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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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佐宿营后，正准备吃早饭，敌人飞机又来了。当时吕正操司令和程子华政委住在靠河边的一个大院里，吕司令住西厢房，程政委住东厢房，北面正房是作战室。敌人可能以为军区首长住在北面正房，所以把它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四五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此时参谋阎仲川正准备接白班，刚跨进北门，炸弹就下来了。“轰隆”一声巨响，炸弹在北房西屋爆炸，屋内的夜班参谋田苏被掉下来的椽子砸死，送早饭的通信员也被倒塌的墙埋起来牺牲了。阎仲川与田苏的距离也就两米远，仅隔着北屋东头的门。被巨大的气浪推倒在地上……

第二次是1952年初的抗美援朝，美军对我实施绞杀战期间。尽管我志愿军进行了五次战役，把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但双方都已无力推进。可是，国内和朝鲜方面对这场战争胜负的期望值过高，这无疑给前线指挥彭德怀以极大压力。彭德怀除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外，还从各大军区抽调人员组成志愿军参谋团，帮助分析预测战场形势。身为中南军区作战处长，父亲奉命赴朝。他们一行从丹东鸭绿江桥过江，车队刚驶上桥，突遭美机轰炸扫射。鸭绿江桥是铁路公路单行桥，过江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后退不可能，只能加速往前冲。这时一颗炸弹下来将父亲前面的车炸飞……这段经历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告诉我的，她说这件事她记忆深刻，因为1952年7月6日我降生的那天是父亲从朝鲜回国的日子。

几十年后，我借出差之机，踏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江桥。江水滔滔，江桥依旧，白色的鸥鸟悠闲地漂浮在江面上，两岸一派和平景象。然而，江桥巨大钢梁上被美国飞机航空炮弹楔出的大窟窿仍历历在目。它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却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

军旅作家张正隆在《血红雪白》中提到的父亲在东北被审查的那段经历，我曾问过父亲。他很淡然地说，当时刚到东北，敌我力量那么悬殊，部队逃亡的人也多，情况很复杂。加上我的科长叛变投敌，我又被隔在敌后好几天，接受组织的审查，这在战争年代是很正常的。抗战期间有一次冀中军区转移，晚上渡河时，我带前卫连刚过河突遭鬼子伏击，吕正操司令带着主力部队一下退了回去，我和前卫连突破重围，十几天后才找到大部队。那时也简单，只要有人证明一下就行了。

1949年2月平津战役结束后，父亲与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孙碧琏结婚。罗荣桓政委夫妇、刘亚楼参谋长夫妇、苏静处长，在罗政委家吃了一顿便饭，以示老首长对部属的关怀和祝贺。

在战争年代的几次跨区调动中父亲都遇到了“山头”问题。它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在冀中有，到晋绥也有。东北民主联军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基本上是八路军115师的老班底，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下就排除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山头”与宗派是有区别的，它是中国武装割据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中央既承认“山头”，又要消灭“山头”，对此父亲是有体会的。1947年初吕正操调任西满军区司令时曾让父亲随去，父亲写了条子，说不能去，下面已有人议论，我是吕司令“山头”的人，这样父亲留在了总部。没曾想父亲摆脱了一个小“山头”，最后又被融入“四野”这个大“山头”。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

二

全国解放了，天下并不太平。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不甘为寇，很长时间里一直不断袭扰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台海紧张局势加剧。彭德怀元帅当时指出：“台湾海峡的斗争，在朝鲜战争前，属国内战争性质……美国虽也暗中给台湾以军火和物质援助，但我们打台湾是国际上公认的内战。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6月27日美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同时宣布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把台湾置于美国占领范围内，也即是策应朝鲜战场的侧翼。从此，台湾海峡就增添了中美对抗的国际因素。”①【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暂停攻台计划，将主力部队调往朝鲜半岛，国民党借机加紧对我沿海岛屿进行袭扰。通常是集中一部优势兵力，突然登陆目标岛屿，以大吃小，并在解放军部队赶到之前迅速撤离。对此行动，美国人当然支持。因为这不但可以牵制新中国在朝鲜的作战，也可以增加美国人的谈判筹码。他们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的同时，还不断派出武装舰只入侵我海域，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保驾护航。

