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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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兵一面又不能不打仗，一面又怕打仗，想及早回家。这种矛盾，也是我们所应利用的。我们对敌伪的宣传，都应考虑到这点。

总之敌人的种种矛盾，都是围绕于其基本矛盾——敌国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而运动的。这些矛盾在其战斗力中所表现出来的，可利用作为我们战术的依据（敌军战术以至战略的一切变化，都由这些矛盾而来）；在其战争诸因素中表现的，则可为我战略的依据。我们应善于利用敌之矛盾战胜敌人。

至于我方，自然也有这些矛盾的（虽然大小不同，性质亦有些差异）。那就要求我们善于缩小这些矛盾，调和这些矛盾，而不予敌以可乘之隙。例如，为了消灭物与物及物自身的矛盾，我们应该加紧军事工业及一般工业的建设；为了消除人与物的矛盾及人自身的矛盾，则应该改善政治工作与军事教育；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则应该改善军队机构，消灭某些军队中的军阀制度，求得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及各军间的团结。而这些团结，都须以国内民族团结、坚持抗战、改良政治为基础。有了这种团结，减缩了我方的矛盾，就是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然后才能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求敌之可胜”。

九、时间与空间

这里要讲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只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我们时常听到说“争取时间争取空间”的重要，和“以空间换时间”的命题。有人说：“时间是中国之友”，有人说：“领土广大是中国　胜利的王牌。”到底怎样理解才对呢？

还在抗战初起不久的时候，一个奔逃异国的旧俄军官A。YakHONTфф在论“中国的机会”（原文见Cninatoday四卷二号，译文见“文摘”战时旬刊八号）时说到“日本机构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地位和它的结果——内部情势。自然它对这种重压，可以支持某一个　时期，即使各国对它施行经济制裁。可是它绝不能支持到一个很长的时期，假如没有外援的话。自然这就是说时间是日本之敌而为中　国之友，危机的时间越长，日本获胜利的机会越少。”自然中国抗战如能持久，显然，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方　面。这里姑且不问Y君当时的结论是要中国以游击战为主，还是实际等于要中国放弃正规战；也不谈Y君的全文，只问“时间是日本之　敌而为中国之友”这一命题是否正确？我们认为这一命题只有片面的真理，如果把它绝对化起来，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坐待日寇之灭亡。试问时间本身就能为中国产生抗战力量吗？时间一定不利于攻者而有利于防者吗？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曾说过：“当然国家由于历次的被打击，以致失败的例子，即本来应该是防御者护国天使的‘时间’，对于防御者反生有害作用的例子，也并不是没有。但是攻击者的意图，因为行动迟延以致完全失败的实例也是非常之多的。”可见战争之持久，不一定对防御者完全有利，也不一定对攻者完全有害；不一定是防者之友，也不一定是攻者之敌。因为时间本身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中，有些军队削弱了，有些军队扩大加强了。因为他们不打敌人，专事反共，欺压人民，压迫士兵，结果，自然只有瓦解。同样在那里坚持艰苦抗战的八路军，出发时只有三个师十二个团（还留一部在后方）。而现在却能进行“百团大战”。一方消失抗战力量，一方增长抗战力量，还不都在这些年份吗？可见我们不能坐着等“时间”先生送我们的　抗战力量来。

我们知道时间本身不能产生或消失任何东西，任何东西的产生　或消灭，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与否。时间对我国抗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洗刷腐败的反动的势力，培养新生的　进步势力，准备反攻力量。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必须经过一个艰苦斗争与締造的时间；然而时间本身不能生出抗战力量，只有中国广大的人民与军队才能生出它们。而要在人民与军队中生长抗战力量，只有坚持抗战、加强团结、改善政治，打击亲曰派汉奸的势力，限制顽　固派反进步的势力，发展抗战派进步的势力，才能做到。

