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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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褒贬很值得推敲。这位严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时官场上有以籍贯代称其人的习惯，所以很多书上都叫他严分宜）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小说戏剧感染力强、传播快而广，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他就想当然地相信《打严嵩》里塑造的那样一个人，不再费心去细读各种史料。

以史书方式确定严嵩为“奸臣”的结论，是满清统治者做出的。清代初年修《明史》，最终把严嵩列在《奸臣传》里，从此严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过程中，史馆诸臣对此有过激烈辩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了这个有趣的场景：

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椿学士从容太息曰：“分宜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罪之疏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李绂】闻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66｝

李绂跟严嵩有老乡关系，但他之于明史馆“单挑”群僚，却并非感情用事。一则个性使然，不随同流合，更因他“记闻最博”，对史事了解较多。所以，就严嵩是否入《奸臣传》一事与大家舌战时，“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都说不过他。然而，当杨椿发表一番议论后，李绂却突然缄口不言，就此放弃立场。

为什么？杨椿究竟说了什么而令李绂默然？

关键就在杨椿提到的杨继盛事。杨继盛是徐阶门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击严嵩，列出五奸十大罪，这篇文章名为《请诛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认为表面劾严，内里是冲他来的。下狱，严刑拷打，于嘉靖三十四年处死。嘉靖晚年，严嵩倒台，再后来嘉靖崩，他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67｝。——此即杨椿“后来议恤议谥”一语所指。

杨继盛反严之初，即以“奸臣”称严嵩。杨先因此事被嘉靖杀掉，继之，严嵩又被嘉靖亲手搞掉。这样，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丧命的杨继盛就成了忠臣，到隆庆时被表褒，赠衔赐谥，还在保定建了名为“旌忠”的纪念堂。这就是严嵩之为奸、杨继盛之为忠的由来。

本来，这段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嘉靖。他为保护严嵩（表面上）杀了杨继盛，然后，翻手又将当时的保护对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乱。若无嘉靖在世时亲手打倒严嵩于前，后来隆庆皇帝也不便为杨继盛翻案，将他从罪人变成忠臣。所以，这里面的忠奸问题，都不过是嘉靖一手策划。照理说，改朝换代之后，清朝史馆诸臣可以不理会明代政坛的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实本身，重新给出一个描述。

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盘接受了明代官方关于这段公案的结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张。

顺治皇帝曾经专门指示，将杨继盛事迹写成戏剧《忠愍记》，还升了剧作者的官。请注意，这部戏剧的名称就直接取自隆庆皇帝给予杨继盛的谥号。顺治十三年，还以顺治本人的名义写有《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旗帜鲜明地把杨继盛树为大忠臣的典范，对严嵩则做出这样的评价：“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68｝

乾隆皇帝也多次亲自写诗或发表言论，赞扬杨继盛。他写有《题杨忠愍集诗》《旌忠词诗》等；还亲口评论道：“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69｝

清代修撰《明史》，从1645年开设史馆，到1739年刊刻告成、进呈皇帝，横跨顺治至乾隆四朝；作为官史，它的编写，始终处在君主“明加督责，隐寓钳制”｛70｝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杨椿的质疑，李绂放弃争论的背景。杨椿的质疑，大部分对李绂不构成问题，比如“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李绂当不难做到，他先前“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显然已经在这么做，而且很成功。关键是这一句：“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令李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这哪里是辩“【隆庆】议恤议谥之非”？明明是议本朝皇帝已有定论为非。于是，瞬间闭嘴。

我还相信，李绂以外的史馆诸臣，不是不晓得把严嵩列入《奸臣传》，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他们只不过较早明白了严嵩非入《奸臣传》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绂那样死心眼，还需要别人的开导。

回头再来说严嵩到底奸或者不奸的问题。

当时，“倒严”乃是一股潮流。在杨继盛劾严嵩五奸十罪之前两年，沈炼也曾参论严嵩——无独有偶，开列的罪状也是十条。沈炼和杨继盛，是“倒严”潮流中最著名的两个代表人物，事迹后来被写进明代的名剧《鸣凤记》和名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声名益噪，而他们美名传扬之时，也即严嵩遗臭万年之日。

