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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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学为业，主要研究经学，以经学六变著称，主张“尊今抑古”。他将“抑古”思想写成《辟刘篇》，认为《周礼》等古文经传多由刘歆伪造；以“尊今”思想写成《知圣篇》，说西汉今文经传才由孔子改制而作。康有为与廖平早就相识相知，也曾看过他这两部手稿。一个无可更移的事实，那就是康有为肯定从廖平的著述中受到启发与影响，并援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之中。创作受到启发影响，引用他人资料是一回事，而抄袭则又是另一码事了。在此，我们无意考证甄别，仅着重于作品的影响与人们的认可，会心于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所言：“不管康是否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同样是对“新学伪经”的考订，廖平的着眼点在于经学正统的学术问题，而康有为却将其纳入变法改制、救亡图存寻找理论根据的政治框架。秦始皇焚书坑儒，人们以为六国典籍及民间藏书已被烧尽，汉代秦立后，便四处搜求耆老宿儒，凭借他们的口耳相传、记忆诵读，硬是复原了昔日的孔子六经。及至汉武帝末年，事情陡然起了变化，一批藏得很深、未被焚毁的典籍陆续被人发现。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书，并形成了两个分歧日甚、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学派——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推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身受大命的“素王”，以治《公羊学》为主；古文经学则将时代推得更远，崇奉周公，以治《周礼》为要，认为六经不过是一些史料，孔子仅是一位史家而已。先是今文经学盛行，到了西汉末年哀帝时，一位致力于古文经学研究的学者刘歆助王莽篡权，被封为国师，于是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与显学。因王莽篡汉建立的朝代名新朝，于是，刘歆的古文经学又称新学，意即“新朝之学”。自此以后，今文经学便一落千丈，直到清道咸年间，才慢悠悠地缓过一口气来，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新学伪经考》中所要考证的，就是刘歆所传经学的真伪，对他一手捧起来的古文经学予以否定。经过一番论证，康有为得出的结论是，秦始皇焚书，并未毁及六经，汉初所传，全是孔门足本；因此之故，西汉经学，便无所谓古文者；大凡所传古文，皆为刘歆伪作；刘歆之所以作伪，就是为了湮灭、搅乱孔子的微言大义，帮助王莽篡夺政权。

康有为拿刘歆与新学“开刀”，得出了一切古书都需重新考证、检查、评估的结论，动摇了正统清学的立足点，也就难怪梁启超将其视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了。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是“破”，那么《孔子改制考》便是“立”。不破不立，有破有立，边破边立，这才是康有为离经叛道的本意与目的所在。

《新学伪经考》以今文经学为正宗，奉孔子为圣人，认为自东汉以来的孔子六经全为刘歆伪篡，那么，孔子的“真经”与“大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便是《孔子改制考》所要解决的问题。

又是一番考据论证，康有为得出了新的结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先秦六经为孔子亲作，但其中关于神农、黄帝、尧、舜、禹以及上古文物、制度均不存在，全为孔子假托。孔子何以“托古”造假？在于先秦时期，周衰礼废，为求通达，孔子不得不进行“改制”。如此一来，圣人孔子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先师与样板。

至于孔子设计与改革的具体内容，康有为给出的答案是，孔子将社会发展的过程分过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据乱世对应于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为君主立宪时期，而太平世属民主共和时代，此乃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于是，康有为笔下的历史观，再也不是传统的治乱循环模式，而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过渡的发展史观。

康有为认为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正是升平世，按照孔圣人在两千多年前早就设计好的蓝图，就是要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孔子改制考》的目的，由此昭然若揭，不过凭借孔子的权威，利用他的神圣，打着他的旗号，行社会改革之实。此书一出，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继《新学伪经考》的“飓风”之后，又在思想界造成了一次更加震撼的“火山大喷发”。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陆军在朝鲜一触即溃，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海陆并进直入中国领土，京城岌岌可危。清廷不得不屈辱求和，准备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闻讯，不禁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当即奋笔疾书，以一天两夜时间，草拟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是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内容主要有三：一曰拒和，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二为迁都，“旅顺已失，威海既隳，海险无有，京师孤立”，建议迁都西安，变被动为主动；三是练兵，以强天下之势，然后力战；四乃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革新庶政等变法方案。