有些人天天在喊“争取时间”，他们并不是在这争取的时间中积极地“自力更生”来培养抗战的进步力量，而是等待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外国的援助。他们的争取时间，不是为了在这时间中力求进步，而是拖延时间，维持与保留旧的一套。他们在所争取的时间中也要发展力量，但不是发展抗战的进步的民主的力量，而是发展妥协的顽固的反动的力量，并且还要打击进步的坚决抗战的力量。最坏的是还有亲日派的阴谋家，阴谋在这些时间里发动反共战争，以代替与取消抗战，以达成他们原来就要投降的目的。因此在“争取时间”这一抽象的口号下，隐藏着极不相同的内容：一种是为了中国民族与人民之解放而求发展抗日的民主的进步力量；一种是为了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而求发展反动的势力；一种则是为了阴谋破坏团结，终止抗战，实现投降而求发展亲日的汉奸的势力。我们应该看个清楚。

在战术上时间的因素亦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无论新旧原则，都注重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那些被人横的各个击破或纵的各个击破的军队，就是因为力量分散于空间或时间的隔离中。很显然，总数较多的军队，如果分散于各地，或以不同的时间到达一地，就很可能被总数较少而集中力量的军队（假定质量略等）所各个击破。遭遇战“双突破”与“闪击战”中时间因素之作用更为明显。

在空间问题上，有个德国的所谓“名记者”W。Schenkoc在《论日本战略》（原文见一月号《亚美月刊》，译文见《反攻》第三卷第一期）一文中，重复而着重地指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靠地理因素即领土之广大。他说日本之不能速胜，是忽视了这一点。他说：“地理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条件。”另外一个美国的所谓“远东通”欧文。拉特模（Ouen　Lattmore），他在“日本吊在中国的弦上”一文中，把中国画个三角形，由西北兰州到河北的山海关，与西北的兰州到西南的滇越交界处为垂与底，把东北到西南的沿海线拉直为斜边，他认为日本的失算在于未能贯彻一年前的计划，“……先控制三角形的北方之线（按：即指华北）再趋直角，然后从北方和西方（按：即陕甘宁）征服四川。”（译文见“文摘战时旬刊”四十三号）他认为中国历代的战争，都是这样打，才取得胜利的。这位“远东通”对中国的历史，似还未全“通”，或是他忘记了明太祖朱元璋之光复，与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胜利，并不是这样打的。他这种“小小的几何癖”实由于不了解“在大多数场合，最适合于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锁钥是对的军队”（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第六篇第二十三章，经列宁摘入哲学笔记内，并批了“妙极！妙极！”等字）。

对于空间的了解，我们认为空间与时间是分不开的，同是战力存在与战争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的空间与没有空间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时间与空间进行战争也是不可设想的。假如把中国领土全部失掉，去借外国领土来抗战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中国抗战必须在中国领土内行之。因此保卫国土，成为我们全民族的神圣任务。虽然“在敌国领土上来保卫本国的领土也是可能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苏联之在卡累利亚的战争正是这样。但在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况中，这种可能早巳没有。中国有广大的领土，这一“地理因素”便宜于中国的持久抗战，并使敌军越深入越分散，越暴露弱点，使中国越宜于转守为攻，这是重要的条件，这与卢森堡等国不同。然而，如果过去三年中，我们不坚持抗战，那么广大的领土又于战争何益呢？中国领土广大的条件，早已存在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利用这一条件。那种认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地理因素即领土之广大的意见，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它将使我们放松了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使我们对于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高压，坚持民主的斗争放松，而去迷信那地理因素。这对于抗战是有害的，所以也要批驳他。至于那种有“几何癖”的“远东通”，我们已指出他的意见早为历史事实所批驳，而且各时代的各种战争有各自的具体情形，那种唯心论的说法，用不着多去批驳它。

