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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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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衢云作为最早的社团——辅仁文社的首领，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无疑壮大了反清斗争的革命力量，但内部纷争也随之而来。一次，孙中山与杨衢云发生激烈争论，杨衢云一把揪住孙中山的辫子就要动武，孙中山只有隐忍不发。广州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召开会议，推选一名“合众政府大总统”，以作为革命成功后建立国家政权之预备。最有资格当选的，唯有杨衢云与孙中山两人，但拥护他们的双方互不相让，争执非常激烈，几乎闹到翻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于是，孙中山只有主动谦让，事情才得以顺利解决。
黄兴在设计国旗、发动“二次革命”、改组中华同盟会等问题上都与孙中山意见不合；宋教仁在国体上力主建立内阁负责制，还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与孙中山对着干；章太炎动不动就与孙中山过不去，在不明真相的情况指责孙中山贪污挪用捐款，鼓动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老革命党人冯自由极力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不满孙中山的容共态度，多次指责，并要求孙中山“向党员引咎道歉，以平多数党员之公愤”……面对这一切来自内部明的暗的矛盾纷争，孙中山所采取的，总是不计前嫌，以其宽阔的胸襟一一化解。他的身上，总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吸附着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追随者，“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地完成他的远大理想与未竟事业。
革命需要宣传，信念需要传播，孙中山的思想学说日益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与演讲、宣传、辩论、言说等密不可分。演讲对传播思想，感染听众至关重要，孙中山极富革命宣传家的天赋与才华，无疑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演说家。他认真阅读过纽约出版的《演讲修辞学》，对演讲作过细心的揣摩与研究。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对孙中山的演讲有过相当生动的描述：“中山说了几句开场话之后，向前面走几步，听众掌声雷动。他静默移时，再前进一步，掌声又起，夹杂一片欢呼声。他等了一等，将手举起，听从肃然，寂静无声。中山仍举手静默，屹立不动，乃开始演说。他演说时，差不多换了一个样子，骤然响朗的声音，中人如有电力。他的话句句真实，字字迅疾。他的声音，准确锋利像机关枪，高下徐疾，如合音节。他的演词平稳如流水，煞尾清楚，戛然而止。他依然静立在讲厅回声的中间，而他的话，已经深入听众脑筋里了。听众的欢呼声鼓掌声又起……”孙中山每次演讲，都能控制现场，笼罩全局，感染听众，鼓动人心。章士钊对孙中山的口才也深为折服，据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所记，章士钊曾经说过：“我每次去看孙中山，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见了面听他的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
其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赖与崇奉，有时真的就是一种感觉，一席谈话，孙中山就具有这种神奇的魅力。日人宫崎寅藏拜访孙中山，仅仅一次谈话，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就上升为在日本、支那、东洋再也难以找到的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的伟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写道：“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一个异国人，以一次谈话为转折，此后的一生，便全心全意乃至倾家荡产地帮助孙中山进行中国革命，这种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实属难得。
颇富传奇色彩的是，孙中山凭着他的口才与人格魅力，竟然好几次逃过暗探、想要出卖他的人及前来抓捕他的敌人士兵。
为了革命，孙中山不惜牺牲一切，但他又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他曾十分坦率地说过，他一生最爱，除了革命，就是读书，然后是女人。这种直言，不仅没有影响他形象的高大，反而让人感到他的率真与丰富。
人格魅力是个人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是道德、品格、胸怀、无私的一种自然袒呈与流露，是模仿、伪装不出来的。比如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真挚爱情，说到底，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种焕发与吸引。爱上一位比自己年长二十七岁，且长期称为“叔叔”的长辈，别说外界阻力，仅个人的内心障碍，就难以消除。其实，在宋庆龄之前，也是作为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姐姐宋霭龄，也对孙中山产生了一种亲密而特殊的恋情。父亲宋耀如从大女儿对孙中山随员流露出的颐指气使，以及她注视孙中山时那种无法掩饰的脉脉含情，及时发现了宋霭龄的内心秘密，赶紧派出他认为非常单纯的二女儿宋庆龄接替大女儿的工作，人为地制止了一场单相思。令宋耀如没有想到的是，宋庆龄比她姐姐陷得更深，走得更远，竟然冲破重重阻力，置家庭及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于不顾，毅然决然向这位父亲好友与“革命之父”表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革命是不管年龄和世俗成见的。”
孙中山平易近人，没有官僚脾气，从不打官腔摆架子；他为人率直天真，极易轻信他人，所以常常受骗；他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生活非常朴素；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一辈子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他从不为个人、亲友谋取私利，在所题字幅中，孙中山写得最多的就是“博爱”、“天下为公”。兄长孙眉是孙中山早年人生转折的关键，但他对孙中山的叛逆思想极其不满，时时加以管束，并将他送回国内，兄弟二人差点反目。后来，孙眉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先是同情革命，后是捐款资助，最后则亲自组织武装起义。广州光复后，为支援革命倾家荡产的孙眉回到国内。1912年2月，广东党政军各社会团体一致要求孙眉出任广东都督，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表赞同，但孙中山却以家兄质直过人，不适于政治予以拒绝。孙眉对此十分不满，孙中山道：“你是我大哥，家里的事，我可以听你的，国家的事，可就不能随便。”
孙中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格魅力的成功，他的身上透着一种众望所归的天生的领袖气质，其真挚诚恳、乐观主义、献身精神感染着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而他的失败，则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的积淀过于深厚，以及民族的劣根性过于顽固。
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图权位、功成身退，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真像一道奇特耀眼的光芒刺破茫茫黑夜，西方民主政治的曙光，仿佛就要照临古老的中华大地了。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孙中山、黄兴的辞职不仅没有成为表率，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改变人心历史，反而使得独裁统治得以顺利施行，最终落得个军阀大战的混乱局面。也就难怪有人因此而责怪孙中山与黄兴，说他们没有负起善始善终的责任了。
最可笑又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孙中山下达“剪辫令”后，不肯剪辫的不是满清贵族，而是以张勋、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以忠臣自居的汉人。所有保皇党人，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辛亥革命后，图谋恢复满清复辟的，也是以康有为、张勋等为首的汉人。
