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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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运力，无奈积重难返，不到三个月，梁启超就在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中心灰意冷，向段祺瑞提出辞呈。自此以后，他才真正“金盆洗手”，彻底脱离政界。当他回忆自己的从政经历时，不由得表明心迹道：“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梁启超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富强迟迟没有出现。于军阀混战的满目疮痍中，他仍苦苦地思考着、探求着。为寻求未来中国的光明发展之路，1918年底，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以“欧洲考察团”名义赴欧游历。在一年的时间里，梁启超等人先后考察了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面对元气大伤的欧洲，梁启超觉得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科学万能”的梦幻破灭了。于深沉的反思中，梁启超感到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代议政治等西方精神文明，大有摇摇欲坠之势。于是，孔孟之学在他心中开始慢慢复活。欧游归来，梁启超创作了《欧游心影录》，认为诞生于西方文明中的许多学问、方法、途径并不适于中国，比如社会主义就是。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地妄自尊大、否定西学，而是提出了“化合”新文明、重建“新文化体系”的构想，具体分四步操作进行：“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这种构想，与康有为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作出回应而创作《大同书》颇多类似，只是梁启超未能向深处开掘，撰写理论性、系统性的著述。

梁启超息影政治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主要时间与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留下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极具价值的学术专著，他也因此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教育方面，他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长期讲学，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说，仅1922年4月1日至1923年1月13日的大半年时间里，就为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先后公开演讲五十余次。其次数之多，听众之广、题材之博，在中国近代学术演讲史上首屈一指。

作为一代产生巨大影响、著作等身的国学宗师，梁启超的学问欲远甚于政治欲，哪怕涉足政坛，也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停止发表学术论文。他一生几乎每天都在做学问、写文章，且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一气呵成，不必修改，留下了一千四百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内容涉及史学、文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宗教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图书文献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学科，上括古今，兼及中外，特别是在构建近代史学理论体系及全面总结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参与了中国近代后期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并且从戊戌变法到1928年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这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在他的著述中都得到了全面反映。他的著作，即使撇开中西汇通、古今纵横、影响深巨不论，仅就数量而言，也远远超过了朱熹、王船山等人，成为中国自古以来著述最多的伟大学者。这些文字，实属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因数量过多，涉猎太广，较为深厚，至今仍未能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既然研究不够，遑论吸收消化？

梁启超兴趣广泛、能力超群、求通求达、求新求异，在革命与专制、中学与西学、开明与保守、民主与封建之间变化、矛盾、徘徊不已。但是，他一生也有诸多不变之处——对社会、对人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改造欲望，时刻葆有刚强的毅力与旺盛的激情，其爱国之心、立宪之志、新民之道更是持久不变！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所言：“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

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梁启超本可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财富，然而，平素不善保养的他积劳成疾，小便带血，身患肾病。本非不治之症，结果碰上了一场偶然而倒霉的医疗事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六岁。

梁启超的壮年早逝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诸多猜测，直到1970年，梁启超/‘文~/之子梁思/‘人~/成因病入/‘书~/住父亲病逝/‘屋~/的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获知父亲病逝真相：1926年3月，梁启超便血腰疼前往协和医院求医。医院以最好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为其查验，经X光透视表明，左肾有一处黑斑，患有肾结核，需切除治疗。结果在手术时，值班护士用碘在梁启超的肚皮上标错了地方，而主刀却没有仔细核对挂在一旁的X光片，竟将好端端的右肾给割除了。手术后，梁启超的病肾仍留体内，便血不止；而好肾又已割除，因此身体逐渐衰弱，病情恶化日甚一日，终至一病不起，自称可活八十岁的他就此溘然长逝。协和医院出现如此重大医疗事故，自然难辞其咎。他们虽然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悲剧性的错误，但梁启超作为一代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巨擘，内情一旦公布，协和医院的声誉极有可能一落千丈，遂将事实真相作为“最高机密”归档，长期隐瞒。后来医学教学讲授如何通过X片辨别左右肾脏，举出梁启超这一病例，遮蔽了几十年的“最高机密”才大白于天下。而此前有关梁启超的资料、传记等，在述及此次手术时，因割除的是右肾，大多记述，也是说右肾长了一个瘤子，经手术割除，而病情却未好转云云。

与梁启超的情形相反，康有为在中医无效平静等死的日子里，仅凭研读几本西医书籍，自己为自己诊断疗治，竟然“妙手回春”、死里逃生。梁启超贻误于西医，当时就有著名文人陈西滢撰文质疑协和医院，质疑西医：“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何种病……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陈西滢据此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此文一出，徐志摩等人撰文大力支持，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西医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梁启超私下里也认为“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他是西医科学的坚定支持者。面对一片反对西医的声音，躺在病床的他从维护科学与西学的角度出发，当即写下《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既为西医辩护，也是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个别病例的误诊而打倒西医，全盘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借西方文明之火，以传统文化为薪，锻铸新型国民，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梁启超人生之始终。他的毕生成就，既在学术、事功，更在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呼唤新国民。他认为中国乃“少年中国”，他自己也是“少年中国之少年”。他历来主张欲革新国家，必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开展国民运动，最重要的就是塑造“现代青年”：“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他至死都在进行着启蒙广大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开辟新中国，建设新世界。梁漱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当任公（梁启超之号）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通，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惠及当时一代人，而是长期持续着，施及今天乃至未来。

