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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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苏联船，到达莫斯科。这时候他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1935年7月召开的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①

①潘汉年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结束。他列席了正在举行的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这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巨大的影响。由于纳粹夺去了德国政权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受法西斯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应该和苏联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来说，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雪山草地长征途中，和外边的通讯联络被切断了。所以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公开的中文刊物——《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救国的纲领，就是在《救国时报》首次登载的。

1935年底，我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时上海党中央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和我唯一联系的宣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国时报》通消息的。为了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侠父同志。这时候，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正准备反蒋抗日，国内的形势有很大发展。宣侠父同志要我去法国，转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取得联系。1936年1月，我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他替我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我把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潘汉年同志也向我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1936年4月间，我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要我陪同潘汉年同志从法国搭船回香港，以后我的工作由潘领导。

在我离开香港以后，邹韬奋因为在上海受国民党的压迫，也到了香港筹办《生活日报》。当时两广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宣传机关。我回到巴黎时接到韬奋的电报，要我赶快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潘汉年就要我去一复电，说是等我回到香港“择吉开张”。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生活日报》才正式出版。以后报上没有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宣侠父同志也被调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期的中共党员，抗战中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成为烈士）。

回到香港以后，潘汉年同志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经在上海开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参加的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例如两广、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张抗日的爱国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头名。这个修改后的文件虽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对群众的影响不大，在国民党地区没有一个报纸刊出，后来只是在《生活日报》上刊登。中共华北局大概是根据《生活日报》所载，转送党中央的。1936年8月间。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复。这个复文我在以前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拿出一封毛泽东给章乃器等4人的复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直到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出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来问我，我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纲领来答复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同志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入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给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潘汉年同志这种对敌的隐蔽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见了当时已经和我党有联系的张学良，后又去了陕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战线逐步联系起来，由反蒋抗日走向逼蒋抗日，直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但和潘汉年同志的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代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表，与南京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是秘密举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宋是亲美派，是倾向抗日的。潘汉年同志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七七”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上海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进行隐蔽的对敌斗争和情报工作。已经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写了回忆文章。我从1938年起离开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领导。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编日报，以后经过太平洋战争，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先后经过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兹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进入解放区的。我们假充华侨商人，搭了英国船，开往南朝鲜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和山东的小口岸，才进入解放区的。这一隐蔽的路线也是由潘汉年同志亲自布置的。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任副市长和市委统一战线部部长。1955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盟主席沈钧儒很久未见到他了，知道他来北京很高兴。所以由我去约请他到沈老家午餐。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两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主席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时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后来终于这样判决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为假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监。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并未发现新问题，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并被遣送到湖南省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这是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讽刺王明之流的关门主义的话。潘汉年同志不是关门主义者而是统一战线的坚决支持者。他采取了不平凡的方式，为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大错案纠正了。潘汉年同志虽然已无法知道，但他的名誉恢复了，他将在革命历史中永远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的。我们要统一战线，不要关门主义！

4。3　潘汉年与邓文仪谈判概要①

①本文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原题为《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收入本书时以节了“说明”及“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要点”部分，并改了题目。

杨奎松

一、谈判之简要经过

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于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动身，乘俄轮抵海参崴，再坐火车于1936年1月3日抵达莫斯科。邓文仪到莫斯科后，立即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商量好的办法，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后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专门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了是否同邓文仪见面的问题。会上多数人对国民党派代表来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表示怀疑，但仍旧同意与邓见面以了解其真正动机。只是会议明确决定此事应由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潘汉年出面，王明应视潘接触结果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同他进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触与谈判。双方这次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初步约定了3天后再谈。根据潘汉年的记录和汇报，王明分别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负责情报及联络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皮亚尼茨基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再度召开代表团会议进行讨论。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与会者就王明是否应该亲自与邓文仪接触意见分歧，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亲自与邓文仪接触则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王明与邓文仪之间的正式谈判因此而成为事实。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谈判。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明确提出了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双方并就中共代表团派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当局就此进行具体谈判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多数与会者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条件下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所宣布的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因此，在1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谈判的过程中，王明对南京政府的所谓合作诚意明确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只是，考虑到邓文仪宣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旧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二起，于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邓文仪找到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前往南京的计划将要告吹。以后的谈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举行，因为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首先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然后再拿到国内去具体实行。因此，他估计李融清将参加在莫斯科的两党谈判。26日，邓文仪写信给王明，说明他将于次日出发前往柏林，并再次保证他将同李融清一起回来与王明进行具体谈判。但邓文仪一会即再未露面。

事实上，邓文仪并不了解，蒋介石这时已经改变了想法。早先，蒋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谈判，是因为他于1935年12月19日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嘴里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与南京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他又了解到中共代表团在苏联放弃了笼统地反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提出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估计苏联政府已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他统一中国的努力，并正在迫使中共改变政策。据此，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于邓走后第三天，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准备在那里直接与苏联交涉军事合作问题。但邓、陈二人走后约一个月，蒋介石方才得知苏联政府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蒋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的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劝告苏联务必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鲍格莫洛夫明确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全无结果。至此，蒋不仅失去了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而且对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心灰意冷。这是因为，如果苏联继续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战争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