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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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崛投�强劲的“定力”，尽管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苦苦坚守，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高层领导人多次设法营救，历经两年之久的安庆战役终以太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安庆陷落，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长江门户洞开，曾国藩完全掌握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主动权。湘军挥师东下，围困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不过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六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十二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协办大学士衔，使得曾国藩成为清朝立国两百年以来第一位外臣权位最高者。

位居人臣之极，曾国藩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人性之恶如一头肆虐的恶魔横行无忌，昔日的繁华都会惨遭荼毒，顿时变成一片废墟。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

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而军事上的防范之举却令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之处，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扎武昌。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活剧，达至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他麾下所统湘军约十二万人，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且仅只忠诚于曾国藩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国内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能够与之抗衡争锋。那些驻扎四周的防范力量，除了激怒他外，根本起不到威胁震慑之效。曾国藩只要愿意，兵锋所指，不是归附，就是溃败。

就当时格局、势力而言，一批因湘军而崛起的湖南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的模式执掌地方军政大权。就在曾国藩攻克天京的前一年，即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总督八人，由湘军将领出任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任有七缺；曾国藩所辖江、浙、赣、皖四省，其中江、浙二省富甲全国，根本不必为兵饷、粮饷而担忧。如果将这些间接的、隐性的力量计算在内，曾国藩实际上已据有清朝半壁江山。

友人、幕僚、部将开始以各种形式劝说曾国藩了。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而是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人要知足，位居人臣之极，更复何求？“尔的官是做不尽的”，想到祖父的训诫，他知足了。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能进能退，见好就收，方为上人。况且起兵反清，也是一桩冒有极大风险的“活路”，弄不好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即使成功登上九五之尊，又得经历一番战乱，导致生灵荼炭。他对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掳抢的残忍暴行一直负疚于心，认为这支军队已失却当初的朝气与血性，变得暮气深重，无以约束。特别是攻下天京，已是大功告成，将领升官，士兵发财，人心思归，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加之湘军内部，除嫡系十二万外，又分出了李鸿章的七万淮军，左宗棠的五万左系湘军，如若起兵，他们会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重演内讧的血腥惨剧？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先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怕后人。

其实这都是曾国藩的个人谨慎考虑，湘军如若知道要进军中原攻打北京，只要曾国藩稍加鼓动，肯定会比过去更为凶猛。他还没有鼓动，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三十多员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纸墨，写上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曾国藩以一个道学家的身份，似乎显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但也有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一面，特别是有着一股内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后，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三十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改朝换代的机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华夏民族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复兴机会。

湘军挥戈北向，曾国藩取代清廷，以他的睿智与开放，洋务运动必成正果。因属汉人坐江山，国家政体极有可能很快转向英国似的君主立宪。退而言之，起码不会有义和团的极端排外，不会有慈禧太后歇斯底里地向世界各国宣战，不会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日寇的两次侵华史也得重新改写。曾国藩以全身保家为务，维护了自己的道学家尊严，由此而获得了文韬武略、全始全终、圣贤完人之类的美誉，却置汉族百姓于不顾，最终丧失了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尊严。

如果从宿命的角度而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满清王朝，那也就不是历史的曾国藩，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是策略，连保存实力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只有他一人能够做到。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而分支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追剿捻军，反被捻军击败全军覆没，朝廷不得不再请曾国藩解困。接旨后他愁肠满腹、心绪不振，再也没有出征太平天国时的热血与激情了。他担心的不是捻军难剿，而是清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时，自己过早裁撤湘军也使得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淮军。

亲临战场后，曾国藩很快就针对捻军飘忽不定的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划河圈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克敌方略。可那些调来的淮军，他们虽出自湘军，但将领皆由李鸿章提拔任命，对曾国藩并不怎么“买账”，在执行命令时常表现为消极拖延与暗中抵制。于是，曾国藩下令时必得事先征求李鸿章意见，然后由李鸿章将命令传达给淮军将领，军令要比实际军情落后半拍，常常贻误战机。加之其他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致使曾国藩剿捻一时间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讦与参劾，受到清廷的严厉申饬。

曾国藩心灰意懒，只得奏请开缺。

两年艰辛坎坷的剿捻行动，结果落了个无功而返。曾国藩自然脸上无光，令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兼幕僚李鸿章接过剿捻这支“接力棒”，并依照他制定的军事方略，终于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置捻军于死地。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只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十九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绅士、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市民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深层根源，在于民间长期关于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有传教士、教会的“登堂入室”，民众对其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敌意，这便决定了传教士、教民与官府、士人、百姓之间的难以沟通、交流与理解，而少数传教士的飞扬跋扈、教民的仗势欺人更是在相互隔膜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火上浇油。此外，教堂的壁垒森严也为人们提供了神秘而诡异的想象空间，比如传教士、修女为行“拯救灵魂”的“善举”，常把一些濒临死亡者收入堂中作临终付洗。等到这些人死后，大多埋入教堂墓地。进入教堂的生命全都变成刻有十字的冷冰冰墓碑，几近百分之百的死亡率给人产生的联想实在是太丰富了。因此，关于教堂、教士、教民，无论多么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旋风般吹遍大街小巷与每个角落。比如教堂内男女教徒同处一室共同礼拜，便为“男女授受不亲”的崇奉者士大夫们提供了恶意攻击的把柄，被诬指为教堂是一个教人淫乱的魔窟；教堂为临死儿童施行洗礼，则被百姓误认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医院将解剖后的死婴浸于酒精容器内，被士大夫视为“冲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其实，自明末利玛窦入华传教开始，就有关于西方传教士“挖眼剖心”、“剖腹取胎”、“炼丹采生”之类的谣传。近三百年来，迷信与谣言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误解越来越深，仇恨越积越厚，矛盾与冲突渐次由隐而显，由暗到明。颇有意味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里的负面因素，直到21世纪的今天，诸如此类谣言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据全国各大媒体报道，2007年1月，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便流传着一则“高速路建桥要童男童女献祭”的谣言，说是为了确保高架桥的稳固，将在朱衣镇寻找十八名十二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填埋于桥墩下面。如此荒诞的谣传竟然不胫而走，给当地学生、家长、学校带来了不必要的紧张与恐慌气氛。

炽烈的岩浆在地底冲撞奔涌，寻找着薄弱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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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可能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一起血案。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引信点燃了，嗞嗞作响，随后是炸药包那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十座英美耶稣教堂，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包括领事馆随从两名、传教士一名、修女十名、法国居民两名、俄国居民三名，另有中国神甫一名、中国教民三十多名。

天津教案持续四五个小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