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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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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开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到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礼部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的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吗？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
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177｝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一则，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二则，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从虚文浮礼中选拔人，满嘴子曰诗云，实际的经世治国才干原非所学所长，当着承平之世，这种弊端不大显得出来，一到多事之秋、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士大夫拙于实干的本质，立即彰然。
关于科举误国，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到，非等19世纪洋枪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国来，才认识到。其实不然，明朝人不单有此认识，而且认识之精准根本不逊于鸦片战争之后。崇祯九年，有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上书论“三大病根”，列为头条的即为“以科目取人”。他是这么论的：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考政事，则恣其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盖其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泽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贾生之哭者此也。｛178｝
不唯指出科举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纸上空谈”，更进而戳穿科举的本质就是做官，“致富致贵”“荣身荣亲”。近代对科举的批判，不过如此罢了。既然区区一个普通武举，能把话说到这个层次，可以推想类似的认识绝非少数人才有，很多人都心里有数。但读书人靠科举吃饭，他们不会出来抨击，砸自己饭碗。陈启新因为是武举，而武举制度在明代一直摇摆不定，本身并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实际上是“体制外边缘人物”，同时他“觇知上意”，揣摸出崇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发空论，于是瞅准机会，投其所好，上此疏抨击科举，果然“上嘉异之”，破例授以吏科给事中官职。此事可悲之处在于，抨击科举而且抨击得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之，不足任事的士大夫，偏遇见一位头脑敏锐并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时常显得尖酸刻薄的君主，二者间错位、尴尬的局面，遂势所难免。
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博，为东林党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自文博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非常清晰，注意力非常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明代所有皇帝中，只此一人。
早在登基之初处理逆案中，他即显露了这种风格。在听取刑部官员就“李实空印案”（详前）的工作汇报时，朱由检与署理刑部的侍郎丁启濬之间，有一番对话：
“李实一案，有疑惑无疑惑？有暗昧无暗昧？”
“奉旨，九卿科道会问过，据实回奏。”
“李实何以当决不待时？【立即处决，而不等秋后】”
“李实与李永贞构杀七命，不刑自招。”
“岂有不刑自招之理？”
【丁启濬无言以对，朱由检转而质询参与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
永光对：“李实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后承认。”
请看他的言辞思路，何其锋利难当，三言两语即让本欲敷衍的负责官员难措其辞，只能说出真实情况。这些官僚们，从来只见过或心不在焉或愚暗昏庸的皇帝，也从来只以糊弄即可了事，不能料到眼前这位青年皇帝这么不易对付，脑瓜这么好使。
整顿吏治的号召发出，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铿锵有力，非常漂亮。崇祯命韩一良当庭向众“高声朗读”，并极赞之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落实这一指示的吏部，研究后回奏：韩一良慷慨激昂的批评，应该是有依据的，他究竟在指摘谁，希望能够具体指明。意思是不能空发几句议论，就被提拔；既交代不过去，也会引起别人效尤。崇祯要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把韩一良找来，“着据实奏来”。韩嗫嚅道：“我现在不敢深言，要等到察哈尔部、辽东事平复以后才能具奏。纳贿的问题，我在奏疏中本来用词就是‘风闻’，并不知道具体人名。”崇祯脸一变，怒道：“你连一件事都不掌握，就敢写这样一份奏疏？限五天之内把情况搞明奏上。”几天后，韩一良拿一些众所周知且已查处的旧事来搪塞，崇祯一一点破，然后羞辱性地“又取一良前疏，反复展视，御音朗诵”。