孙中山在《北伐宣言》中写道：“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断，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这里的“传统思想”，自然是指腐朽的帝王思想与专制思想。面对民国招牌的有名无实，民国政治比满清更为腐败，官僚军阀无恶不作的冷酷现实，1924年春，孙中山不禁愤慨万分地说道：“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他由此认为“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是为我们的师导”，所以目光转向苏联，“以俄为师”，以党治军，以党治国，加强集权。
孙中山的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生以民族主义为己任，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半生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目的，欲将这一外来的政治体制，建立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土壤之上，总是遭到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排斥与拒绝。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起义，武力护法，率军北伐。然而，就在这长期不断的革命过程之中，为统一号令、加强纪律、壮大力量，孙中山不得不一再集权，一再要求部下对他效忠。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在论及孙中山时，都认为他有着很强的权欲与领袖权，且民主素养不足，常常露出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固执己见，难以采纳不同的意见，极喜他人恭维，这些常人难以避免的缺陷，孙中山身上也时有流露。陈其美曾当面赞颂孙中山说：“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回道：“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按照孙中山循序以进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发展时期，“军政”时期的执行者与“训政”时期的所谓训练者，往往高居于国家与民众之上。就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而言，孙中山以追求民主自由为目标，没想到却背离了英美民主宪政，为国民党的党国集权模式，为蒋介石成为执掌军政大权的独裁者提供了可能。孙中山晚年曾公开提出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其结果是在国民党的集权暴政统治下，广大民众像对待帝王一样对待党，对待主义，成为没有个性只有共性、没有思想只有奴役的顺民。短暂的共和曙光在东方的天空刚刚破晓，就被死灰复燃的国民党一党专制、集权与独裁所吞没。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确乎突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历史怪圈，但又进入了另一种他没有预料到的新的怪圈之中；或者说挣脱历史怪圈之后的他，仍拖着一条长长的没有完全进化的封建“尾巴”。比如孙中山的归葬，为他修建的墓地叫中山陵，所谓的“陵”，便是中国封建帝王坟墓的称谓；将他的灵柩由北京移往南京，被称为“奉安迎柩”，停灵公祭称为“奉安大典”，所谓“奉安”，是古代对帝后安葬及神主迁庙的一种尊称；中山陵共三百九十二级，近三十层楼那么高，民众瞻仰孙中山，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爬，真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这些，与他毕生所追求的民主主义，与他倡导的自由平等，确乎大相径庭！
当然，如果上帝假以天年，让他多活十年、二十年，哪怕几年，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当会出现新的变化，他所领导的革命定会出现一种新的气象。南北会早日统一，中国就可尽快地进入宪政改革与经济建设之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也许会成为类似美国两党制的共和基础，一执政，一在野，相互监督，轮流执政，以此过渡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即使分裂，也断断不至于出现血洗、屠杀、战争的暴烈惨剧；那么日寇就不会乘虚而入，未来的中国，就会少掉无数血与火的劫难。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除了仰天浩叹，唯有内心泣血！
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于南京，他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最后又葬于南京；他生于广东，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但心中一直想着的，却是离开广东；他对北京的皇权统治深恶痛绝，正当他走向北京极有可能在各界的拥戴下成为正式大总统之时，却身患重病撒手人寰，哪怕死后，也不愿在呆在这块专制皇权笼罩着的地盘，而以南京紫金山为最后的归宿之地，“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孙中山儿时常以自诩的“洪秀全第二”，他“从来不说太平天国不好”，其反抗的底色，革命的基调，一辈子也没有改变——就某种情形而言，孙中山还真有点洪秀全第二的味道：他们俩都起于广东，而葬于南京；洪秀全建立拜上帝教实现人间天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党国模式多少有些类似；洪秀全北伐未能成功，建立的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一块南方根据地，孙中山也曾北伐，建立了一块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根据地……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尽管如此，孙中山毕竟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显然超越了洪秀全：洪秀全未能推翻满清统治，他做到了；洪秀全建立的是畸形的虚幻天国，孙中山始终着眼于社会现实与中华大地；洪秀全的个人腐败、穷奢极欲，是以广大民众谋福利为宗旨的孙中山所全然没有的；洪秀全的思想，吸取的只是断章取义的西方宗教糟粕，而孙中山吸取的则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且从不排斥传统，总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比如他设计的中山装，前襟四个口袋，便象征着“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洪秀全最后归于彻底失败，太平天国过后，留下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孙中山的革命则获得了成功，他改变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其影响延及今天，仍将深刻地作用于未来……
孙中山是一位受到国共两党爱戴与敬重的革命领袖，国民党尊称他为“国父”，共产党给他以“革命先行者”的荣誉；他将世界主义作为一个遥远而崇高的目标，又享有“世界公民”的美誉。但由于孙中山本人的丰富与复杂，所以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风云人物与研究者，都按各自的需要去理解他、塑造他。过去曾有过人为的拔高，将他视为一尊完美无缺的神灵；现在则有人故意哗众取宠，肆意贬低攻击，说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冒险主义者，说他迷信武力、出卖国家主权等等。其实，这样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与态度都不正常，应回归客观与理性，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他是人，不是神；他有缺陷，但无大过；他给历史带来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主观愿望及个人品德无可指摘。
无论我们怎样对待、研究、评价孙中山，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何种情形，孙中山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于是，不由得想起了郁达夫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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