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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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镇冰身边做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是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汤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市民的武昌起义】

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在汤化龙主导了联合会之后，这个留学过日本的名绅，开始着手整顿各个保安会，给会员统一配备服装，像军装似的。让这些分散的店员、学徒和工人，定期接受教育，加以训练，在社会上宣传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的意义，同时，为原来就有的消防组织，添置设备，真的有了火情，出动消防队灭火。同时，汤化龙利用他的地位，多方周旋，请求湖广总督瑞澂批准，联合会购置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放着便宜的汉阳造不买，估计是没看上），子弹数万发。聘请一些军校出身的军官，到各保安会做军事教官，钱给的比军队里的军官还要多。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还定期打靶，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差不多有一个排的兵力，整个联合会，几千人的队伍。时常让会员们身着军服，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让这些学徒、店员感到倍儿有面子。在汤化龙做了湖北谘议局的议长之后，他还发动联合会，组织了立宪请愿游行。几千人整齐列队，一个保安会一色旗帜，到总督衙门请愿。

在很多材料上我们都看到，武汉的市民，很欢迎起义，送饭送水的。但实际上，市民对于起义，并不仅仅限于表示支持，他们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政权易帜，却没有发生大大乱，很关键的是因为汤化龙进了军政府，各个保安会在士绅的协调下，马上变成保安队，戴上红字袖标，并补充了武器，出来维持地面，帮助搜查残敌，弹压不法。海关的报告说，商界领袖在维持汉口的市场，革命军和市民一同维持秩序，发现有抢劫者，就开枪或刺刀对付。“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军的同情”，当然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这些商团会员还直接参战，在反攻三道桥的战斗中，据说保安会的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革命军大部分都是临时扩充的，大批的新兵，有的上了战场就晕，连如何装弹、放枪都不会。保安会的会员毕竟受过一年多的训练，实弹演练也来过，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新兵蛋子强些。只是这些保安会的会员都是有工作的，打一仗两仗热闹热闹，大部分人就回家了，只有少数人投军继续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也参加了武昌起义。当然，他们的上海同道，干得更猛，进攻制造局的主力，就是上海商团。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成功，跟立宪派对朝廷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有莫大的关系。汤化龙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进士出身，位至一省谘议局议长的大牌士绅，居然在起义发生之后，马上就投身进去，甘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起义发生之前，他对朝廷收回路权，搞皇族内阁凉透了心。领袖的失望，追随者更失望。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

【荫昌督战记】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当是祸首，一个是瑞澂，一个是荫昌。清朝最后三年，当家的亲贵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权往满人手里搂，无奈满人将帅真是没用，纵使大权在握，稍有缓急，大不济事。武昌起义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满人中还算能吏，起义军的大炮一响，忘记了自己本职乃是武将，在督府围墙掏了一个狗洞，一溜烟逃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可以逃走的架势。群龙无首的起义军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武昌，跟对方恰好也群龙无首不无关系。而荫昌身为朝廷的陆军大臣，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叛党。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眼看着全国遍地燃起烽火，坐待大局糜烂。比较起来，荫昌的罪过，显然要更大些。瑞澂当初，毕竟事起仓皇，不知道还有那些可用之兵，钻了狗洞，还有那么一丝原由。荫昌握有当时号称最强的北洋劲旅，兵精粮足，而且武器先进，居然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

