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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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是一群要建立西方代议制的新人物。各省独立的时候，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有实力谁做都督，但要筹建一个中央政府，大家还是得玩一回投票。就这样，1911年11月12日（阴历辛亥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江苏和浙江都督府代表，通电各省，要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的问题。随后，移到汉口，南京克复，会议再移南京。

推选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可谓一波三折。在武汉战事胶着之际，黄兴和宋教仁等都在武汉，各省代表一分为二，部分留在上海，部分移师汉口开会。由于湖北代表的动议，说是英国领事居中调停，南北双方停战，希望黎元洪能代表独立各省，方好说话。因此，会议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但是，革命党人担心这样大权旁落，加上武汉这边战事失利，而江浙一带捷报频传，于是留在上海的代表重新推举，把中央军政府变成大元帅制。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本来嘛，一个原本跟革命毫无关系的人，被起义的士兵们用枪逼着成了都督，转个身，居然变成革命后的中央政府的大都督，怎么可能让这些老革命党人服气。但是，谁叫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呢？运气实在太好的黎元洪，阴差阳错做了都督。虽然从开始不说话的黎菩萨，被逼成了不干也得干的黎都督，但位置已经占了。等到革命党领袖黄兴来的时候，也只好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屈尊做了前线总指挥。所以，这么一改，武昌方面不高兴了，黎元洪给沪军都督陈其美来电，要他取消留沪代表的推举。然而，留沪代表的行为，背后的主使，就是陈其美。这个时候，由于武汉方面吃紧，而南京克复，代表们再次移师，到了南京接着开会。到了南京之后，留沪代表的改制行为，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可。但是，章炳麟却出来搅和，打电报来说败军之将不能做元帅，黄兴本人也不同意。黄兴在革命党中是个不大在乎名利的人，为了大局，他此前已经可以接受黎元洪的任命，现在再颠倒过来，显然不妥，不利于争取那些立宪党人。所以，在黄兴的提议下，代表们再一次投票，把黄兴和黎元洪的位置掉了过来。而黎元洪也表现出风度，表示自己不到南京就职，委托副元帅黄兴全权组织政府。

就在黄兴勉强答应筹组政府的时候，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美国抵达香港。黄兴马上变卦，要代表们把政府由军政府变成临时政府，推举临时大总统，意在让孙中山出马担当。但是，在孙中山没有到达之前，代表们属意的人物却并不是他，更多的人还是更想让黎元洪和黄兴干。奇妙的是，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事情马上变了，这个变化，也许就是由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总之，他的到达，彻底改变了局面。原来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一下子就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在革命党的历史上，是常见的。每次孙中山有所主张，大家争得一塌糊涂，都认为孙中山的意见不对的时候，只要孙中山出来，说来说去，都被他说服。虽然从他那里出来，还会有人感觉不一，但已经晚了。有革命党的强力支持，代表们也因之转向。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每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只有一票投给了黄兴。在选举副总统的时候，黎元洪得了全票。不仅如此，代表会议还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新政府法乎其上，采取号称最先进的美国总统制。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由各省头面人物组成的代表会议，在组织政府的这件大事上，其实没有定见。江苏代表雷奋，在资政院的时候，极有主张极能说话，当时的报纸上，说他“开会时雷乃发声，休会时雷始收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雷公也哑了，会议基本上被后面几只看得见的手所左右。虽然大家都认为革命党人最有资格当家做主，但开会的时候，革命党自身也四分五裂，江浙的跟两湖的不和，江浙这边，陈其美跟蔡元培、陶成章也不和。有武装实力的人，陈其美，宋教仁、程德全、汤寿潜以及黎元洪和黄兴，都在操控着会议，让会议左摇右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最后，孙中山的到来，暂时结束了革命党的分裂，于是，临时政府按刚回国的孙中山的意旨，经代表们的手成立了。这个被多只手摇来摇去的摇篮，没有规矩，没有章法，让人感觉好乱，最终还是摇出来一个共和的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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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中国人的头一个国会，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选出来的，1913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清朝搞的那个，叫资政院，里面的人自己以为自己坐在国会里了，但在法律上说其实还不是。清朝的国会还没来得及开，革命就来了。头一个国会选举，刚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大胜。大胜的原因倒不见得是大家都拥护国民党，而是各地主事的士绅们一来心里没底，不知道这个国会议员到底是干嘛的，二来心存厚道，觉得既然是民国，事就该人家革命党人来做。那个时候的选民，不止有性别限制，女人没有选举权，还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不动产五百元（在那个时代，不是个小数）。因此选民并不多，真正参选的人，就更少。据当时人回忆，选举也没多少竞选活动，无非是参选人跑到茶馆里做做演讲，没人听也就算了。因此，贿选的事有，但不多。不是人们民主素质高，而是大家不大明白。