依仗美国人撑腰，蒋介石运用美军二战太平洋战场岛屿作战经验，不断在东南沿海采取军事行动，并屡屡得手。仅粤东沿海，1952年1月28日，驻金门蒋军1000余人，在湄洲岛登陆，抓走岛上居民300余人。

1952年10月11日，国民党75师、14师一部共9000余人，在10艘舰艇、8架飞机的掩护下，在福建莆田的南日岛登陆。守岛的一个连寡不敌众，大部牺牲。我28军83师、85师增援，以伤亡1300人的代价，三天后才将敌击溃。

1953年7月15日，蒋军3个野战师各一部、海军陆战队一个支队、空降兵两个中队，并配有水陆坦克21辆，飞机6架、各类舰艇13艘，共13000余人，由敌19军军长陆静澄指挥，对位于福建、广东结合部的东山岛发起大规模进攻。

蒋军先是出动飞机炸毁了泉州通往东山岛的必经之路九龙江桥，并首次使用空降兵切断渡口。他们空投了450名伞兵至岛北渡口附近，企图阻挡大陆上岛增援。我守岛公安军80团顽强抵抗，步步阻击，码头上的我军海军官兵也抄起武器打起了陆战。16日上午，我阻击部队退至具有坚固坑道与土木工事的公云山制高点，抵挡住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势，据险坚守。广州军区（当时的中南军区）41军122师和华东军区28军82师、31军91师272团渡海增援，激战三个昼夜才将敌击溃。我军死伤被俘计1250人，国民党死伤被俘者计3379人。

敌人的登岛作战组织相当严密，部队利用夜暗登岛后，所有航渡器材全部后退15海里，以免遭我岸炮火力袭击。三天后还是利用夜暗，航渡器材靠岸接走部队。这段经历从9。13后父亲被监禁中的日记中能够读到。122师因行动迟缓而给于敌人更多的脱逃机会，从而引发他对部队战斗作风的反省。

建国初期，我国国土防空比较薄弱，领空一直很不安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仿佛有了底气。蒋军空军多次对我沿海城市进行袭扰，曾轰炸了上海市。当时广东的省会广州的夜空里常会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粗大的探照灯光刺破漆黑的夜空，高射炮咣咣震响。从台湾或香港起飞的，贴着青天白日的美制低空侦察机，在的探照灯光柱中撒一把传单便慌忙离去。由于我们空军刚刚组建，飞机性能和夜战能力技不如人，拿他们无可奈何。

第二天天刚亮，军区机关干部和警卫营的战士们撒网似的满世界在地上捡传单。这段经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以至成年后回到北京，将这些经历讲给我的同龄人听时，他们一脸茫然：不能够，在我们的记忆里，建国后，北京一直是歌舞升平啊！

1958年9月24日，蒋军空军300架分批多路进入厦门、东山、南澳、温州等地，重点对大陆沿海各海军基地进行强行侵入，企图引诱我空军至公海围歼。我海军航空兵起飞迎敌。在空战中，蒋空军使用了美军最新研发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我军飞行员王自重被导弹击中牺牲。这一期间，中南地区的国土防空任务很重。特别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后，我驻粤空军不仅要对付蒋军的高低空侦查，还多次击落窜犯我国领空的美军飞机。当年二哥阎正在广空雷达25团1连服役，他所在广西东兴防城企沙的雷达警戒区，是台湾侦察飞机进入大陆、美军飞机轰炸北越的必经路线。他们连曾多次配合我驻粤空军和北越高炮部队出色地完成歼敌任务。

60年代初，大陆经济困难，蒋介石认为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时机。他们不断空投和用军舰向大陆输送武装特务对我进行渗透袭扰，今天在海边插上一面青天白日旗，明天杀死我一哨兵，打了就跑，以此为资本，在国际上制造影响，蒋军军舰在美国海军庇护下，甚至在我海域公开炮击、绑架我在海上作业的渔船。