对此，有几点先应该交代清楚：

第一，在古代，位居要津的官员受到同僚和下级的攻击、弹劾，是像家常便饭一样最普通不过的事，甚至从来无人幸免。严嵩既非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即以嘉靖朝的内阁首辅论，从杨廷和开始，杨一清、费宏、张璁、夏言、严嵩直到徐阶，全无例外。杨廷和那样公忠体国，照样几次遭到疏劾。杨一清被人以贪污罪名参倒。夏言被参不仅丢官还丢了性命。而荣幸地被海瑞骂过的人，除了嘉靖自己就是徐阶。因此，虽然严嵩被人骂作“奸臣”确有其事，但不是一旦被骂罪名便成立，也不是骂得越难听越表明事情真实可靠。

第二，在挨骂的重臣里面，严嵩被骂次数最多，声势也最大，这也是事实。除沈、杨二位最出名外，起码还有几十个官员向皇帝递过控诉状。这是不是证明严嵩最坏？未必。首先，爬到高位固然显赫，但同时也要清楚，待在那儿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挨骂；其次，古人一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朝政不好，枢臣必然是顶缸受过者，口水全将吐到他身上，彼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结合这两点，我们再观察一下嘉靖朝历任首辅的任期，对严嵩挨骂之多之重，当另有所感。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任用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杨一清、张璁（断断续续，时起时落）、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十五年！若将挨骂次数除以任期，其实跟别人也差不多。

第三，古代政界指控一个人，并不像今天这样严肃，说无实据要负法律责任，会被治诽谤罪。当时看重的往往是一口“正气”，别的可以不论，这口气却一定要充足，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为着这股气势，可就不在乎牺牲部分真实性了。我们经常见到，古人给政敌开列罪状，先照着某种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去比画——沈炼、杨继盛给严嵩找到的罪名偏偏都是“十”项，绝非巧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以“拼凑”手法来构思自己的本章。里面有事实，却不必全是事实。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从第三方立场指出，“【沈炼】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71｝。这话出自《世庙识余录》的作者徐学谟。谈迁也批评沈炼大有作秀之嫌：“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秦】桧，尤为过之。”｛72｝杨继盛的“五奸十罪说”，已有近人苏均炜以长文｛73｝逐条辨析（算是替李绂做了杨椿要求他做而没有做的事），结论是：“他【杨继盛】所指控的，大半空疏无实。”文章写得很翔实，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细读。

阐明这三点后，接着回答一个问题：严嵩是好人吗？肯定不是。自从杨廷和内阁倒台、嘉靖取得“大礼议”胜利以来，皇帝的左右便不再有正人君子。不单严嵩不算，从始至终，其他人也都不配自称正人君子。这并非对他们个人品质的品鉴，实际上，嘉靖的统治方式根本不允许你去充当什么正人君子。我们在前文已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士风大变，谀奉顺从乃是朝中基本格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风气问题。

我们辨析严嵩头上是否应该戴着“奸臣”这顶帽子，不是为他翻案，把他从坏人变成好人，从反面形象变成正面形象。他不属于什么好人，可是，在好人与奸臣之间，还有着一个宽阔地带，不能说算不得好人就非得是个奸臣。所谓“奸臣”，是把国家的事生生给搞坏搞糟的人，或至少在这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作用的人。然而，倘若事情原本就糟糕，他无非顺水推舟以求自保，这样的人，算不算“奸臣”？其次，满足“奸臣”这个概念，还须一个条件，即弱势的君主，强势的臣子。君弱臣强，做坏事的臣子一方才能自作主张，对各种事情起主导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指鹿为马”的赵高。过去曹操被骂为“奸臣”，也主要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嘉靖乃何许人也，他能是暗弱之君吗？人们随口将“奸臣”这样一种“荣誉”赠予严嵩时，多半忘记抑或不太了解，嘉靖其实丝毫不会留给他成为“奸臣”的空间，在嘉靖手下，大家做不得忠臣，也做不得奸臣，只有做“谀臣”、“顺臣”这么一个选择。

