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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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但并未明确肯定西方文明，没有彻底摆脱华夷之辨、以华变夷的传统观念羁绊，对开埠通商持保留态度，并在福州神光寺事件中意志用事，给人以排外之嫌。徐继畬虽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但其目的与林则徐一致，将英人驱除出城。只有到了郭嵩焘，认识才有实质性的转变，他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褊狭之见，一再批评各地利用民众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的反入城斗争，强调必须坚决劝导制止。他大胆提出与外人开埠通商的主张，在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八日的一道奏折中指出，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要招徕商贾，多开放一个口岸只会对国家有利，这样就可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不仅如此，他还鼓励民间经商，呼吁撤销禁海令，保护商人利益，甚至主张让商人参政。一句话，他希望清廷全面引进、效法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求富国强民之效。这些超前认识哪怕在今天，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一个暮气沉沉、风雨如磐的末世社会，可以想见的是，这种空谷足音不仅无法得到统治者的回响，即使在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中间，也难以引起共鸣。

有人做过统计，从林则徐1841年编译《四洲志》开始，至1861年为止，二十年间共编撰有关世界地理著作二十二部。尽管观察与描述还比较肤浅，展示的世界也不甚清晰，但毕竟象征着中国人凿开了塞听闭目的混沌状态，传统的天下观开始有所突破，正逐步走向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然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却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同，向西方学习并未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思潮。朝廷没有反应，普通民众也无知觉。中国传统行政以县治为独立单位，县下并无今日的乡村政权，县衙也只有为数不多的衙役皂吏以供驱使。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治理与启动全靠当地士绅的自觉承担与调节。也就是说，士绅阶层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体下对引进新观念，吸收新知识，改造旧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鸦片战争的教训，学习西方的号召并未在全国广大士绅阶层中形成紧迫的回响，他们在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关头，严重地失语、失职乃至失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然麻木了他们的神经，封闭了他们走向世界的心灵，窒息了他们正确认知世界的能力。

当郭嵩焘抱着“通察洋情”的目的，不惜拼却身家名声，以年近六旬之病躯，勇敢地担当首任驻外公使之职，踏上七万里远程之时，朝廷内外竟然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卑躬屈膝，“以夏委夷”，乾坤倒悬，丧失“国威”。他的家乡湖南士人更是猛烈抨击，参加乡试的考生集会玉泉山对他进行声讨，一把大火烧了与他相交友善的西枝和尚主持的上林寺。同乡兼好友王辏г烁�是为他叹息扼腕，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刘坤一质问他：“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更有家乡士人作联讥讽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一人理解并加以肯定：“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分子——士人、大臣的认识仅只如此，遑论被皇帝、朝臣目为“愚民”的普通百姓？传统历史视野下的外交，就是其他国家的使者前来中国进贡，因此，华夷之间，要么征服，要么同化，就是没有平等交往，没有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外交”。其实，清朝决定派出使节，也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西方压力与诱导的结果。在向欧洲派遣第一批外交官时，国内无一人应征，清廷不得不聘请美国退休外交官作为中国特使前往。

置身封闭的国内，囿于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士大夫的偏激与愤慨尚能理解，而走出国门亲眼目睹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之后，仍然顽冥不化，就匪夷所思了。刘锡鸿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个例。作为与郭嵩焘一同出使英法的副使，近两年的欧洲生活经历，非但没有使他的思想认识发生变化，反而更加坚定了原来的国粹立场。出使期间，刘锡鸿每十天一次，就要将自己的日记寄回总署，汇报郭嵩焘的一举一动。有人说刘锡鸿专门打“小报告”是受人指使，是清廷顽固派有意安插在郭嵩焘身边的暗探与“定时炸弹”。这不过是一种臆测而已，并无足够的证据予以说明。刘锡鸿原为郭嵩焘任粤抚时的部下，且郭嵩焘曾有恩于他，赴英使馆谋职，完全出于刘锡鸿的个人自荐。刘锡鸿这样做，其实也是出于本心，他代表了中国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一种被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元素严重扭曲后的本能反应与自卫。譬如他亲身感受到西方交通的便利之后，竟在清廷围绕建造铁路的利弊之争中呈交一份奏疏，列举二十三条理由，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铁路。

