自己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张居正。他很郁闷，因为祥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天下已安，他本来心情很好，想想五年多来的苦心经营，边事终于得以澄清，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时。

他在给一位地方官的复函中，这种得意心情溢于言表：“盖古今之谋臣策士，所以劳心筹虑，敝口游谈，冀望不可得者，正在于此。今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

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边患已除，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四目相对——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的裂隙，就起于这些微末之处。

这时候的朝中局面，非常微妙。从隆庆六年正月起，皇帝开始患病，并且有热疮不愈。什么是热疮？估计是近侍宦官没带他学好，搞性解放惹上的病。不然养尊处优的高等人，怎么会长疮？

从这时起，隆庆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预感到来日无多，常常考虑起后事来。有时会对高拱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成年的君主），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子）小哩！”（高拱《病榻遗言》）

这时候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才刚刚10岁。无怪隆庆要忧虑。孤儿寡母，天下就被人夺了的，不乏其例啊。

其实这一点，他过虑了，在明朝，言官的监督力量很强，谁想专权专到控制了皇帝的程度，比较困难。同时中央军权很分散，分为五军，前后左右中，不相统属，即“五军都督府”，分管全国各卫所的兵。皇帝还有一支绝对听命的“亲军”，那就是锦衣卫，共二十二卫的兵，足够安全。

如果有人要调兵，必须由兵部（管军政）和中军都督府（管军令）各出一块调兵勘合。打完了仗，将军回将军府，士兵回卫所。将与兵是分离的。平时管理部队的各镇总兵官，因为权利不集中，上有总督、巡抚和监军太监制约，比一个军长的权力也大不了多少。所以，大明是没有可能被赵匡胤那样的军头夺了天下的。

而且太子是早就立好的，不至于出现混乱。早在隆庆二年，皇子仅有6岁的时候，是张居正上了一道疏，劝隆庆早立太子。张居住正说，他在裕邸的时候，就知道皇子聪明，本朝早立太子的事例很多，望皇帝考虑。

隆庆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时皇子是独生子，有个弟弟还没生出来，所以顺利册封。

皇帝的感觉不好，阁臣们就非常紧张，高拱建议，内阁成员在宫内太监的值班室——直庐里值宿，晚上不回家了，保证皇帝随叫随到。他和阁臣一住下，其他六部五都督府的大臣哪里还敢走，就都跟着住下，这叫“朝宿”，集体当了一回太监。

晨钟暮鼓中，高拱与张居正大概都考虑过未来。他们各有依恃，都觉得，下一步自己的根基还是很牢的。

先看高拱这一面。他既是首辅又兼掌吏部，位极人臣，六部九卿无不看他的眼色行事，朝中根基之深，确实无人可比。三年多来，又多少拢络了几个言官愿为之效命，舆论喉舌也不缺乏。对于“外廷”，也就是文官系统这一块，他把持得很死。

国家机器只要想运转，又怎么能少得了他？

而对于“内廷”，也就是太监这一块，他也早就有布局。李芳被罢免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这是个统管内廷二十四衙门的总头目，相当于外廷的首辅。依例应由太监的“二把手”、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特务）的冯保递补。但高拱一向厌恶这个冯保太能抓权，同时也要兑现重回内阁前许下的诺言，对曾经帮过他的太监投桃报李，于是向隆庆极力推荐了御用监老太监陈洪。

可是陈洪是个只会管宫廷家具的老太监，哪能办得了皇帝跟前机要的事，没过多久就被皇帝给撵走了。事已至此，高拱还是不想让冯保蹿起来，就又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

这就更荒唐了，让一个厨子来管内廷，本朝是没有先例的。

高拱为何要一再破坏规矩？其实，他是有一番深远考虑的。在以往嘉靖一朝，太监还比较老实，因为嘉靖本人自幼在宫外长大，对太监的霸道有所目睹，所以对太监相当戒备。到了隆庆，这个自幼跟太监混得厮熟的皇帝登了位，太监就又开始胡闹。堂堂两朝阁老的徐阶，都被他们群起而撵走，高拱对此不得不防——必须安插可靠的人。

高拱的这步棋，从动机上讲应该是为庙堂的稳定着想的。可是从人事上，就大大得罪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巨头——冯保。两次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人格侮辱。

史载：“保由是疾拱”。这个没有下半身的内廷高官发了狠。

然而，高拱不在乎一个缺少零件的家伙有什么感受，他自信得很，因为他看到的是——

内外皆备，稳如泰山。

冯保不是木头，他自有他的一套战法。对他来说，高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拱身后那座不可逾越的巅峰——隆庆。他自然不会去硬攻，而是绕开了去，对隆庆的家庭成员展开了外交活动，皇帝也有三亲六故嘛。

