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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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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8}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9}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10}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况且,还并不是“一夜风流”。郑贵妃“饰美女以进”,是在登基的当初;到病情传出宫闱之外,已过去了七八天。七八天工夫,确实可将打小“素弱”的朱常洛榨干,渐失人形。

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百官顾不上含蓄委婉,直截了当加以谏劝。八月七日,御史郭如楚奏请皇帝“起居必慎【起居必须谨慎】”,“嗜欲必啬【欲念必须收敛】”。八月八日,御史黄彦士致言认为,皇帝身体本来单薄,“急在保摄【保身摄神】”,“然保摄之道,无如日御讲读;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勤于政则无暇纵欲,从而有益于健康】。”八月九日,工科给事中李若珪就朱常洛亲政提出五点建言,第一点就以“保圣躬”为题,将话挑明:“天下劳形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15}

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二天,御史郑宗周据此上奏道:“祈皇上抑情养性,起居有节,必静必清,以恬以愉,斯可祈天永命以绥【平安,安好,安泰】,如天之福。”{17}病倒已近一旬,居然仍需群臣劝阻他节制房事!也许那几位美眉是“狐狸精”变化而来,实在让人欲罢不能;也许朱常洛心中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宗旨,以“为人花前死,做鬼也风流”的大无畏精神,决计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

他确乎进行到底了,进行到“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18}为止。

随后,命内医诊视。医生名叫崔文昇,此人按说也算一个名医,多年服务于达官贵人府邸,从不曾出过差池。可他给朱常洛开的药方,却教人看不懂。当时,朱常洛“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19},孱弱已极,崔文昇却开了一剂“通利之药”,也即泻药,用后,“上【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体弱如此的病人,竟用泻药?任何现代人,无须专门修过医学,也知“一夜数十起”,势必脱水,而使身体机能衰竭,别说体弱如朱常洛,就算一条壮汉,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这姓崔的,何以如此?他不可避免地招来重大怀疑,又引出郑贵妃为幕后主使的推测,以及东林党与浙党的彼此攻讦——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要紧之处在于,经过崔文昇用药,朱常洛的病况雪上加霜。

很奇怪的是,让崔文昇来治病,似乎竟是背地里悄悄进行的。东林党方面朝臣杨涟、孙慎行、邹元标、周嘉谟等人,乃是事后从别的途径才得知。当朱常洛由于服用“通利之药”病情加重后,杨涟专门上疏主张追究此事,朱常洛竟然还加以否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上谕,声称:“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21}或许,他感到病之所起,有损脸面,于是极力避讳。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已然做下,现在却一意遮掩,以致连治疗也偷偷摸摸,贻误更甚,这可能是他终于不治的更重要的原因。

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公开承认患病,“召太医院官,诊视、进方”{22}。但为时已晚,没有什么办法了。

挨了几日,自觉大限将至。八月二十九日,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忽然语及“寿宫”,方等以为所问是去世不久的神宗皇帝陵寝事,朱常洛却指了指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不敢妄答,都道:“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心知肚明,又叮嘱了一遍:“要紧!”

此时,委实已是“病急乱投医”,听说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尽管方从哲等告以“未敢轻信”,朱常洛仍命立即献上。

候在外面的李可灼被宣入内,并献上他的“仙丹”——即所谓“红丸”。马上召来乳娘,挤出人乳,以之调和红丸,供朱常洛服用。服下,居然当即便觉好转。诸臣出宫等候,不久,里面传话:“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人一片欢腾,以为奇迹发生。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申末”),李可灼出来,阁臣们迎上相询,被告知:皇上感觉很好,已再进一丸,“圣躬传安如前”,大家可以回家了。{23}

然则,这红丸究系何秘密武器?它完全的名称是“红铅丸”。一见“红铅”字样,我们马上又想起嘉靖皇帝,他为求“红铅”,曾征选七百多名八岁至十四岁的少女入宫。没错,“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说:“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春药,如魏晋有“五石散”,唐代有“助情花”;“红丸”则是宋明较有代表性的春药,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