记得笔者十八岁那年读师范时，初见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下子就被他那汪洋恣肆、辽阔奔放、一泻千里的激情与生动形象、诗意盎然、绚烂多姿的文字所吸引，不知不觉地深陷其中，直至花了几个早晨的功夫将全文背下，才觉得完成了一桩重大任务似的心有所安。尽管篇幅有限，我还是忍不住将《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段抄录下来，作为本文结尾，与读者诸君共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唯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唯我少年享之……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孙中山：民国之父

鸦片战争在带给中华帝国炮火与灾难的同时，也开启了几扇认识西方世界的窗口，唤起了沉睡不醒的有志之士与部分民众。就地理位置而言，鸦片战争源于广州，因此，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珠江三角洲，相应地占有了得风气之先的条件与便利。撇开其他不谈，仅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量级关键人物，仿佛惊雷霹雳般一下子就涌现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四位。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康有为的故乡是广东南海县（今佛山南海市），梁启超生长于广东新会县（今江门新会市），孙中山诞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这么多风云际会的顶尖级历史人物，突然出现在以广州为中心，半径约一百二十公里的区域内，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法国著名史学家、批评家丹纳认为，一种文明的发生、发展及性质取决于种族、环境与时代三大因素。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究其实，也是一种文明的发展与转型——由传统农耕文明向西方工业文明的转化与变迁。种族因素姑且不论，环境与时代，的确成为极其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因素。

广州在清廷近两百年的闭关锁国中，是唯一的一直对外开放的商埠，又因其毗邻香港、澳门，较之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其他四处通商口岸有着更多的地理优势。珠江三角洲作为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一时间因缘际会、人杰地灵、风起云涌，也属势至所归。基督传教士经香港来到广州，正是他们的通俗宣传册子成为洪秀全“太平天国”的源泉、基础与动力；康有为若非涉足香港，由耳闻目睹的震惊，到大购西书而归的刻苦研读，就不会有此后的维新变法；梁启超最初虽未亲往香港、澳门，但他直接受益于康有为中西文化融汇的“乳汁”；孙中山则比他们三人走得更远，十二岁就由水路经澳门远赴美国檀香山，并在那里习业读书。

其实，早在孙中山之前，珠江三角洲就已走出了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广东香山人容闳。1872年，又是他，作为学生监督、驻美副使率领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三十名留美幼童常驻美国，长期浸润在“欧风美雨”之中。

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全家住一间简陋小屋，靠租种几亩薄田过活，难得吃上一顿米饭，常以白薯为食。家中自然无钱为他单独聘请塾师，七岁时，便在别家私塾中附读。九岁入村塾就学，村塾，是一种带义学性质的学塾，经费从村中公产田收入中支出，以资助贫困子弟求学。也就是说，孙中山在赴美之前，已熟读《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古文评注》等训蒙读物及“四书”、“五经”，奠定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基础。

孙中山得以赴美，全赖远涉重洋的兄长孙眉。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孙眉在檀香山独自经营了一所农牧场，后又开设商店，使得全家的经济条件大为改观。1878年，孙中山在远赴异国他乡途中，“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檀香山的五年习业、学习生活，对年少的孙中山更是有着脱胎换骨的改造与变化。正是在这里，孙中山亲身感受到西方法制社会的良好秩序，读到了华盛顿、林肯等伟人的传记，接触到民主共和思想，娴熟地掌握了英语这门国际性语言，为此后七次周游世界从事革命活动，大量阅读西方原著，在海外联系外交、发表演说提供了极大便利。孙中山多次指挥革命党人进行军事活动，任过大元帅，可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从未有过参军经历，仅在檀香山就读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上过兵操课。随着军事口令，孙中山摆动双臂，迈着健步，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对这适于现代武器的新式操练，孙中山不仅感到有趣，也觉得很有意义。这恐怕算得上他早年唯一的军事训练了。在檀香山，孙中山还想剪掉辫子，加入基督教，只是遭到哥哥孙眉的极力反对而作罢。但他后来还是因为反对偶像崇拜，扯毁关帝画像而惹恼孙眉，不得不听从他的安排，中途辍学回国，返回故乡翠亨村。

但孙中山终究不是“池中之物”，很快又转入香港继续念书，完成中学学业后，进入医校学习西医。当然，他在檀香山受阻于兄长孙眉的事情，很快就如愿以偿地得以实现——加入了基督教，剪掉了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