面对与华夏文明完全不同的新奇社会，郭嵩焘产生的是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如不学习就会被世界遗弃；刘锡鸿虽然也认为眼前所见优于华夏，但得出的结论则与郭嵩焘截然不同，认为是西方采纳了孔孟之道中“仁”与“义”的缘故，从而更加证实儒家传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之道。下面，我们将从他的《英轺私记》中引述一段相关文字，不仅可以反映他的认识与心态，也是所有顽固守旧士大夫的一面心灵之镜——当波斯藩王问及“中国何以不制火轮车”之时，刘锡鸿写道：

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驶数万里。那位波斯人正在迷惑不解时，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对刘锡鸿这样的回复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因为这种精神的力量在“文革”时期经过改头换面，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历史就是这样“换汤不换药”以似曾相识的方式不断地循环着，难怪克罗齐要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

刘锡鸿将郭嵩焘在欧洲的行状整理成十大罪状，每条都有言之凿凿的所谓证据。其实这些所谓的罪状，什么“不分内外，诋毁时政”，“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等，明眼人一看就知此类指责属“小题大做”、“上纲上线”的无稽之谈。那些为罪状而罗列的所谓证据，如学洋人用伞不用扇，学洋人听歌剧手捧节目单，参观炮台竟披洋人衣服，叫小妾学习外语四处应酬等等，今日看来，不过徒增笑料罢了。可这些罪状与证据，在当时不仅可以使郭嵩焘去职，还将遭受严重惩处。正副使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国内对郭嵩焘的攻诘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他遵总理衙门之命写就的《使西纪程》一书，因大力称赞西方政教修明，希望中国急起直追采纳学习，刚一刊刻，便遭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及清流重臣李鸿藻、张佩伦的上奏攻击弹劾，《使西纪程》原版被彻底毁弃，严禁流行，作者本人也落了个“汉奸大佞”的骂名。

面对无法排解的内外交困，在任期还差一年零七个月之时，郭嵩焘不得不奏请撤差，遗憾地提前结束公使之职。回国后连正常的进京述职也没进行，便称病乞休，且很快就被诏允还乡。当他返回故乡湖南时，乘坐的西洋小火轮受到乡人拦阻，大街小巷贴满了辱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于湖南湘阴老家抱病而卒。临终前夕，尽管孤独郁闷，“谤毁遍天下”，但他相信，只要中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总有一天，人们会记得他的功绩，赞同他的识见，实践他的抱负，于是，悲怆的心胸不觉“泰然”，且涌出一股自信与豪迈，自题小像诗云：“流转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仿佛为了印证郭嵩焘的预言，在他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遭受的仍是冷漠与不公。当时由王先谦等具奏，李鸿章代奏，请宣付国史馆给他立传并赐谥号，诏不准行。最令人痛心的是，在他死后九年，义和团运动风行，庚子年间京城搜杀“二毛子”时，还有京官奏上一本，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难道真的要等到百年之后，走过一段反反复复的弯路，经历一番曲曲折折的磨难，人们才能重新打量、认识、评价他吗？

“早叫的公鸡”在刚发出几声长鸣之时，其悲剧性结局就已命中注定，要么自动闭嘴，要么遭人阉割，要么被人杀掉，这是古往今来无数先知先觉者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可民族的发展与前途，将由此而不得不付出沉痛的代价。

一个古老而封闭的民族在没有任何预感与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敞开大门，千年沉睡一旦醒来，方知天朝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所谓的君临天下、统驭四方不过是局于一隅的自我陶醉。原先的优势仿佛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原有的文明体系开始崩溃坍塌，于是，失序与混乱、痛苦与磨难、失落与困惑紧紧地纠缠着这块土地上的广大民众。昔日的自豪与辉煌，竟成为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那迈向未来的步履，是那样地蹒跚而彷徨，踉跄而颠踬，实在让人不忍注目与回望。

