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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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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祥豫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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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1996年1月12日，是潘汉年同志诞辰9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了这本《潘汉年在上海》，介绍潘汉年的事迹，着重介绍他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反映他的革命贡献、高贵品质、革命才干和优良作风；力求使潘汉年这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再现在人们面前。
作者简介：黄祥豫，男，上海市党史研究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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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主编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年01月01日
ＩＳＢＮ：9787208021723
页数：571
字数：314千字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30。00
校对：刘大海（2013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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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难忘的光辉形象——潘汉年
第01章 坎坷的人生
第02章 从“小伙计”到文委书记
第03章 在隐蔽战线上
第04章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第05章 统战能手
第06章 新上海的副市长
第07章 共和国的大冤案
第08章 情谊永存
第09章 抹不掉的记忆
附录 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
编辑说明
序 难忘的光辉形象——潘汉年
胡立教
1996年1月12日，是潘汉年同志诞辰9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了这本《潘汉年在上海》，介绍潘汉年的事迹，着重介绍他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反映他的革命贡献、高贵品质、革命才干和优良作风；力求使潘汉年这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再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潘汉年同志是一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1926年，他就是左翼团体“创造社”出版部的主要成员之一。1929年，他担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在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对论战双方作了大量工作。1929年10月，他代表党中央宣传部召开论战双方及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停止论战的意见，同时进行“左联”的筹建工作，为革命文化运动在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做了坚实的工作，起了铺路石的作用。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党中央保卫部门，不久，成为保卫部门实际负责人。1933年、1934年，他两度受党的派遣，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与福建省政府十九路军的代表、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后者为红军长征突破南部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奉命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不久回国，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谈判，往返于上海、南京、陕北、西安等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广泛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对中央战略决策起作用的情报；并为掩护敌区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和上层民主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评价党的城市工作时，潘汉年的工作，同刘少奇、刘晓的工作一起，曾受到了表扬。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解放以后，直至1955年春，他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主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财委主任等职。他协助陈毅等同志领导上海人民胜利接管，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战胜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以及情报、公安政法工作，成绩显著，赢得了上海党内外人士的赞誉和爱戴。
我和潘汉年曾有过多次接触。我认识他是1933年在中央苏区。当时我在总参二局，和钱壮飞同志在一起搞报务工作。他当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他被党中央派遣去和十九路军谈判，联系的密电码就是他当场和我约定的。1938年，我们又在香港相遇。当时我去香港负责建立一个电台，做内部机要工作。而他则抛头露面在社会上层从事统战活动并搞战略情报。1943年，在淮南根据地，他担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华中局并设立一个情报委员会，即三人小组，成员就是潘汉年、赖传珠和我，他任书记（主任）。解放后，他主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工作。作为陈毅同志的助手，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我在华东局组织部工作。陈毅和我住在兴国路，与潘汉年的宿舍靠近。业余时间我和潘汉年的接触就更多一些了。
潘汉年长我几岁，斗争经验丰富，我一直很敬重他。他为了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计个人安危，出入虎穴，长期和魔鬼打交道。他严守纪律，谦虚谨慎。他为党做了那么多工作，作出那么大贡献，但他从不宣扬自己。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但在重大问题上，是非分明，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面。例如在淮南根据地时，饶漱石根据康生电报传来的逼供信材料，逮捕扬帆，关押审查。说扬帆曾介绍一个人参加“救国会”，是什么“CC分子”。华中局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审查小组，潘汉年为组长，梁国斌和我为成员。潘汉年和扬帆非亲非故，他说他了解“救国会”是党领导下的抗日爱国组织，根本与国民党CC无关。我也说了，我是“皖南事变”中同扬帆一起突围的，途中遇到多次艰难险阻，终于第一批顺利地、安全地到达苏北解放区，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可疑之处。经过调查研究和仔细分析，潘汉年作为审查小组负责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很快纠正了这个错案。又如，饶漱石玩弄权术，排挤陈毅。潘汉年坚持原则，态度鲜明，虽也受到饶的错误批评，但仍积极工作。他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同党的决策部门和高层领导的接触，以及长期在严酷环境中同许多高级的有复杂背景和复杂心理的对象打交道，已把他锤炼成在对敌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能应付裕如的人物。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在我接触的干部中，他是相当杰出的。他又善于团结同志，尊重党外人士，至今有许多党外人士，一提起潘汉年，都深表眷恋之情。
谁知道潘汉年竟然以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了。当时我已调北京工作。但我始终无法接受：这位被人敬重的老同志的名字，怎么可能和“内奸”、“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许多同志反映和中央的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共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并指出：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的通知，把掩盖在潘汉年同志身上的尘埃、污泥去除了。我们大家心中的疑团解除了。
潘汉年同志之所以长期蒙受冤屈，党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违反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潘汉年同志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牵连许多过去同他有工作联系的同志，使他们也长期蒙受了冤屈。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要永远引为鉴戒。”
潘汉年同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正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敢于公开地承认和改正错误，这是党有力量的表现。也进一步生动地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我相信，《潘汉年在上海》这一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潘汉年，学习潘汉年的革命精神、优良品德和作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创造更辉煌的成就。
第01章 坎坷的人生
1。1 纪念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陈云要求夏衍写的，是国内首篇披露潘汉年光辉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个别时间作了订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1982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①，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①中共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①和主编了《幻洲》杂志。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①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A11”作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二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个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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