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一共八百多议员，人称八百罗汉。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据说，开幕式上，最扎眼的人不是总统，更不是议员，而是指挥军乐队的汉子，太有精神了，个子高，底气足，而且服色鲜明。八百罗汉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定薪酬。还别说，还真有人提议要少点，说是国家财政困难，议员要以身作则。当然，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每年二、三千元，每月两百元左右，已经相当于政府荐任级官员或者大学教授的工资了。但是，有人不同意，主张“高薪养廉”，岁费五千大洋。结果一投票，五千元的方案被通过——即使是议员，谁会嫌钱少呢？这么一来，国会议员，就跟政府简任官员一样了，也就是说，议员的薪水，相当于中央政府各部的次长。那年月，中央政府仅仅九个部，每个部只有一个次长。那时候物价低，每月八元，可以养五六口之家，一千元可以买套四合院。议员每年五千元的薪水，绝对成了京城顶尖的高薪阶层。加上刚进京时，议员多半未带家眷，于是，两院议员，就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按当时的说法，八大胡同，两院一堂的人最多，两院就是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无论师生，都特有钱。教授自不消说，薪水高，而当年的学生，多半是进士出身的老爷，家里有钱。由于议员高薪，因此，少数能由政府控制的议员名额，比如蒙古的参议员，就成了袁世凯赏人的礼品。曹汝霖进入民国之后，一时没进政府，袁世凯就赏给他一个蒙古议员头衔。不过，做国会的八百罗汉，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按道理，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逮捕的，但民初的国会议员，经常会被京师军法处捉去，国会抗议，再放出来，然后有事再捉。

腰包鼓的议员们，议政水平却不怎么样。一言不合，动辄墨盒乱飞，甚至扭在一起，国会工作人员后来干脆把墨盒嵌死在桌子里。议员在会上对政府施政，多方挑剔，每逢会期，总是剑拔弩张，怎么也说不到一起，所有的事都只能私下幕后协调。在名列国会议员的老同盟会员景梅九眼里，国会全是一种无聊的喜剧，“有的充民党，有的充政府党，你争我辩，甲是乙非，全非关要旨。”反过来，政府方面，也不知道怎么应付议会。一次兼任总理的外交部长陆徵祥到议会宣讲施政方案，陆氏上台，即大讲外交礼仪，说俄国沙皇怎样重视礼仪，连菜单都特讲究云云。结果被议员打断，要求他进入正题，可是陆代总理却还是不紧不慢地东拉西扯，最后议会乱成一锅粥，最后议员也没弄明白施政方案是怎么回事。袁世凯上台不久，即跟西方借了一大笔钱，人称“善后大借款”。按理应该事先通过议会审议，可是袁世凯却先行签字，就算完事。议会提出质问，袁遂派当时代理总理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国会答复。无论国民党的议员怎样叫骂，段祺瑞只有一句话：现将借款案送交国会，请求追认。最后，这个大借款，居然经过私下协商，参众两院，也通过了。因为如果不通过，势必要弹劾总统，议员们前思后想，没这个胆量。

