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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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破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

“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

“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十一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说我‘忘了生辰八字’，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十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他回忆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戏了。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间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戏园子，结果就打了起来。后来我们厂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玷’赔礼道歉。厂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十元军饷，得到的就只是“挨打”。这时国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当了排长。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平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支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的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这种行话他们也不懂），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被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被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人逃出黄被，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胜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疾风知劲草阳骄叶更荫　程启文党的优秀儿女、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肝胆相照，对敌人英勇善战。我记得有这样几个故事：会师彻夜倾谈一九三四年春，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率领一部分部队，遵照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遗嘱，从鄂东北赶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与徐海东领导的二十八军胜利会师了。两军会合，如虎添翼，军威大振。

当夜，指战员们都睡着了。在这万籁俱寂、天寒地冻的深夜里，唯有豹子岩一间断壁残垣的瓦房内，炉火熊熊，红光闪闪。窗棂上影映出两个高大的身影，他们正在推心置腹地交谈着。

吴焕先感慨万千地说：“海东同志，事实证明你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这次从鄂东北赶来，就是准备听取你的批评的。”

海东深知焕先同志的诚意，就象在严寒中需要温暖一样，希望能得到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这时他非常理解焕先同志的心情，就顺手添了一把柴，拉着焕先到火塘边坐了下来。一边烤着火，一边谈着心；火苗越烧越旺，两人的心，越谈越热。他们一起分析了铸成这次错误的原因，从思想上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海东真挚地对焕先说：“那时，我是对你有意见，但是，那次错误不能由你一人负责。”

“不！海东同志，那时我的一票很有份量。你能谅解我，但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我是不能原谅自己的。”

原来，一九三三年春，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下，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当时的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坚决执行省委这一错误决定。在召集师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唯有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他说明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不能围攻七里坪的正确意见。可是，会上多数人通过了省委的错误决议。围攻战斗结束后，果然我军损失惨重。由于敌强我弱，又无后方接济，部队战斗频繁，伤亡甚多，疾病流行，缺粮缺盐，致使部队大量减员，由一万三千余人减少到了六千余人。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心苏区全被敌人侵占。

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开始向皖西转移；一路上屡遭敌人阻击，只好又从皖西向鄂东转移。可是，当红二十五军在夜间通过麻城县北、黄土岗的公路时，敌人突然切断了我军的队形。当时，徐海东同志身患重病，他立即从担架上跳下来，率领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进行掩护，没有冲过公路，被迫向皖西转移；吴焕先等同志带领军部、七十五师及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冲过公路则向天台山集结。

后来，海东率领的部队在皖西北道委领导下，成立了二十八军，转战皖西。在河南商城南葛藤山战斗中，歼敌近一个师（敌师长被生俘），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把自己装备得兵强马壮。吴焕失率领的部队在天台山，遭到了敌人十多个团的兵力的围攻，周旋了两个多月，部队伤亡很大，几乎濒临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在逝世前，指示吴焕先同志把部队带到皖西，与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会合。……经过如此艰难曲折的历程，今天这两支铁军终干会合到一起了，他们怎能不感慨万端呢！

此时，天已放亮，野外凉意仍浓；屋内却温暖如春。吴焕先和徐海东同志一夜没合眼，也没有一点倦意。他们俩越谈兴越浓，一起兴致勃勃地研究了两军的合编工作。遵照省委指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军政委，两军合编为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不设师部，番号仍然沿用红二十五军。

就这样，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的战斗历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奇袭罗田敌巢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重新露面，就象在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在国民党军政领导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一面训斥鄂豫皖的“清剿”军无能，骂他们是饭桶；一面又喝令十几万“清剿”军继续向商城东南合围，妄图把新组成的红二十五军扼杀在襁褓之中。

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国民党各路“清剿”军正向商城东南咄咄逼来，而我军则经过长年的艰苦奋战，两军刚一会合，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又很困难。部队从一九三二年以来一直没有穿上棉衣，经常以野菜充饥，每天只能吃到两餐野菜稀汤。这次面临着十几万敌人的“清剿”，就是能抵挡一阵，也支持不久。但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合编后，士气高昂，求战心切；革命的群众也大力支持，慷慨激昂地说：“烧杀决不能使我们屈服，烧了老子的房子，烧不了老子的土地！”“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海东听了同志们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非常激动，但他觉得一个指挥员应该沉着、冷静，他与吴焕先等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各种作战方案的利弊，在召集红二十五军和地方各级负责人的会议上，他提出了“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避其锋芒、击其所虚。现在敌人集中十几万人来合围我们，后方必然空虚；我们就连夜奔袭，深入到敌后去捣毁敌人在罗田的指挥部。一来可以避其所长、击其所短，二来可以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补充自己，进一步增强我军的战斗力。会上同志们一致赞同海东的意见，作出了决议。除留下地方部队迷惑和吸引敌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