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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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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过程中，命题和阅卷是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典试委员入闱后，首先要做的是命题。命题分科进行。每一科目的试题，由典试委员会拟出两套，报送典试委员长。典试委员长在两套中圈定一套，密封后送考试院院长核定。考试院院长核定后再密封送回。试卷的缮印是一个容易泄密的环节。宁远楼内的缮印室紧邻典试委员长办公室。在整个缮印过程中，由典试委员长亲自监督。试卷印好后，分科弥封。在考试开始前，试卷由典试委员长保管。每场考试开始时，将试卷送考场分发。考试开始后，每天的试卷密封送宁远楼，交给典试委员长，典试委员长再分给典试委员评阅。“每一试卷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拟分，再将三个委员所拟定的分数加以平均，即为试卷应得的分数。由于命题以后，每一试题的评分要求，典试委员都经过商讨，因此各个委员的初评分数差距并不大。这与前清科举考试的考官入闱分房抽签阅卷相比，是有所改进，因为一份卷子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偏颇之弊可以避免，也不会遗漏真才。”＇4＇
高等文官考试采取梯次方式进行，分次淘汰。第一试为甄录式，第二试才是正式。第一试不及格者则被淘汰，及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二试。第一试和第二试都为笔试。第二试及格者，最后还有一次口试。考试科目中虽也有“党义”这种东西，但历史、地理、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等科目，则试题往往十分高明，颇能考出真才实学。参加了1931年第一届“高考”并成为“开科状元”的朱雷章回忆说，这届“中国近代史”试卷中，有一题是“清代经营治理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康藏的经过及其得失”＇5＇，这样的试题就既能考出应考者的书本知识，又能考出其眼光、胸襟。参加1936年第四届“高考”并被录用的汪振国则说：“从历届考试的结果来看，国文、历史试题的应考者，能述古论今，讽议时政得失者，往往得高分，中高科。这是由于命题阅卷委员多是大学名教授，虽无权位，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风气和民生疾苦是十分关心的。他们希望通过考试，不但要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希望能得器识宏远、直言敢谏之士参与政治，革除弊政，造福民生。因此，对答卷的要求，不仅要就题论题，而且要有议政的勇气，敢于借题发挥，切中时弊。”＇6＇最后一试口试及格者，方被录用，取得“公务员”资格，一般分配到中央和省级各机关部门担任科长一类中级职务。在考试中表现特别出众者，则另当别论。第一届考试开始前，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商定，这届的第一名，将建议政府擢任为监察院监察委员。那时的监察委员，也就30人左右，这政治地位，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常委。朱雷章在这次夺魁后，先是被任命为交通部技术厅总工程师。数月后，经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命朱雷章为监察院监察委员，连续任职16年，并于第二届起，连续担任高等考试监试委员多届。抗战时期，则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党政军工作考核团团员数年。在1936年第四届“高考”中合格的汪振国，本在安徽凤阳师范教书。这年暑假，他路过南京时，看望在考试院工作的同学。这位同学是上届“高考”合格后被分配到考试院的。这位同学告诉汪，本年要举行“高考”，并力劝汪参考。在这位同学的劝说下，汪振国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分发到内政部工作，月俸立即从原来的80元增加到180元。1943年，汪振国从内政部到浙江省当县长，月俸则升到400元。
通过“高考”到各部门任职者，被认为是“正途出身”。他们是享有一些“特权”的。国民党当时官分五等，即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选任官由选举产生，如五院院长、国府委员等，不属于公务员范畴。其余四等为公务员。而考试合格，是荐任官、委任官的首要任职资格。《考试法》和《公务员作用法》并且规定，考试及格的“正途出身”者，只要不触犯法律、不贪污渎职，各部门首长是不得随意调动或免职的。当时许多达官贵人的公子小姐，也纷纷参加“高考”。他们的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考得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博得一“正途出身”的美名。例如，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的女儿，便多次参加“高考”，但屡战屡败，终于未能踏上“正途”。