1965年8月6日，蒋军海军两膄军舰“剑门号”（美制“海衙”级“巨嘴鸟”舰队扫雷舰，全载排水量1250吨），“章江号”（美制海军猎潛舰PC…1232号，全载排水量450吨）窜犯我广东沿海。广州军区报总参谋部批准，由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派出护卫艇4膄，鱼雷艇5膄出击歼敌。我突击编队都是不足50吨的小艇，火力弱且航程短，蒋军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当我军利用夜暗迅速接敌时，遭到敌舰炮火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军发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沉着应战，冲到距敌舰500米突然开火，一直打到100米并将“剑门”、“章江”两舰穿插分割开，随后我军集中兵力围歼“章江号”。首先，集中火力封锁舱面，打得“章江号”舱面一片火海，甲板上顿时人影无踪。随后用穿甲弹猛击敌舰水线，“章江号”遍体鳞伤起火爆炸。击沉“章江号“后，我军集中兵力向“剑门号”发起攻击，“剑门号”被我3发鱼雷击中沉没。

战斗中，我601艇艇长吴广维头部中弹牺牲在指挥位置上，他的战友王瑞昌立即接替指挥继续战斗。611艇多处中弹，前舱进水。有两发炮弹穿过甲板在轮机舱爆炸，舱内轮机兵非死即伤，3部主机被炸坏。轮机兵麦贤得头部被弹片击中，脑髓液大量外流失去知觉。当他苏醒过来后，以惊人的毅力爬到主机旁迅速排障，他用胸部死死顶住已被震散架的变速箱，双手紧把操纵杆，奋力保证仅有的一部主机运转，直至3个小时后战斗胜利。

“8。6”海战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一次海上歼灭战的胜利。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被击毙，生俘“剑门号”中校舰长王蕴山、中校参谋长黄致君以下34名人员，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高度评价。钢铁战士麦贤得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同年11月，我东海舰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又击沉窜犯我海域的蒋军“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猎潛舰。

蒋介石的这一手，着实给我们国土安全敲响了警钟，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父亲很忙，经常出差，有时一年也见不到几面。很久以后我才知到，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在看地形，研究设防，下部队检查落实战备工作。应对蒋介石对沿海的偷袭成为当时父亲作战部门的主要工作。以致多年后我参军时，部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反空降、反登陆。每年都要到粤东沿海搞“关门打狗”之类的演习，只不过，除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外，假想敌又多了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我曾寻访当年与父亲共同参与该项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我说：建国初期，广州军区领导对干部使用是大胆放手的。最明显的例子，1955年军队授衔时，军区作战部部长、炮兵主任都是抗战干部，而他们的副手均为资历和军衔比他们高的老红军。在工作中，你爸爸很尊重领导，却不惟命是从。有时黄永胜、温玉成这些军区领导已形成的方案，他觉得不合理，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至今在我办公室的玻璃板下，还压着同事们送给我的一张父亲与温玉成看地形时，在粤东大山中蹒跚而行的照片。随着我军在广东、福建地区成功地歼灭了多股敌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治图谋。

这期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抗美援越。中国越南山水相连，唇亡齿寒。国际反华势力为了达到其全球战略目的，对新生的共和国采取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予以扼杀。1950年3月（比抗美援朝还早半年）应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赴越，先是抗法，后是抗美（1979年自卫反击战是另一回事）。

广州和昆明军区防区毗邻越南，自然要多做许多事。除了按上级要求组织战略物资输送和兵员调动外，父亲更多的是勘察地形，准备战场，防止帝国主义战争扩大化，做好反侵略准备（到总参后，父亲仍接手刚去世的原副总长李天佑的这摊工作）。

父亲曾多次公开和不公开地进入越南，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南定、河内、海防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胡志明小道、北纬17度线附近，都曾留有他的足迹。他被认为是继陈赓、李天佑、韦国清之后比较熟悉越南战场的人。以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总参作战部的同志还向军委领导积极请求，让阎仲川出来协助指挥工作。感谢作战部同志们对父亲的信任。

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同志思想上缺乏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尚未充分暴露，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父亲和全军大多数指战员一样，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正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然而，随着运动发展，特别是学生停课、工厂停工，派系林立、武斗不止，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使父亲感到了茫然无措。

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出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派别。他们都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开始打、砸、抢，揪斗老干部。有的学生在深圳设卡，对入境香港同胞施行“破四旧”；有的学生甚至劫持车辆，妄图冲击边防线“解放香港”。

这阶段，广州军区主要是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基本没有介入地方运动。也是在这段时间，广州军区的领导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盲目陷入到这场由北京发动、在全国迅速蔓延，而且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发觉，这帮不谙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