《上清帝第二书》写成，康有为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的帮助下，联络广东、湖南两省以及全国各地前来京城应试的举子签名，共同上达皇帝。因汉代实行征辟制度，凡征召入京任职的文人学士，全以公家车马接送，时人称为“公车”。科举选士制度确立，入京参加考试的举人没有这种待遇了，但“公车”之名却沿袭下来，人们仍以“公车”称呼那些入京应试的举子。因此之故，康有为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上书活动，又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近来多遭学人诟病，原因在于笼罩其上的神圣光环在新的考证与史料面前被打破。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所叙，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三百多名举子联名上书被都察院所拒，后在其所著《汗漫舫诗集》中，又有如下文字：“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余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康有为带头联合十八省举子齐集松筠庵聚会确有其事，因中途有数百人取回“知单”，所以列名的举人只有六百零二名，加上领衔的他，实际数字为六百零三人。正在这时，《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传来，康有为第二天又得知自己考中进士，“公车上书”就此搁浅，并未上呈，所谓都察院被拒也属虚构。

其实，签字人数的多少与是否上呈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公车上书”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唤醒了“吾国四千年之大梦”，人们争相“索稿传钞”《上清帝第二书》。

通过理论著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公车上书”，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地位无可置疑地得以确立。

然而，康有为给自己的定位实在太高，早年就以“圣人”自诩，以睥睨天下的姿态待人接物，以传之后世、流芳千古的想象活在今生、奋斗不止。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孙中山有意结交，并托人转达此意，不料康有为回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觉得他过于妄自尊大，也就打消了交往的念头。康有为不做第二，只做第一，从来不愿屈居人后，“长素”之号便是其真实写照，哪怕名列孔子之后也不甘心。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尘世之人，康有为实在难以达到先知先觉、十全十美的圣人境地，所以不得不在一些事情上大加琢磨做点手脚：一是作秀，二是造势，三是做假。比如《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借用新的史料，参考新的成果，受到他人的启发，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极其自信、自尊与自夸的康有为为了显示自己先知先觉、超越常人的“风采”，不得不“斩钉截铁”地否定他与廖平有着任何牵连与瓜葛。是呵，超然的圣人，哪能拾人牙慧，容下半点污垢与缺点？结果适得其反，知情者据此拥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康有为为人不仁，是一个抄袭、剽窃他人的伪君子。就留传下来的有关“公车上书”的原始资料而言，都由康有为及其门生弟子撰述，而专家学者只要稍稍往里开掘，翻检、参考、比照、归纳同时代其他人的记述，就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于是，一段历史就在抖落刻意的伪装、去掉精心的涂饰中回归本原。“圣人”康有为像这样的做假伪饰还有不少，后面的关键紧要之处，我们当有所提及与指认。

沸腾的热血与赤诚的呐喊，直到引起帝师翁同龢的注意，得到他的保举与推荐，康有为的行为才慢慢与其朝思暮想的目标挂起钩来。

不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三书》，这回总算感动了“上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上达天听”。康有为共上清帝七书，内容不外吁请皇上集思广益，富国养民，教士练兵，设立议院，颁行宪法，推广新政，发愤图强。

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光绪皇帝满心希望励精图治，却又找不到路径与方法，大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郁闷之感，康有为的上书内容，与他心中的一些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光绪阅后先是高兴，“上览而喜之”，眼前一亮，顿觉柳暗花明；继而相当重视，破格令军机处抄录三份，在他上朝的乾清宫及处理政务的勤政殿各留一份以作备览，另一份传发各省大员，原件送交慈禧太后“懿览”；接着颁发上谕，按康有为上书的有关内容，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奏人才。