诸臣松了口气,披着暮色,各自散归。“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龙驭上宾”是皇帝死亡的避讳说法,好比说“御驾应邀到天堂做客去了”】矣,盖九月一日也。”{24}五鼓即五更时分,相当于寅时,现代时刻的三时至五时;卯刻,清晨六时至七时。旧历分大、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是小月,仅二十九天,所以文中“次日”,不是我们现代人习惯理解的八月三十日,而是九月一日了。归结一下:九月一日三时至五时之间,朱常洛病危,略微苟延,至六七点死掉。

朱常洛一生:熬了十五年,才被承认为太子;又熬二十四年,终于当上皇帝;当皇帝仅仅二十九天,就一命呜呼。对他,我们可用八个字盖棺论定:生得窝囊,死得潦草。

这种命运,是父皇朱翊钧一手造成的。包括被几位美女淘空身子丧命,也跟朱翊钧有关——派遣美女的,正是朱翊钧的至爱郑贵妃,等于不在人世的朱翊钧,假郑氏之手,仍旧给了他最后一击。

这一击,使大明帝国在短短一个月内,送走两位大行皇帝——还让第三位皇帝匆促登场。有的时候,黎民百姓也许一辈子都盼不来改朝换代,而1620年,每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先后接受三位皇帝的君临。

通常,专制制度下,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寄予特殊的希望,幻想借这样的机遇,万物更新——因为除了这种机遇,人们实在无法指望拥有别的令现实稍加改变的可能。而在1620年,人们不仅不可以做这种指望,相反等待他们的,乃是一种令人束手无策的灾难。

那第三个坐到龙床上的人,甚至自己都毫无准备。所谓毫无准备,并不仅仅因为一个月内连续死掉两位皇帝过于突然——更严峻的困境在于,从来没有人对第三位皇帝接替和履行其职务,做过任何铺垫。朱由校是在没有受过一星半点皇帝角色培训的情形下,即位为君的。祖父一生自私寡恩的连锁效应,和父亲流星一般的君主生涯,共同作用于这位十六岁男孩。当父亲匆匆揖别人世之际,朱由校甚至连太子都还不是,也不曾正式接受过任何教育,头上秃秃,胸无点墨,本朝历来没有一个皇帝如此,跟他相比,顽劣不堪的正德皇帝,也足可夸耀自己登极之前在各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惯例,传位诏书应该就皇位继承人的德行品学表示嘉许。就连朱翊钧,也能够在遗诏中这样称赞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而朱由校从父亲遗诏中,只得到可怜而空洞的四个字:“茂质英姿”{25},意思相当于“这孩子,长得蛮精神的”。向来虚浮的皇家文书,眼下竟也不知如何吹捧这位皇位继承人,因为他实在近乎一张白纸!

尽管如此,朱由校还是天经地义地走向龙床。1620年的中国,注定如此,只能如此。

沐猴而冠

也许,对一个新登基的皇帝不该使用这样的词汇,尤其在至今仍未走出对皇帝的习惯性敬畏心理的中国。

但是,我并未试图用这个词去贬低朱由校,或者谴责他,或者暗示不应该由他接替皇帝的位子。朱由校的继位,完全合法,那座金銮殿属于他,没有人比他的血统和资格更加纯正。

问题不在这里。

我此刻想到“沐猴而冠”这个词,是被它的幽默和喜剧色彩所打动。它描绘出一种最不和谐、最不相称、对彼此都颇为勉强苦恼的情形。在古人言,“冠”是一件极庄重、极尊严的事物,例如,脱离幼稚而成人要行冠礼,此前则只好称“弱冠之年”;孔子的高徒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26},认为如果是君子,死没什么,头上的冠是不能丢落的。然而,猴却是一切动物里,最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一员。把极庄重、极尊严的事实,加之于极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东西,这样的反差,已到极致;而且还“沐”而“冠”,先把猴子洗得干干净净,以便它看起来不那么邋遢。想出这词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也只有他这样的天才,才能在思想中凝聚如此透骨的幽默吧。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历1605年。很遗憾,他不属猴。这年出生的人,属相是蛇,但由此可见,人的性格与其属相实无关系。从诸多方面看,朱由校更适宜属猴。他以贪玩著名,太监刘若愚亲自观察,给了他生性“不喜静坐”的描述{27}。他尤其喜欢上树掏鸟窝,一次树枝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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