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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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革命声中，一个个政权易帜，无论换不换人，旗帜肯定是要换的。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打什么旗，并不统一，即便是革命当事人，有打铁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广东的汕头，还出现过红白蓝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后来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当时，打白旗，就代表着汉人的光复。光复后的新政权，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机关，一个不落。否则怎么叫夺权呢？但是，有一个机构，新政权却接收不了，这就是海关税务司。

税务司有钱，革命党缺钱。尽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银两，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地扩军，越是革命党人当家的地方，扩军就越是厉害。世界上，最费钱的事业就是军队，所以，无论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够用的。如果能把一个有大批税金收入的机构控制起来，革命政府当然是乐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尝试接收税务司，或者让税务司听命于他们。但是，税务司却一律不买账。江汉海关的税务司不仅拒绝了鄂军政府更换海关监督的要求（这个职务例由中国人担任，但没有什么权力），而且明确告诉黎元洪派来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仅仅是总税务司的雇员。有的地方税务司甚至强调，他是英国公民，经英国政府批准，在总税务司任职，只接受总税务司的命令。云南起义后，都督蔡锷要求当地税务司听命，但税务司不肯，说只听总税务司的命令。蔡锷说总税务司是中国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税务司回答说，总税务司虽然是中国官吏，但委任他时是要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税务司连革命党人更换旗帜的要求都不答应。长沙海关的卫兵，未经税务司的批准，自行把黄龙旗换成了白旗，但税务司看了很不高兴，马上下令撤下来，而且还派人向都督焦达峰抗议，焦达峰这个山上下来的都督，还只能道歉。各地光复城市的海关，没有一个挂革命党旗帜的，大多是什么旗都不挂，保持所谓的中立。惟有广州有一点点的妥协，广东的革命政府对海关说，如果他们的海关巡船不悬挂他们的旗帜，就不保障他们的安全。光复后的广东，各路乱七八糟像土匪似的民军太多，把洋人也吓着了，于是，广州海关的巡船，勉强挂了白旗。长沙税务司，还拒绝了新政府要求把税款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诺决不动用也不行，谈了半天，最后还是按惯例，汇到汇丰银行汉口支行。革命后的镇江军政府，派了一个新的海关监督来，被拒掉，向来由海关税款摊拨的当地政府衙门经费，税务司也拒绝拨付。在这个坚持“中立”过程中，各地税务司却跟外国领事，尤其英国领事馆保持密切的联系，显然，这种中立是得到列强支持的。

只是，这个“中立”机构的华人雇员，可不像他们的上司那样中立，武昌起义一爆发，就有好些海关的佣人和苦力去投了军。上海的海关低级华人雇员干得更猛，革命后，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海关仓库里的军火被盗事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成批的军火被成批地运走。连总税务司都知道，如果没有“内贼”的海关里华人职员的配合，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所以连忙要上海税务司训诫华人雇员，要么辞职，要么停止破坏“中立”。可是，已经晚了，库里的军火，一点不剩，都已经都装备了革命军。

但是，中立的税务司，却对能否保证用关税和盐税支付庚子赔款，以及保证一部分由厘金摊付的中国政府借款的保障问题，十分关切。毕竟，革命一起，仗打起来，对于关税也有影响，而且厘金的征收，一直总税务司就没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后就更不好说了。在各地税务司的“严正”交涉下，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兼盐务总监张謇只好下令，各地绝对不能擅自动用税款，以免影响赔款和洋债的支付。

清政府的总税务司，是个比较独特的政府机构。从起源上讲，这个机构跟总理衙门一样，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强面前，放弃固有的朝贡体系，成立涉外机构。这个机构，在外国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光是双关语上的自尊自大，实际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务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来华贸易的海关事务，当然也得管。虽然清朝过去也有海关，但基本集中于广州一地，具体事务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关事务，没有人明白，加之总税务司成立时，清政府的鸵鸟思想依旧还是主导，连成立总理衙门都是临时应付，更何况总税务司。结果，这个临时机构中的临时机构，就大方地交给外国人办了。

当然，办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当初的临时机构，不仅没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办越大，总税务司也越办越红火，原来微不足道的关税，逐渐增加，也成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总税务司，最终变成了承包给外国人的一个政府机构。由于体制的缘故，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挂在“外交机构”下面，而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税务司赫德，又长期跟清政府关系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员个人关系密切。所以，半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半是因为承包者个人的原因，总税务司跟总理衙门难分彼此，跟各国公使过从甚密，频繁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过程。在中国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置使馆的时候，总税务司甚至通过派自己的人进去做翻译，掌握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资料，干的像是间谍的活计。反过来，总税务司的事务，却决不允许中国政府插手。各地分税务司，则跟各地的外国领事，尤其是英国领事来往多多。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洋商在到达中国之时，必须告知本国的领事，所以，海关收税也必须跟领事打交道。作为洋人的税务司，出于个人的偏好，也喜欢跟领事保持密切的往来。

不管在李泰国还是赫德甚至清末的安格联时代，总税务司都是一个独立的封闭体系。不仅制度和规矩是外国的，连人员也是外国的，中国人顶多能做最底层的职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各地税务司，跟外国领事往来密切，却从来不买地方政府的账。由于这么大一笔收入地方政府不能染指，而且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努力深化，税务司的手，逐渐借厘金的抵押问题，伸到向由地方管理的厘金领域，所以，清政府的地方大员，几乎都对税务司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不满。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得到中央政府和列强双重加持的机构，却也只能徒呼奈何。这样的机构，你说它是中国政府的吧，它却对保障列强在华的利益更有兴趣，尽管这个兴趣，大体上能限制在它业务范围之内。你说它是列强代理人吧，它又的确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如果不是归它管理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有如此大项的收益。

