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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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非常激烈，贺龙、叶挺的指挥部不得不经常转移。每转移一次，就有炮弹打进原来的指挥部。后来潮汕一带民间传说贺龙有神灵相助，炮弹不能接近。

双方彼此冲锋各数十次，形成拉锯战。

9　月30日晨，起义军陷入重围，弹药消耗殆尽，人员伤亡严重，不得不退出战斗。敌军伤亡更大，已无力组织追击，也不得不退出战斗。

起义军退到揭阳，贺龙把三十支枪和九千发子弹送给当时的中共揭阳县委。他说：“愿南昌起义的枪在各地都能打响。”

起义军投入潮汕战斗的兵力是六千多，撤出潮汕时仅存二千多官兵。这二千多官兵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经过几千里转战之后幸存的精华。用“火种”

二字形容他们或许并不为过。粟裕就是这二千多官兵中的一员。

撤出潮州，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了饶平，陈毅率领的从潮汕撤退下来的队伍与朱德率领的十一军二十五师、九军教育团会合在一起。朱德和陈毅率领队伍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

队伍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

从饶平出发时，起义军的处境非常险恶。敌人又纠集了四万多军队，围攻仅有两千五百人的起义军。而起义军是刚从各个方面会合起来，在严重的失败打击之下，组织上和思想上相当混乱。这时，与周恩来等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在部队中的最高首长就是第九军军长朱德。

用粟裕后来的话说：“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

朱德和陈毅率部急行军，于10月中旬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国民党钱大钧的一个师穷追不舍。起义军在武平立足未稳，钱大钧部即追至武平。起义军不得不在武平打一场退却战。

在武平，粟裕第一次负了伤。

朱德指挥起义部队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随后命令粟裕所在的警卫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部队转移。

敌人进入武平城，追出西门。

警卫排奋力阻击，敌人纷纷溃退回城里。

完成任务，警卫排追赶大部队。

起义军向西北行十多华里，到石径岭附近，于悬崖峭壁之间有一个隘口，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反动民团在起义军到达之前占据了这个隘口。

朱德指挥队伍疏散隐蔽，尔后带几名警卫战士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攻击。敌人才惊恐而逃，起义部队顺利通过隘口。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握驳壳枪，指挥后续部队。

接着，朱德令粟裕他们一个排掩护主力撤退。当他们打退了追击的敌人后去追赶部队时，一颗子弹从粟裕的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他觉着受了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去，身体动弹不得，但心里倒还明白。他依稀听见警卫排长说：“粟裕呀，我们不能管你啦！”

排长卸下粟裕的驳壳枪，带领全排战士走了。

粟裕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他觉着浑身无力，爬不起来。

无论如何要赶上部队！一一他想。

粟裕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

粟裕是位顽强的英雄汉，站不起来，他就顺着山坡往下滚，然后艰难地爬到路上。

当几名追赶大部队的起义战士沿着山边走来时，他们帮助粟裕爬出水田，替他包扎好伤口，搀着赶上了部队。

山区10月，已是凉气袭人，起义军的官兵们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的单衣，几个月来转战几千里，身上的衣服已破烂不堪，鞋子也早已穿烂，他们既没有打草鞋的材料，也没有打草鞋的时间。有的撕块破布把脚包起来，有的干脆赤着脚。为了防备反动民团的袭击，部队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间小路上穿行，夜里露宿山野，身子底下垫些草或树叶。寒冷、饥饿折磨着将士们，痢疾、疟疾一天天增多，又没有药物治疗。有的同志晚上睡下，天明就再也起不来了。

粟裕回忆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时说：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王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①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

在起义部队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粟裕看到，朱德和陈毅对革命充满了必胜信念，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

那个时代，旧军队里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粟裕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朱德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

陈毅是七十三团指导员。在起义队伍的危难之际，与朱德同心戮力，和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据粟裕回忆，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谋出路，并且劝陈毅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陈毅是知识分子，没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他们则是搞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这些军官中间，就有当时任七十三团七连连长的林彪。当部队离开大庾时，他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开了小差。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得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痛打，重则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于离队的当天夜里又返回了部队。

但当林彪一邦人劝陈毅离队时，陈毅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他告诫说：“你们要真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几十年后，粟裕说：“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这时候，粟裕已由警卫队的班长晋升为排长。