因此，替严嵩一辩，真实意图根本不是为他洗污，而是要将长久地障在历史和人们眼前的那片阴翳驱开——休教一个所谓的“奸臣”，掩盖了嘉靖之恶！冤有头债有主，朱厚熜才是腐败政治、所有的不道德和沈杨之类冤案错案的真正被告。

中国历史观中的“奸臣论”，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传统，是一块君主专制的遮羞布。它隐含着这种逻辑：功德皆归于君主，而一切的败坏、损失和危机，则统统要扔给一二“奸臣”，由他们去担受骂名。隆庆皇帝一上台，“议恤议谥”，用空头表彰和追赠官职，轻而易举抹去他老子当年对沈炼、杨继盛的一手迫害，只剩下那个严嵩，可怜地，孤零零地，数百年来伫立在千万人的唾液之中。改朝换代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顺治到乾隆，与隆庆皇帝息息相通，巩固和加重着严嵩的罪名，让他们的“前辈”嘉靖皇帝继续逃脱干系。

至于沈炼、杨继盛，虽然对他们不应有超越其时代的苛求，却也不得不指出，他们那样激烈地指责严嵩，客观上对嘉靖实有开脱的作用，是另一种“逢君之恶”。说实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行为历来副作用极大，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非常严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疑点，即由此而生。

离今天不太远，就有李鸿章这样一个例子。李背负着近代史头号“卖国贼”的骂名几近百年，直到近一二十年人们才意识到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李合肥有此境遇，当初言路上一班只忠于清室和皇权、不忠于时代和真理的所谓“清流”们，难辞其咎。当李鸿章左支右绌、补苴罅漏之际，这些人只会唱高调，用空洞的口号抬高自己，通过损毁实干者，来掩护将天下窃为一己之私、拒绝站到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实行改革的满清统治者——示弱讨好洋人的是李鸿章，丧权辱国的是李鸿章，似乎将李鸿章从地球上抹去，中国的危机霎时便可迎刃而解。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其实是说着漂亮废话的误国者。

当然，严嵩和李鸿章不同。对李鸿章，有个重新评价的问题；对严嵩，则无此必要。但有一点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即，不将严嵩之为“奸臣”的真相揭露出来，就是放跑和掩护真正的罪魁祸首。

严嵩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严嵩，一大半“功劳”要归于嘉靖。

严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他是原来就坏，还是慢慢变坏的？在明清官方一致坚持他为“权奸”的舆论之下，找到很多与此不同的描述不太可能了，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罪惟录》载有一句崇祯末年大学士黄景昉的评论：“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此话虽然首先把屁股坐在官方立场上，把严嵩的动机说成“沽誉”，但没有掩盖严嵩尊重人才这一事实。

偶也有人，涉及严嵩时有什么说什么，而不藏头露尾。天启年间大学士朱国桢指出：“分宜大宗伯【礼部尚书】以前极有声【声誉】，不但诗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铮铮。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大司成【国子监祭酒，即国立大学校长】分馔，士子至今称之。”｛74｝不单说他口碑不错，还说他确实品格正派（并非别人受蒙蔽），以致可以用“铮铮”形容。

这个朱国桢，原来也极憎恶严嵩：“分宜之恶，谭【谈】者以为古今罕俪”，但他去了江西之后，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严嵩老家，当地人一直对他抱有好感，几十年过去了“江右【江西】人尚有余思，袁【袁州，分宜县隶属袁州府】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乡评亦自有不同处”。｛75｝

严嵩在故乡的好名声，朱国桢是“问而亲得之”。略早，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也记载了同样的事实：“严分宜作相，受世大诟，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76｝

这些残存的消息，隐约透露出严嵩做人有个变化过程——即便是“奸臣”，也是从比较正派慢慢走向邪恶的。朱国桢认为，这变化的分界线，发生在严嵩任礼部尚书（大宗伯）前后。我们可以做一番查证，有无线索支持他这看法。

严嵩在弘治十八年登进士榜，然后做了庶吉士、编修等小官，不久因病去职，返乡，在钤山潜心读书，一读就是十年。正德十一年，他结束读书生活，重返政坛。他的学问和文才很好，可能因这缘故，一直在官方学术或教育机构工作，包括嘉靖元年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讲以及该院负责人，嘉靖四年被召到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截至此时，严嵩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