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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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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盃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北归记》中说：
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银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予如是言。
多年守卫国库的老军，对赵士锦说：
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四千金。
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赵士锦亲眼所见，因此知道国家确确实实一贫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象国库之虚已到这种田地。当时百官以及富绅，都认为崇祯藏着掖着，拥有巨额内帑，却舍不得拿出来。这也难怪，崇祯的祖父万历皇帝当年搜刮之狠和悭吝之极的性格，给人印象都过于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乱之后，崇祯接见阁臣，议及局势，众臣都敦促皇帝以内帑补充军饷，崇祯唯有长叹：“今日内帑难告先生。”｛203｝然而无人肯信。明亡之后，仍有人批评崇祯小气，如杨士聪、张岱等。甚至将闯军逃离北京时携走的拷比得来的三千七百万两金银，传为掘之于宫中秘窖。这显然不可能。崇祯身家性命且将不保，留此金银何图？“国家之贫至此”，是城破之前赵士锦以目击提供的证言。
以这点钱，不必说打仗，就算放放烟火，恐怕也不够。关键在于，皇帝与其臣民之间完全失去信任。崇祯到处跟人讲国家已经无钱，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穷和敲诈。三月十日，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候，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204｝徐高的问号，也是读这段历史的所有人的问号。周奎究竟是何种心态？简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别人一样，认定崇祯自己藏着大把金银不用，还到处伸手索取。如果他并不怀疑内帑已尽之说，想必应该比较爽快地捐一些钱，让女婿拿去抵挡农民军的。否则，朝廷完蛋，他显然不会有好下场，这笔账他不至于算不过来。归根结底，他根本不信崇祯没钱打仗。
从二月中旬起，崇祯下达捐饷令，号召大臣、勋戚、缙绅以及各衙门各地方捐款应急，共赴国难，“以三万为上等”，但居然没有任何个人和地方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又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205｝。大家多半不觉得皇帝缺钱。
然而，不相信皇帝没钱，只是“信任危机”较为表层的一面；在最深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出了大问题。危急时刻，若社会凝聚力还在，再大的难关仍有可能挺过。
一个政权，如果长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并非空洞的道德情怀，而是基于自豪和认同感的现实感受。否则，就会像甲申年的明朝那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同心同德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沉沦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面对它的死亡每个人都无动于衷——不仅仅是那些被损害者，也包括曾经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现实，捞取过大量好处的人。
崇祯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当他向勋戚、宦官、大臣和富人们求援时，全部碰了软钉子，他们想尽办法不去帮助这个快要完蛋的政权。搪塞、撒谎、漠然，好像这政权的崩溃符合他们的利益，好像这政权不是曾经让他们飞黄腾达，反而最深地伤害过他们。
一再催迫下，国丈周奎抠抠索索捐了一万两，崇祯认为不够，让他再加一万两，周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悄悄交给父亲，后者却从中克扣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当做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祯。旬日之后，闯军拷比的结果，周奎共献出家财计银子五十二万两、其他珍宝折合数十万两！
大太监王之心（东厂提督，受贿大户）如出一辙。捐饷时只肯出万两，后经闯军用刑，从他嘴里掏出了现银十五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捐饷令响应者寥寥，崇祯改以实物代替现钱，让前三门一带富商豪门输粮给前线部队，同时给打仗的士兵家属提供口粮，以为较易推行，但同样被消极对待，不了了之。
我们并不明白，这些巨室留着万贯家财打算做什么，但有一种内心活动他们却表达得明白无误，即：无论如何，他们不想为拯救明王朝出力。
连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灭亡，遑论历来被盘剥、被压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祯不得不在脑中想到一个词：众叛亲离。
人心尽失。钱，或者可以买来一点士气，然而也筹不到。没有人可以在人心、士气皆无的情况下打仗，就算去打，也注定要输。
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打不赢就跑，这总是容易想到的。很多对于崇祯吊死煤山感到奇怪的读者，一定会问：他干吗不跑？惹不起，躲得起；偌大个中国，何必非死守一个北京不可？
否。崇祯当然想到过逃跑，而且这件事还成为明朝常见的空耗唾沫的争论中的最后一次。
最早是谁先提议的，已不大能搞清。《三垣笔记》说：“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洩。”｛206｝周延儒下狱，在崇祯十六年六月，果有此事，则崇祯与他商量南迁的事就应该在这以前。然而，谁动议的呢？周延儒，还是崇祯本人？另外请注意，引起动议的原因是“边寇”，不是“流寇”。《明史·后妃传》则记载，崇祯的皇后周氏提过这样的建议：“【周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207｝周皇后老家在苏州，所以由她想到这个点子，比较自然。从史传所述语气看，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旁敲侧击、欲言又止的试探状，好像是在“道人所未道”。时间不好判断，“寇急”既可解为“边寇”，亦可解为“流寇”，所以可能是在崇祯十五年底清兵再次突破长城、大举进入中原时说的，也可能是李自成杀奔北京而来之后说的。
