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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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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老先生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例证。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总统”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未来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台湾未来大局,就算老先生去世,其实已经不具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则是不争事实。         
抓权力比养身体更重要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做如此想? 
  蒋介石在苏醒后不久,曾经一度想叫我们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了。但他还是很努力地练习握笔写字,只是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试想一个当年是“一国之尊”的“总统”,曾经批过多少重要文件、下达过多少命令,可是,当年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如今却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怎能不暗自神伤? 
  为要老先生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夫人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路上来个大转弯,直接回到台北。 
  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已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 
  宋美龄非常了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老先生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因而,老夫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动各种脑筋,要让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老先生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宋美龄的心急和烦躁,可以从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对老先生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 
  她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老先生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号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折回士林官邸。所以,我们当时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到士林。 
  在夫人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宋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         
是庸医误诊吗?       
  1975年3月间,老夫人宋美龄听从心腹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医师来为老先生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老先生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当场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老先生病情所以没有显著的起色,和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浸泡在“水”里有关。所以,他建议蒋“总统”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只有把肺脏里边的积水抽除,才可以让心脏病好起来。这是这位美国医生的理论,可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 
  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总统”已经年高89岁,这样的高龄,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当时,蒋介石的心脏已经有几次停止跳动的情况,已经足以让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胆战心惊,如果在手术进行中,或是手术完成后,发生不可逆料的结果,到底责任如何归属?这是不得不加以厘清的。 
  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主任,向宋美龄力陈进行背部穿刺肺脏手术的高度危险性,并再三劝诫千万不可进行这项手术,宋美龄听取了双方的各种意见,还是坚持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她很坚定地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宋美龄坚持己见,王师揆尽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支持他的看法,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做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做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王师揆事后告诉我们,他始终认为“总统”不应该接受背部穿刺手术,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总统的肺脏虽说有三分之二泡在积水里,但是,这就好比是一个土匪窝,我们的目的是把土匪包围在土匪窝里,不让他有机会往外边扩散。可是,如果施行了背部穿刺手术,就等于把土匪窝的窠巢打破了,土匪全部倾巢而出,那还得了,连同其他健康的肺部也受到感染,这就无法控制局面了!” 
  医疗小组已经用盘尼西林这类的消炎药品,包围老先生肺脏中的这个“土匪窝”有两三年时间,医疗小组的控制方法,虽说十分消极,可是,这可说是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既不会伤及老先生身体的健康部分,也不会危及老先生的性命,反而可以暂时把肺部的积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谁知道,因为1974年底以来,发生几次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形,宋美龄对医疗小组的传统消极医疗方式,开始产生动摇。据他们医官说,医疗小组的医疗方法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这种专业的事情,对一个一心一意只要自己丈夫好起来的人来说,实在已很难以听得入耳。 
  美国医生为老先生施行的背部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老先生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本身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结束手术当天晚上,老先生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37摄氏度多,上升到41摄氏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1972年老先生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危疑惊恐,不知伊于胡底。 
  手术完成后的第二天,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老先生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 
  这次泌尿出血的情形,病况来得太猛,医疗小组的医官郑不非整整为老先生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小说下载网 。。'
  高烧不退,小便大出血不说,更让医疗小组万分紧张的,就是老先生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这个危险的信号,让医疗小组的所有成员,开始感受到空前未有的压力。 
  在我值班的时候,就亲眼看过几次突发情况,本来明明心电图画面是很正常的曲线,可是在一阵杂乱的曲线以后,画面忽然呈一条白色的直线,我知道这就是心脏停止搏动的讯号,立刻呼唤医官来做紧急处理。 
  许多次的心跳停止好像多半是在深夜,只要突发这样的情况,一定急召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连夜赶回士林官邸,有的轮值医官从自己卧房赶来病榻前,还是一身睡衣打扮,可是大家已顾不了衣衫不整的丑态,一心一意只想到替老先生救命。 
  这样的紧张场面,两三个月里面总有个一次以上,时间间隔上,还不算太接近。可是,到了1975年初,特别是做完背部穿刺手术以后,老先生的心脏更是警讯频频,一夕数惊,我们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跳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 
  一位医官有次就很无奈地私下告诉我们说:“老先生这次大概很难熬过去了,唉!快油尽灯枯了!” 
  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士林官邸,有的人意志消沉,有的人则在幻想另一个奇迹。         
回光返照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他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他们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那天,我依稀听见蒋经国告诉老先生,说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100岁诞辰,下午还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看看。一会儿,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间,下楼离去。 
  我记得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还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似乎从空气中都能让人嗅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那个上午,官邸的中央空调原来放的暖气一时还未冷却下来,所以暂时不能开冷气。那天我们特地派人到“荣总”去借摇头电扇,可是,哪知道那天“荣总”居然因为放假,没有人上班,找不到管理人,因而没有借到电扇。 
  蒋介石平日是既不吹电扇,也不吹冷气的人。我们所以想去借电扇,还是因为那天实在闷热得出奇,我们想借只电扇,对着墙壁吹,让老先生稍微凉爽一些。 
  5日下午,轮到我4~8时当班随侍老先生。那天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来,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只有任由他这样上上下下。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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