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坚持】问之。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内阁大臣】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意思是韩虽不称职，但他提出的建言还是好的】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崇祯显然一读韩疏即发现它避实就虚，欲以空文邀宠。但他先假装激赏，表示要升韩的官，下吏部议处，借以观察吏部如何处理。还好，吏部未因皇上发话就遵旨照行，给出的意见，也符合他暗中的判断。这时，崇祯便把愤世嫉俗、刻薄的一面，淋漓尽致表现出来，逼韩一良非拿出真凭实据来不可，韩哪里敢？一味推托，确实很不像话。但韩是言官，不能因进言而治罪。这种情况，通常训斥一通了事，崇祯却咽不下这口气，冷嘲热讽，当众反复折辱之，让他出尽洋相；顺带儆示全体官僚集团。“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这两句话就是说给所有士大夫听的，因为像韩一良这么做官的，比比皆是。
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袁崇焕身上。
崇祯即位不久，接受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建议，让袁崇焕复出，支撑辽东局面。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赴任陛见，崇祯询以平辽方略：“建部【建部，即建州女真，明廷以建州泛指后金诸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话说得很清楚，“具实奏来”。
崇祯是个认真的人，要求臣下讲真话，不喜欢弄虚作假。
袁崇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这么答复崇祯：
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州可平、全辽可复矣。
因前已特地强调“具实奏来”，崇祯便认定这是袁崇焕周详考量之后拟出的计划，十分高兴。
他的确很细心，很认真，把袁崇焕的承诺重复了一遍，也说出自己的许诺：“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中间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借这机会，赶紧找到袁崇焕，请教他“五年方略”究竟怎么回事。袁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聊慰圣心耳。”许当即指出：“当今皇上非常精明，岂可浪对？将来按期责功，你怎么办？”
甫闻此语，袁崇焕“怃然自失”。
过了一会儿，召对继续。袁崇焕马上设法补救。一面替自己留下后路，暗示建州问题积聚四十年，由来已久，“此局原不易结”；一面提出一系列条件，要求“事事应手”，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凡钱粮、武器装备的供应，人事任用乃至不能以朝中意见纷然而干扰平辽方略等，都请崇祯给予有力支持。
袁崇焕陈述之时，“上起立”，一动不动地站着，“伫听者久之”——可想见多么专注、认真。最后留下这么一句：“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包含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白：你平复辽东的方案我都听清楚了，我的态度也很清楚——全力支持。
袁崇焕后来被杀，是大冤案，不必置疑。不过，赴任陛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崇祯虚与委蛇，也是事实。
除所谓“五年平辽”的方略属于想当然、“聊慰圣心”的漂亮话，更不应该的是，袁崇焕内心其实早就认明“辽不可复”。以当时朝廷和军队的朽烂，击败清人平定辽东，根本是天方夜谭。辽东问题最好的局面，不过是以军事手段为辅，以“羁縻之策”为主，“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维持一种均衡，把事情拖下去。
袁崇焕请求王象乾出任宣大总督，作为他的西翼，抵挡蒙古察哈尔部，即因王象乾在上述基本策略上与自己观点完全一致。
崇祯召见时，王象乾所谈主张即八个字：“从容笼络，抚亦可成。”到任后，采取的行动也“专任插酋【对蒙古察哈尔部的蔑称，“插”与“察”音同】抚赏事宜”。当时察哈尔部落看准了明廷这种心理，乐得利用，大占便宜。其与中国贸易，各以马匹、纺织品交换。察哈尔人将马分为三等。他们把母马系在山上，饥饿的马驹能够一跃而上者，为第一等，留下自用；登到半途倒地者，第二等，杀而食之；根本跑不动几步的，为第三等，卖与中国。而王象乾明知如此，照样做亏本买卖，目的是收买、安抚。但没有用。“未几，插酋内犯入大同，杀戮极惨，抚终不可成，而浪掷金钱数十万。”｛179｝
其实换了谁主持辽东、宣大事务，也都只能照袁崇焕、王象乾的法子办理。京城朝中诸公可以高谈阔论，发表激越的爱国演说，真正面对现实，却除了委曲求全、含辱忍让，不能再做别的。国家羸弱如此，腐败如此，何谈外却强敌？此时明朝的情形，跟19世纪末清朝的情形很相似，袁崇焕、王象乾的处境，跟奕訢、李鸿章的处境也很相似。
袁崇焕可算个一极端例子。他在召对时说点假话，吹点牛皮，既非成心想骗崇祯，亦非借此替自己捞点什么，是只能这样与万岁爷周旋。归根结底，这不有损于他为国尽忠的实干家本色。
但话也要分两面说。连袁崇焕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皇上玩虚的，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崇祯的境遇可想而知。设若他一而再，再而三发现，朝中其实没有一个人肯于或认为值得跟他讲真话，个个袍服底下都藏着掖着，他，还能够信任他们吗？
崇祯时期政界还有一大问题：逆案虽定，党祸后遗症却相当严重。一批官员失势了，另一批得势；得势的抱成团，为其所排挤者则愤愤不平。宗派主义成为朝中主旋律。跟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不同，崇祯年间的门户之争，有时并不见得有何大是大非，只为争权夺利，而逐日攻讦。
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枚卜之争”，即是为抢夺内阁阁员位子发生的激战。几位主角，钱谦益与温体仁、周延儒，在士林中声望有好有差，但这件事本身却纯粹是权力斗争，并不关乎正邪，钱谦益入阁，不代表正义战胜邪恶，温、周得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左右朝政把它引往黑暗。双方只为了权位归属，争讼于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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