后人说到这段历史，都说是因为北洋军是袁氏家兵，他指挥不了，因为背后有袁世凯的暗中操纵，不想让他建功。其实，荫昌在北洋武备学堂做教官和会办多年，跟多数北洋将领，关系匪浅。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以师礼事之。李纯、张敬尧之辈，就更不在话下。北洋军南下之际，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在幕后操控，让他们不要卖命，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荫昌当时所谓的指挥不动，在我看，应该是指挥不力才是。接任之初，先派两标（团）做先遣队，不是乘革命党人立足未稳，赶紧跟张彪余部汇合，抓紧反攻，反而让这两团人守住武胜关就好。待到北洋军到了前线，跟起义军交上了火，但他却待在河南的信阳，迟迟不肯踏入湖北境地。好不容易在压力下进了湖北，却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离火线好远，车上架上机枪和大炮，重兵环绕。列车前后各放一个车头，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本质上跟待在楚豫舰上的瑞澂心思一样，都是准备随时跑路）。卫兵发现远远一群人走过来，报告给他，他马上就下令开车后退。列车开动之后，一个胆子大的参谋下去看了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群农妇到地里收棉花。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陆军大臣，这样的心虚胆怯的总指挥官，连敌人的影子都看都没见过，部队怎么肯卖力？后来接手指挥的冯国璋，亲自上阵地考察敌情和地形，指挥部就设在前线，随时掌握战况，投入兵力，跟荫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冯国璋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名将，他只是比较像一个战将而已（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打仗，就跟演习一样）。当年的北洋军，人说是在袁世凯练兵之时，就被刻意灌输了效忠他个人的思想，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但是，历史学家其实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袁世凯练兵，并没有多少精神教育，军队里所谓的精神讲话，是在民国之后的事了。如果小站练兵歌算是精神教育的话，那里面没有效忠袁宫保的内容，倒说效忠皇上来着。实际上，北洋军当时就是一支按普鲁士标准练出来的雇佣军。只要给足了饷银，职业伦理还是有的。虽然说，多数北洋将领在袁世凯领导下，由于袁氏的个人风格，会感觉比较舒服。但绝不意味着，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能指挥得动他们。如果荫昌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再舍得花钱悬赏（后来冯国璋就经常这样干），舍得赏给官衔，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对付革命党那些刚扛枪没几天的新兵团队，怎么的都绰绰有余。

其实，荫昌从一开始，就不原意接这差事。有人回忆说，内阁开会商议之时，荫昌足蹬军靴，但身上却穿着袍褂，半文不武的样子。听闻要他督师去武汉，马上抱怨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但是，当时摄政王载沣，急来抱佛脚，全指望这个留学德国“知兵”的自己人了，不去又不行（另一个更知兵的良弼，得留在京里护驾）。荫昌是一个典型的八旗子弟，要说玩的，门门精通，就是干不了实事。一笔好字写得，两口芙蓉（大烟）抽得，三圈麻将搓得，四声昆曲唱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鼎革之后，袁世凯用他做总统府侍从长，真是用对人了。说起来，他属于旗人中较早习染西方文化的人，很早就进了同文馆学习德文。虽然说，同文馆的学生，没有像设计的那样，专门招收旗人的精英，只是一些贫寒的八旗子弟才肯“屈就”做“鬼谷弟子”，但指望他们学出来掌控整个洋务，却依然是朝廷的期待。可是，同文馆的洋化教育，根本抵不住八旗闲人文化的侵蚀。馆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错，每日七个碟子八大碗，还要加上七品官的俸银，但所学的洋文，却不甚了了。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回忆说，他的同学里，有学了九年俄文，连字母都没背下来的。其实，就算最有出息的张德彝，到英国使馆做翻译，让留学生严复听了，还是笑话百出。荫昌就是这样一个学业不甚了了的学生，毕业到德国做翻译，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后来进了武备学堂做翻译，算是投身军界，被派到德国留学，依然学的不甚了了。从留下的老照片看，只有一付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胡须，依稀有点德国的痕迹。军旅生涯中，只做过短暂的江北提督，在任上，人倒是蛮随和，就是一不练兵，二不整顿。不过，在满人里面，他的头脑倒是不很冬烘，跟汉人的关系也好，早早的就自己剪了辫子，进宫见太后，就装一个假的应付。朝里朝外，没人说他不好。鼎革之后，能继续做袁世凯的侍从长，不仅因为他是袁世凯的亲家，还因为他的人缘。这样一个宝贝，一个八面玲珑的宝贝，做了陆军大臣，还被委以拯救朝廷危亡的重任，没有临阵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