大借款是用来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势力动武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小小的零头，给了议员做岁费。袁世凯剪除了南方的国民党，逼得孙中山和黄兴流亡，但国民党的首领逃亡了，国会里大部分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走，他们不想走，袁世凯也不希望他们走，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没办——自家总统的帽子，还是临时的。按规矩，选正式总统，须是议定宪法之后。宪法草案还没有拟出，总统怎么可以先选？然而袁世凯等不及了，先逼着国会修改程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然后逼国会马上举行总统选举，把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帽子换成正式的。选举前，其实多数议员是打算屈服的，如果袁世凯以礼相待，当选料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偏偏不放心，或者说他的儿子大公子袁克定不放心，派了军警化装的公民团把国会团团围住，宣称如果议员不把他们认可的总统选出来，就不让他们出来，连口水都不给喝。议员们忍饥挨饿，一整天汤水未进，到了半夜，总算把袁大总统给选了出来。一转身，袁世凯就卸磨杀驴，下令收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件，将他们赶出北京。没了国民党议员，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从此就安歇了。醉心议会政治的进步党诸公，此时才恍然大悟，但已经晚了。议会再次开会，得等到三年以后，袁世凯死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分五裂，国会早就变味了。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辛亥革命各地独立，或者光复，成立的新政权，无论大小，基本上不是暴力夺权，就是士绅推举，绝少有投票产生的——战争期间，有谁会想到投票呢？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江苏如皋掘港镇还真就有那么一次投票，只是投票不是选政府负责人，而是否定“上面”派来的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否定了上面来的人，也就等于选了自己人。

掘港现在属于如东县，在当年则属于如皋，但这个镇相当富庶，有若干大型盐场，农渔和商业都很发达，所以县署设官分治，有专门管理盐业的场司，管理行政的主薄和驻军首领都司，人称掘港三堂官，等于自成系统。掘港虽然属于如皋，但由于商业上的关系，跟南通反而更加密切。当年，由于张謇的缘故，南通当时是长江三角洲江北一带的中心，周围的几个县都仰南通的马首是瞻。掘港属于如皋，但总是跟南通勾勾搭搭，如皋也没办法。所以，革命一起，当地学生和乡绅，不去如皋，反而去已经宣布光复的南通，要求派人接管。原来的三堂官，也有两个，主薄和都司，都跑到了南通，好像南通是所有人的主心骨似的。

扩张势力范围，是各个独立后大小政府的本能。掘港这样的一个商埠主动投怀送抱，南通断无拒绝的道理。所以，不久南通方面派了两个人回来，说是派，其实就是去南通的主薄和都司回来了。但回来后的两人，都有了新身份，一个是民政长，一个是军政长。有了这两个新身份，前主薄和都司，就赫然召集当地绅商开会，要宣布光复了。

可是，当地的绅商中间，却有人别有想法。严格地说，是若干有举人功名的人，想自己来干。于是，会上就发生了分歧，多数商人不想多事，同意原来的堂官接任下去，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南通的统治，加强跟南通的关系。但是，举人们不肯，举人是读书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声音大。面对反对声音，主薄不必说，一个外地人，无权无勇，不好说什么，都司虽系武职，但手下几个绿营士兵早已走散，少量的驻防缉私营已经离开，说话也没底气。会上一吵架，争执不下，有人出来劝两位前堂官先离场，让绅商好好商量。可是，一旦两人离开，局面马上为之一变，由于不用顾及两人的面子，反对的声音愈发大了起来。最后，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服谁，没招了，大家同意投票解决，同意两堂官留任的，写稳健两字，不同意的，写激进两字。投票完毕，两下的票数相当，最后唱票的人，自己写了激进两字，就这样，“激进派”占了上风。虽然这些人不懂西方的基本民主原则，但却无师自通地明白了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于是，两个堂官只好走路，躲到外地的场司，眼看这么大的利益，也不敢回来了。掘港组织了自己的光复大会，组织了自己的政府，由当地举人任民政长，取消了军政职务，反而到上海购买了大批枪械，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学团。最有意思的是，一个镇，从此以后，居然成立了自己的议会，由当地符合条件的选民选举产生，议员有补贴，经常开会，虽然选出来的人多为拖辫子的老派士绅，但也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制约。但是，有意思的是，派人来的南通革命政府，却认了这个账，没有派兵干预。

其实，就是在南通这个地方，丝渔港的农民和渔民，也曾趁革命之机，自发成立过一个新式政府，也有军政长之类的官衔。可是，农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给镇压了。但是差不多同时，掘港镇绅商不给南通面子，把他们任命的官员给废了，自己搞了一个，居然没有事。不仅没事，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投身革命，士绅可以，绅商也行，但农民不许。只要农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镇压。秩序也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