粟裕所带的警卫排，其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员或团员。

当时的起义队伍，在组织成分上比较复杂，其中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兵痞、流氓。在未经改造之前，这部分兵痞、流氓曾是害群之马。粟裕后来回忆说：“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在那种异常恶劣的环境里，不良因素给部队的危害更大。在向西转移的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信丰县城，个别官兵进饭馆吃饭不掏钱。甚至把手榴弹放在当铺的柜台上，掏出导火索，要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

朱德和陈毅在信丰附近召开了一次全军大会。朱德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领导。他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他还是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

陈毅鼓励将土们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①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38页。

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粟裕牢牢记下了朱德和陈毅的话，以至于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1927年10月底，起义队伍从信丰到大庾。国民党军阀忙于派系间的混战，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未德、陈毅便利用这个机会领导部队进行整编。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

当时部队中总计还有五六十名中共党员，粟裕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起义部队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粟裕说，是一项对于支部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

大庾整军，起义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九个连组成了一个团。粟裕被任命为第五连指导员。第五连的连长是耿凯，他是朱德领导下的教育团的学生，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

大庾整军以后，粟裕就是起义部队的一名中级指挥官了。

粟裕曾说，“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经过整编后的起义军，大约有六七百人。但这支队伍在敌人心中的目标相当大。国民党反动势力知道这支队伍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队伍走到哪里，都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军队通风报信，国民党军队就尾随而至。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这支队伍便采用“国民党第五纵队”番号，司令员是朱德，化名王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

10月底，粟裕跟随朱德在信丰转战时，赣南特委派人到信丰接头，通报了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上井冈山的消息。

朱德、陈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曾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毛泽东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景仰。

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消息给孤军转战中的起义军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1月上旬，粟裕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来到崇义县。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连为单位，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后来，粟裕回忆说，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但意义是重大的。

在崇义期间，朱德、陈毅为了向毛泽东通报南昌起义部队的近况，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上井冈山去联系。不久，毛泽东所部的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来到朱德、陈毅的驻地附近。陈毅亲自换上便衣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张子清、伍中豪是在上井冈山的途中遭敌人袭击而转移到这里来的。

通过张子清和伍中豪，陈毅了解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夕的一些情况。朱德、陈毅把部分装备送给张子清部，除补充该营外，还带上井冈山一部分。

12月上旬，粟裕随部队转移到仁化。在这里部队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知道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陈毅所部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队伍日夜兼程。当赶到韶关时，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

朱德和陈毅率领队伍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部队白天训练，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在这里，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有所壮大、并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这支队伍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时，朱德利用与滇军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的老关系，把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与范达成“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的协议，用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名义把部队隐蔽起来。朱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范石生给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

当蒋介石发觉朱德的队伍隐蔽在范石生部时，密令范石生解除一四○团的武装，逮捕朱德。

范石生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

朱德和陈毅带着部队连夜出发，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

粟裕的连队随大部队于1928年农历春节前开进宜章城。队伍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特殊身份，智取了宜章城。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当地豪绅大摆筵席，欢迎以王楷为团长，胡少海为团副的一四○团进驻宜章。

宴会中，按照预定计划在席间逮捕了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和地主乡绅，声明本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并宣布宜章暴动成功。

起义军解除了县城内的反动武装，砸开监狱，释放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给贫苦群众分粮分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了下来，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

就在这一天，起义军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故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五十年之后的1978年春，粟裕重访南昌、井冈山等革命故地，老将军激动不已。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陈列柜里的军服和红领带向老将军请教：“参观者多次问到这根红领带的名称和用意，请粟裕将军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解释。”

粟裕作了这样的回答：起义军每人脖子上系的红领带，记得是八一南昌起义开的头，后来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沿用了这个标志。我们当时把它叫作“牺牲带”，是象征革命，表示参加起义的同志献身革命的决心。记得1928年1　月下旬，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来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率领下，发起湘南年关暴动时，每个起义参加者的脖子上也都系了一条红领带。当时有许多女同志参加了这次起义，陶铸同志的爱人曾志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她围了一条红绸子作领带，从左肩披下来拖到腰际，显得英姿飒爽。……总之，系红带就是表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我的这个解释也不一定准确。也许，这个领带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这种红色，戴在红色战士的脖子上，又似乎有着深刻的寓意。……这样吧，以后再有人问起这根领带的作用，你就告诉他，粟裕说的，这根领带是用来拎着自己脑袋的。我们那时候，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