其实，无论这个机构有多么的独特，但在制度上，它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关总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没有理由中立，也没有资格中立。其中的洋员，其实也没有资格宣称自己不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因为资格最久的总税务司赫德，曾经多次强调，总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就是中国政府雇员。从法律上，毫无疑问，这个机构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雇员都得听命于政府，政府如果换了，就得听新政府的。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面对一个充斥了洋人，而且跟当地外国领事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无论如何都硬不起来。不碰洋人，是革命的一个雷区。你说他们软弱也罢，革命不彻底也罢，反正那个时候，所有革命党人，都生怕被列强视为义和团，好像一旦被人这样看了，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没了。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尊重或者说畏惧这个精神上的雷区，保障了税务司的独特性。

【股票建起革命军】

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这话有几分道理，保路虽然未必能保出革命来，但保路本身引发的不满情绪，的确助了革命一臂之力。革命爆发，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转化为四川各地的暴动，导致四川的光复。而这个运动所要保的四川铁路公司，反倒被人全然忘却，在宜昌一带修铁路的工人都失了业。不过，被人忘却的四川铁路公司，其实在革命中还是有点作为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川人不仅组建了一支北伐军，而且这支军队回到了四川，成为革命党人在四川最主要的武力，在后来四川第一波军阀混战中，有上佳的表现。

这件事，得从四川老牌的革命党人熊克武说起。熊克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日本留学，原本打算学军事，但进不了正经军校，只好在民办的准军校东斌学校混了一阵，这个日本浪人办给中国人的学校，据说是革命党的摇篮。熊克武在里面学会了打枪，也私下学会了制造炸弹，很早就从日本回国，做专门的革命党。在四川多次策动起义都没有结果，辛亥年春，作为四川的选锋，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到陕西潜伏起来。武昌军兴，他和一些川籍的革命党人陆续来到上海，准备组织一支四川人的军队，参加北伐。协助他的，就是后来刺杀良弼的彭家珍（后来他离开了部队，北上干大事去了）。组织一支军队，第一位的要务是钱。四川铁路公司当初不肯被朝廷接收，很大一个原因是公司放在上海购买器械和材料的钱，大部分在炒股中被黑掉了，成了一笔烂账。但是，骆驼倒了还有架，由于保路运动，没有被收归国有的四川铁路公司，并非一分钱没有，还残存大约一百七十余万两的兰格志股票。兰格志是一家英国公司，主营橡胶和石油，这个公司的股票，在1910年中国橡胶股票风潮中，是特别受追捧的一支，此时，这支股票已经跌到当年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属于有信誉的国际有价证劵。如果能把这些股票弄出来，一样可以作为抵押，买到武器。

当时的这些股票，由四川铁路公司在沪的四川商董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保管。于是，在沪的革命党人，就通过各种关系，极力向两人游说。但是两人以款项太大，责任太重，迟迟不肯答应。在这时候，同为川人的黄祯祥在武昌起义中为黎元洪的卫队长，在武昌保卫战中受伤，来到上海疗伤，伤好之后，也起了另组军队的野心，当然，打的也是这些股票的主意。黄祯祥刚从战场上下来，比较生猛，直接带了十几个人，带着枪，把童子钧绑走，关押在一间房子里，逼其就范。熊克武闻讯，这个加入了袍哥的革命党，觉得这样很不像话，于是找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把关在黑屋子里的童子钧解救出来。由于熊的仗义救人，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十分感激，一激动，居然爽快地将他们保存的股票，悉数交了出来。熊克武他们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江苏都督程德全做保，向日本洋行购买了两千支俄式步枪（大概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子弹两百万发，机枪十二挺，山炮六门，山炮和机枪，都是新式的。按当时的水准，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混成旅的军队了。据说，这笔款子，到了后来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由蜀军政府的存留款里拨出来二十多万，归还了四川铁路公司。不过，对此我存疑。

有枪有钱，不愁招不到人。钱是四川的，枪是四川的钱买的，人也得找四川人。他们在宜昌到万县一线的川汉铁路的修建者中招募了三个营，这些人正在停工失业中，无不乐于从命，对这些工人稍加训练，组成蜀军北伐军。就这样，不仅钱是四川铁路公司的，人也是。南北议和，民国告成，熊克武带着这三个营，沿长江西上回川。路过武汉，又从汉阳兵工厂购买了一批步枪和子弹。在宜昌又劫下铁路公司用来修路的炸药数吨，用来制造了一批炸弹，成立炸弹队（熊克武自己当年就学过制造炸弹）。部队抵达万县，小试牛刀，解决了当地驻扎的一千多巡防营。由于枪多人少，部队陆续扩张，到了重庆之后，又接收蜀军军政府的一部分部队和枪械，队伍扩为一个师，编号蜀军第五师。然而，这个师的人员，比别的部队两个师都多，军官中，以青年学生为主，有朝气，有理想。后来被称为蜀军战神的刘伯承，也在这支队伍里做军官。更扎眼的是，这支军队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