康有为欣喜不已，又一鼓作气地连呈《上清帝第四书》、《上清帝第五书》，结果两书都被工部扣押，没能到达光绪手中。维新的曙光刚刚破晓，几缕光线还来不及扩展，东方天空的鱼肚白，就被倏忽而至的乌云遮盖了。

犹如一个正在蹦跳的皮球突然刺穿一个洞来，嗤的一声怪响过后，康有为不禁全身泄气。失望至极，深感改革维艰，事不可为，就想在河水结冰之前离开京城，南返广东。

1897年12月11日，北京南海会馆汗漫舫，康有为装好行李准备启程。就在这时，上完早朝的翁同龢气喘吁吁地赶了来，他并不是前来送行的，而是力劝康有为留下，“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康有为被光绪帝的诚意及翁同龢的鼎力举荐感动了，打好的行李又搬回他在京城的常住之所汗漫舫。

于是，第二天就有给事中高燮正式上折保荐康有为，并请皇帝予以召见。结果遭到恭亲王奕訢及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人的反对。翁同龢再行保荐，光绪皇帝在老师的鼓动下，自然有所心动，而恭亲王奕訢又奏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当时的康有为，虽然中了进士，却因顽固的保守派所阻，殿试、朝考卷被逐出十名之外，仅授了个工部虞衡司主事的六品芝麻官。据传康有为能够考中进士，还是沾了弟子梁启超的光。那届科考典试总裁为顽固的守旧派官员徐桐，他对宣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早就恨之入骨，事前便与其他考官暗通声气：“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康有为字），即勿取。”考官阅卷时，将梁启超的试卷误认为康有为的卷子，结果梁启超给乃师康有为当了一回“替罪羊”，名落孙山。

皇帝虽集所有大权于一身，有时也不得不受制于“祖宗成法”，不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光绪皇帝则更甚，慈禧太后这道无法突破、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几乎制约了他一辈子。四品以下的官员不能见，普通老百姓更不可能一睹“天颜”了，皇帝的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由此可见一斑。不得已，光绪皇帝便命总理衙门大臣在总署平日接见外国公使的西花厅召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李鸿章、翁同龢、军机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出席了这次召见会。张荫桓因事中途退出，荣禄话不投机提前离去，三个小时的召见，自始至终只有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三人参加，就变法的一些具体事宜，向康有为提出询问。

好不容易才争来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康作为自然抓住不放，作答时，显得胸有成竹，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义正词言，时而据理力争，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派头与气势。

次日早朝，赞同变法的翁同龢将将此次会见的情形向光绪帝作了汇报，称赞康有为是可用之才。其实，翁同龢早就在光绪面前说过“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之类的话。难能可贵的是，翁同龢的这种夸奖完全发自内心，他曾在致密友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

光绪听了翁同龢的进言，心头又是一阵振奋与激动，决定马上亲自召见康有为。还是恭亲王奕訢出来作梗，说先可以让康有为将变法意见呈上，果若可行，再予召见不迟。光绪帝不好驳回，只得依言而行。

康有为此次遵旨呈送光绪皇帝的条陈，即《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29日呈总理衙门代奏，因许应骙攻击阻挠，结果扣压了一个多月，直到3月11日才送达光绪手中。→文¤人··书·¤·屋←康有为得知第六书送达皇上的第二天，又呈《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及《上清帝第七书》。

康有为提供给光绪皇帝的变法蓝本，就是俄国的变法与日本的维新。继《俄彼得变政记》之后，又进呈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学习彼得大帝变法的勇气与发愤的精神，效法明治维新的变法理论与内容措施，“以俄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在康有为的激发下，光绪皇帝深刻地认识到，“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于是，他决心以彼得大帝与明治天皇为榜样，以锐意进取、狂飙突进、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轰轰烈烈的清末维新变法就此拉开序幕。

这是一场仅仅存在了一百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