姑且假设，最早是周皇后的“微言大义”启发了丈夫，崇祯心中留意，悄悄找首辅周延儒商量。商量的时候，崇祯知道事情关系重大，专门叮嘱“无洩”。然而还是走漏了风声。懿安皇后张氏——也就是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得知后，找到妯娌周皇后，对她说：“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这话的意思就是，列祖列宗都在这里，能扔下不管吗？这个质问很严重，相当于“数典忘祖”的指责。崇祯大窘，追查谁走漏消息，查不出来（据说周延儒被诛与此有关），只好暂且搁置。｛208｝
搁置的原因，除懿安皇后的反对，想必也是事情尚不急迫；再有，这样重大复杂的问题，崇祯也并不晓得应该跟谁谋划。
十分巧合，李自成兵发西安的那一天，朱由检也意外地找到了朝中可以谈论此事的人。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即“大风霾”、“文武乱朝班”的第三天，由左都御史李邦华、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举荐，朱由检在德政殿召见新提拔的左中允李明睿，听取他对时局的意见。
李明睿有备而来，他请皇帝屏退左右，然后单刀直入：“自被提拔以来，微臣一直积极搜集情报，据微臣所知，情势非常急迫，贼寇很快逼近京畿，现在已是生死存亡关头，如要缓眼下之急，只有一个办法——南迁。”崇祯闻言，第一句脱口就是：“此事重，未可易言。”显得很紧张。接着以手指天，问：“上天未知如何？”这句话表明，懿安皇后的质问使他对此事有很大的道德压力。李明睿答：“天命幽密难知，此事目今只能请皇上自己做出决断。”崇祯感觉到他的诚恳，终于承认：“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他明确说，李明睿所想“与朕合”，但也谈及主要顾虑是“外边诸臣不从”。这时，他几乎毫无必要地再次强调：“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洩，洩则罪坐汝。”这一方面与崇祯多疑不能信人的性格有关，但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惧怕。｛209｝
迁都，历史上屡见不鲜。古有盘庚迁殷、平王迁洛，晚近有宋室南迁；本朝也有成祖迁都于北京的先例。朱由检何以如此顾虑重重？他的担心有道理吗？
事实很快就会做出回答。
朱、李君臣详尽讨论了计划的细节，包括路线、军队调遣、资金等问题。但朱由检没有立刻交付廷议，他想等等看，看战事的进展是否还有转机。
大约半个月后，李明睿递呈奏疏，正式提请圣驾撤离北京——这是由崇祯授意，还是李自己的行动，不得而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带头反对，他们指使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激烈谏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调，至有“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之论。
一位美国汉学家分析，反对的背后，是大臣们的私人利益在起作用。主张南迁的多为南方籍官员，反对者则相反，“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210｝这是标准的西方人思维。
从明代官场的特殊性看，在此作祟的，可能恰恰是政治道德作秀的风尚。虚伪已成习惯，人们在现实面前抛弃责任，碌碌无为甚至玩忽职守；但是，说空话、说漂亮话、把自己打扮成伦理纲常最忠实的卫士，却争先恐后。国家存亡可以不顾，所谓“名节”却务必保持。光时亨本人并非北方人（南直隶桐城人），他跳出来，与实利无关，纯属作秀。如果这种人最后真像他当初慷慨激昂宣扬的那样，为国尽忠殉道，也就罢了，事实上农民军破城，光时亨率先赶去，长跪不起迎降。可悲朱由检实际上等于被这帮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以伦常、道德（“国君死社稷之义”）所胁迫和绑架，充当他们“高风亮节”的人质。对此，计六奇痛心评曰：
假令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211｝
相反，支持南迁、当时被扣上怕死误君大帽子的人，如把李明睿推荐给崇祯的李邦华，和大学士范景文，最后关头却能舍身殉国，以事实回击了所谓倡论南迁意在避死贪生的污蔑。然而，在政治道德高调面前，传统的中国人向来没有反抗的勇气。高调明明误国，大家却都翕然相随，加入合唱。此番亦然。光时亨的高调让满朝缄默，谁都不肯担怕死误君的恶名——因为他们在惜自己的名誉，胜于惜君王社稷的命运。
崇祯碰了一鼻子灰。但他犹未死心。过了一个月，二月下旬，军情益急，崇祯召开御前会议，李明睿、李邦华再提南迁之议。两人提案有所不同：李明睿仍持前议，即御驾南迁，李邦华似乎已将卫道士们的舆论压力考虑在内，他建议皇帝守国，而由太子监抚南京。现场诸臣默不作声，唯少詹事项煜表示可以支持李邦华提案。这时，光时亨再次扮演道德法官角色，他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这是指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为宦官所拥，在宁夏灵武称帝、以玄宗为太上皇的事。言外之意，近乎指责李邦华等谋反。于是，更无人敢吱声。这种群策群议场合，崇祯只是听取群臣议论，不能直接表态，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辞。｛212｝
这意味，他不难读懂。
翌日，崇祯召见阁员，正式表态。一夜之间，漫漫黑暗里，无人知道他想了什么，又想了多少，总之，此刻他面目全变，说出一番毅然决然的话：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腾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213｝
这就是他对诸臣昨日沉默的读解，他读懂了沉默下面的每一个字。眼下，他经自己之口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别人心里所盘旋的想法，精准之极，分毫不爽。他知道，面无表情的诸臣，人人心中都打定这样的主意：决不让这段话涉及的道义责任落在自己身上。
崇祯大彻大悟：他非但不可能从诸臣嘴里听到赞成南迁的表示，而且，只要他流露一丁点这种意图，就将被这些人当做充分表演如何忠贞不屈、愿为百姓社稷献身、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高尚情操的机会，同时，会用痛哭流涕的苦谏，把他——崇祯皇帝——刻画成一个抛弃祖宗、人民，自私胆小的逃跑者。
假使崇祯是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朱由校式人物，他本可以根本不在意群臣给予自己什么道德压力，本可以装聋作哑或者打屁股、杀人——总之，一意孤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不是，他偏偏很爱惜脸面，在道德、人格、情操上自视甚高，以至于有些孤傲。
他晓得自己被捆上了道德的战车，却无意脱身，反倒赌气似的生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激越，于是发表了上述谈话。自那一刻起，他已抱必死之心。推心置腹地猜想，此前的夜半时分，他会独自在内心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与他的列祖列宗、他朱家的历史有过一番对话；当他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孤家寡人的绝境，以及由于若干先帝的玩怠失政，这个家族对历史所欠下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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