马克思当年评价封闭的大清王朝时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倚，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决斗中死去。”

是的，一个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除了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与选择吗？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大出乎清朝统治者的意料之外，不仅没有收到禁烟之效，反而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带来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开埠通商、自由传教、协商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屈辱条款。

《南京条约》签了，西人堂而皇之地来了，战后清廷，不仅没有吸取半点教训，奋起直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是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的传统“国策”，一方面不得不在表面上恪守约定，另一方面则敷衍其事，尽可能地将洋人的活动范围与影响限制在五口通商之地。

尽管如此，铁板一块的中华帝国仍被大不列颠帝国凿开了六扇大大的窗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与割让的香港。洋人虽不能进入内地，却可在六地自由出入、自由贸易，最为关键的是，长期遭禁的基督教在这些划定的地盘取得了合法身份证，可以修建教堂、自由传教了。

经济与文化，就这样以一种缓慢而顽强的方式，开始一点点地蚕食、改变、重塑古老帝国那已然衰朽的肌体。

基督教曾三次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自唐代初期的“大秦景教”，到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然后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令无数基督教徒伤心欲绝的是，无论当时多么兴盛，最后都免不了以“笙歌散尽花落去”的结局而收煞。透过枪炮胁迫而签订的《南京条约》，虔诚的基督教徒仿佛看到天国那神圣的光芒，正照临在曾让他们黯然神伤的中华版图，他们眼前，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新变局与有利机会。一时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以锲而不舍乃至舍生忘死的精神，加快传教步伐，尽可能地将影响深入内地。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一位名叫洪秀全的落第书生在广州街头获得了一本传教士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正是这套基督教的通俗册子，不仅改变了一个书生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加速了它的崩溃与灭亡，甚至差点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洪秀全是在1836年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后获赠《劝世良言》一书的。科考落第，本属正常，不少人从小考到老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中秀才，何况洪秀全当时还只二十二岁，这于一般士子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可对洪秀全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洪氏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洪秀全排行老幺，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七岁即入村中私塾就读，除诵读科举考试不得不研习的四书五经外，还自个儿阅读了不少古代历史方面的书籍。据族弟洪仁�回忆：“其天亶呈聪，目不再诵，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家人、塾师、族人都十分看好洪秀全，认为他前程无量，日后必将发达。“确信他将及时取得功名，甚至成为翰林……这样，整个家族也将因他的高位而得到荣耀。”因此之故，家人哪怕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也要供他继续念书。特别是父亲洪镜扬，更是对幼子寄予无限希望，将他视为光耀门庭的骄傲。平时聊天，父亲总是喜欢以幼子为话题，每当听到别人对洪秀全的赞许之辞时，洪镜扬便高兴得眉飞色舞，有时还兴犹未尽地将对方邀至家中，继续围绕幼子的聪颖刻苦与美好前程谈论不休。

可以想见的是，在这种环境与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洪秀全，对科举的一再落第该是多么失望与沮丧。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不仅是他个人的期待与光荣，也是整个家族的企盼与荣耀呵。

就洪秀全的现存诗文及人生谋略而言，平心而论，他并非那种有着特殊天赋的奇才。只是他所出生的那个村子十分偏僻，人口也不多，约三百村民，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洪秀全的确当之无愧。然而，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别说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即使与当时的风云人物相比，他在才华上也要略逊一筹。洪秀全的落第，虽有几分遗憾，也并非特别冤。然而，封闭环境的长期生活，乡民“歌功颂德”的氛围熏陶，族人殷切期望的特殊影响，使得洪秀全不可能客观而真实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他不仅对功名利禄过于敏感，也形成了自视其高的傲慢与狂悖。

第二次科举落第，洪秀全十分郁闷、痛苦而失望，连个秀才都考不上，更不用说什么举人、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