说到“以空间换时间”这一命题时，我们不免要回想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红军亟须争取时间休息、整顿以巩固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家时，而对于对德议和的争论。1918年3月8日，列宁在苏联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所做的结论说：“梁尚诺夫同志偶然讲了一句严正的话，这正好像十年一次的例外，只足以证明一般一样。他说：‘列宁让出空间以赢得时间。’这差不多是哲学的议论。这一次梁尚诺夫同志竟说出完全严正的词句（虽然只是词句），而全部实质，正是在这个词句中。我正是要将空间让给实际的战胜者，以赢得时间。全部实质，就在这一点上，也只在这一点上。”这一词句的真实意义，在于战略防御者对强敌所不能不进行的“国内退兵”，我们在过去苏维埃战争中所谓“诱敌深入”也与此相同。这被历次的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自然被放弃的部分空间也带去了部分的时间，而且在被放弃的空间里也放弃了一部分力量。不过被放弃的这一部分力量（人力、物力、财力等）是比较被保存的另一部分的力量小（主要是军队的力量，其次是未被放弃的另一部分空间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为了保存自己主要的力量不能不放弃一部分次要的力量。以放弃一部分次要的力量（“让出空间”）来保存主要的力量，“赢得时间”，整顿自己，寻求敌人弱点，以求最后胜利，就是这一词句的真实内容。

我们知道“攻”“防”是军队进行战斗的运动形态；时间与空间是军队（及一切战争力量）存在与攻防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空间则军队的存在与攻防运动的进行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如果没有抗日军队与抗战的攻防运动，则时间、空间对中国民族的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说“争取时间争取空间”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后者才是前者的目的。战争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直接目的的两方面，“消灭敌人”是主要的，非此即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

“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在不同条件下又互为目的互为手段。“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的政治目的的不同而有本　质的不同。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抗战是正义战，“其目的在求中国之　自由平等”，所以“保存自己”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日寇的侵华战争却是不义战，其目的在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从这一点上说，它的“消灭敌人”的军队，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民族与国家；它的“保存自己”不是“保存自己”民族生存，而是“保存自己”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政治。

在战争中有时“保存自己”的军队成为主要的。例如当没有“消灭敌人”的条件而有被敌人消灭或打击的危险时，转移兵力以“保存自己”，这是以时间与空间（以及那空间里的人力物力）的部分放弃，来换取有利的作战时机（有利的时间与空间），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也就是在一定时间在一定空间中暂不“消灭敌人”，求得“保存自己”，准备将来更好地更有利地或最后地“消灭敌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放弃，绝不是抽象的或空洞的时间与空间的失去，而是包含着一定的抗战力量（就是在部分被放弃领土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不过这种被放弃的抗战力量，较少较次要于被保存的抗战力量而已。这也就是为了抗战的利益，牺牲小的次要的力量，保存大的主要的力量。

同样，在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自然不能不有若干不“保存自己”，或是一时的或是部分的。这种一时的部分的不“保存自己”，直接为了当前的“消灭敌人”，间接为了永久的全部的“保存自己”的全民族。因此在战争中一时的痛苦与牺牲，是应该忍受的。但，不应为了少数人的便利，而应该为了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国难财是要反对的，借口抗战而压迫人民是要反对的，少数人的一党专政应该结束，抗日的民主应该实现，在一定限度内改善民生以利抗战，也是应该允许的。

为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这种“保存”不仅只有消极“保存”的意义，而且还有也应该有“扩大”与“加强”自己的意义。不如此，则不能转变敌我力量与形势，也就不能实现反攻与最后胜利。所以一切进步的力量在抗战中应该发展，也必须发展。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抗日团体的发展与活动，广大人民之觉醒，以及八路军与新四军扩大到五十万，这是抗战发展必然的结果，而且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下，也是完全应该的。

十、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这里要讲的是“敌我”“优劣”“攻防”“胜败”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我们已讲过，“攻防”是战争运动的基本形态，“时间空间”是这种运动的必不可分离的形式，而“敌我”则为此运动之物质内容，“优劣”则为此内容之量与质的表现，“胜败”则为此运动之结果及矛盾之解决与推移。因此，我们可以说：“敌我”、“优劣”、“攻防”、“胜败”这四对矛盾，是战争中主要的对立范畴。“敌我”又可看为根据；“优劣”又可看做条件。

由上所述，我们就可明白，“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