目标很明确：一个，是日后肯定能做上皇帝的皇子；一个，是皇子的亲生母亲李贵妃；还有一个，是一直被冷落、住在别宫里的陈皇后。

冯保的这一手歪棋，大有收获。皇子虽然小，但毕竟已懂得亲疏。两个后宫的女人也需要有个得力太监引以为援助，她们并不是没有企图的人。于是后院悄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势力，在隆庆日近黄泉路的时候蓄势待发。

里面搞掂以后，冯保便把手伸到了外廷。他遇到了一个正好需要他的人——郁闷的次辅张居正。

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裂痕，在隆庆五年底已经非常明显，两人虽没有公开冲突，但人与人只要不对头，从语气、从神态、从肢体动作上都能体现出来。大官有了矛盾，小官的感觉最敏锐，在两人的周围，各自渐渐聚拢了一批言官。两大营垒，在静悄悄中俨然形成。

恰在此时，张居正看到了冯保向他伸来的友好之手。这是内廷里一个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在示好，以张居正当时的弱势地位，岂能不抓住它？由此，他也就握住了李贵妃的那只纤纤素手（比喻意义上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底牌，不是很强，但后劲很冲，等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后院集团，实际上是违反大明祖训的，是个非法集团。朱老皇帝有言，后妃不得干政（老先生很熟悉三国故事），条文列入《宝训》。此外宦官也不得干政，宫门口立有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于外臣勾结内臣、甚至勾结宫闱，那就更大逆不道了，肯定要杀头的。

但制度与法律，自己并没长手，你就是表决通过一万部法律，也挡不住这些事情悄悄发生。

外臣与内臣结交，在古时很为士林所不齿，但张居正去做了。事急矣！他不想被高拱狼狈撵出内阁。有许多事，他还想去做，他认为这些事比保持清誉重要得多。

据万历年间刊行的高拱著作《病榻遗言》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冯保的一个心腹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里去。张居正待徐甚好，三人勾搭连环。冯保是管秉笔的太监，是代皇帝对内阁票拟“批红”的。冯保想得到什么好处，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替他想一个名堂，第二天就以皇帝名义批出来了。

而正常的渠道，反而没有这个通畅。现在，该轮到高拱郁闷了。他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你看，这是一个奇怪的引力场吧？

《病榻遗言》是高拱晚年所著，全书充满了怨气。对张居正虽未点名，仅以“荆人”代之，但傻瓜才看不出来。该书是否为高拱所写，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它是当时的文字，虽不完全可靠，但距离事实应该不是太远。

角力开始了，老套子又要重演，主帅在后，言官打前哨。

首先发难的，居然是反对高拱的一方。人的思维，真的不能以常规论之。

第一炮，御史汪惟元上疏，直斥执政之臣不应“为操切、报恩仇”。——说的就是你眦睚必报的高阁老！

第二炮，尚宝司卿刘奋庸上疏言事，提醒皇上还是要自己看奏章，否则，“恐险邪权势之党转成其奸”。这算是祸起肘腋了，因为刘奋庸不仅是高拱的门生，还是裕邸讲读的旧人。他对高拱的霸道不买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第三炮，也是最凶猛的一炮，是户科给事中曹大焚（“林”下为“土”）点名猛批“大学士高拱不忠十事”。他反映的问题全都有据可查，譬如，提拔门生，打击报复，权力过重，陷害徐阶，党庇太监等，似乎是一个总清算。

前两个冲击波，自有高拱的党羽来招架。这第三波，高拱不能不出面了。

在明代，像这类言官的上奏，内容一般都是要上“报纸”的，也就是所谓“邸报”。这是官方的报纸，内容由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和六科分别收集诏令、奏疏和地方汇报，经过筛选、复制，发传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广泛传阅。邸报最初出现于宋代，是全世界诞生最早的报纸。

邸报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皇帝起居、官吏任免、刑罚公报；还有受限制发布的战报和臣僚奏章。

有了这张官报，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假如有人给你奏了一本，你必须得有个说法，否则就等于默认，那脸就丢大了。

看来，古代的行政，对官僚和识字的人来说，是相当透明的。

高拱不想丢脸，他立刻上疏自辩，并且“乞休”。这也是例行公事，表示自己确实有不好的地方，愿退休以谢天下。

据高拱自己讲，这个曹大炮之所以敢于跳出来，是因为张居正的幕僚（师爷）曾省吾给他过了话，说：“老曹，皇上病成这样，大事都是冯公公在办，冯公公跟我们张大人那就跟一个人一样。你现在要是去弹劾高阁老，必定成功。等我们张大人秉了政，能少得了提拔你吗？”

曹大炮一想，对呀。就干了。

问题是，这么大的动静，冯保一个人是捂不住的。隆庆一定会看奏本，看了后不禁大怒。他病得不清，心情烦躁，火也就大，下令要处置这个没心没肺的言官。我还没死，就又开始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