国民党的官僚体制，当然总体上是腐败低效的。在这总体性的腐败低效体制中，“正途出身”的人员，无疑显得很“另类”。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眼光胸襟、他们的道德操守，都与原有人员有明显差距。汪振国说：“通过文官考试，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以及某些省级机关，都有了考试出身的中级官员。他们一般担任科长级以上的职务，对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都起到一定作用。”“考试及格人员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他们一般办事认真，工作质量和效率较高。遇有涉及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案件，能够依法据理力争。”＇7＇汪振国在文章中，说到了自己刚到内政部任职即遇上的一件拆迁纠纷。当时，首都警察厅为扩建办公室，要拆迁几户民房。其时的《土地征用法》规定，对被拆迁者，要给予相应的补偿。但警察厅依仗权势，只答应给予最低的拆迁费，也拒绝为被拆迁者另行安排住房，并声称如不同意拆迁，将依照《违警罚法》处理。这几户居民向内政部提出了诉愿。汪振国提出了严格按照《土地征用法》及其实施细则办事的拟办意见。按照当时的程序，汪振国拟具了处理意见后，要送参事室复核，再送部长批准，才能做出裁决。参事室七名参事，采取合议制。讨论结果是维持警察厅的意见。汪振国决定依法力争，于是再次签注意见。最后，参事室终于采纳了汪振国的意见，使被拆迁的几户居民，得到了合理的补偿。
在国民党的整个官僚体制中，这些“正途出身”的人员既然很“另类”，那就必然会被排斥、歧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担任某级官员的资格，这对于任用私人当然是一种阻碍。这种法规自然也首先遭到许多机关部门首长或软或硬的抵制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有规则、暗有潜规则，向来是一种“中国特色”。对分配来的“正途出身”者，只给钱不派活，是一些机关部门的首长对付考试制度的方式之一。工资照发，但不授予实际职务、不赋予切实的权力，这往往让人有苦难言。另一方面，照样任用没有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对有关法规阳奉阴违。后来，则干脆不断修改《公务员任用法》，把官员任职资格扩大，使非“正途出身”者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官。这种对“正途出身”的排斥、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第一届“高考”后，那些考试合格者便成立了“中国考政学会”，创办了《公务员》杂志。他们研究中外历代考铨制度，也发表对现行政治的评说。汪振国写道：
当年的考试及格人员还组织过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考政学会”，并出版过刊物，鼓吹研究建立独立的文官制度，主张文官不参加政党，不卷入政潮，不随长官去留；主张“专家治国”、“名流组阁”、“党政分开”；主张任何政党的开支不列入国家预算，一切活动经费，由政党自己解决；主张早日结束“训政”，制定和实施宪法，发扬民主，国民党应还政于民……＇8＇
但抗战之前弊绝风清的文官考试制度并没有能维持多久。在国民党内，热衷于“一党专政”、“以党代政”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总念念不忘将考试和铨叙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长期在考试院工作的金绍先回忆道：“抗战开始后，CC系又提出了‘党化高考’的口号，即所谓‘高考改制’。从1939年重庆举行的第五届高考起，取消了口试，每届高考录取人员，只作为初试及格者，再经过政校（引按：即中央政治学校，也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训练一段时间，取得政校毕业资格，这才算‘再试’及格。以后，才正式分发任用。高等考试实际上变为政校的一种入学考试。”＇9＇汪振国也说：“沦陷期间，国土大部分丧失，残存地区与中央交通隔绝，文官考试虽继续举行，但分区办理，考试及格人员的素质不断下降；此外，凡是考试及格人员都要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高级班进行为期数月的训练，在训练中凡是非国民党员都要填表入党；再就是党务工作人员通过‘党务人员从政考试’的办法，把大批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既无专门知识，又无行政工作经验的党官，转到政府部门占据了要职，当时的说法是‘融党于政，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预作退步’。这样一来，方在萌芽状态的文官制度彻底破坏，而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政治风气，也就每况愈下，终至败亡。”＇10＇
经济学家何清涟曾在文章中说起过一件令她惊诧的民国时期之事。1999年，她得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安徽政治月刊》，其中有这样一些文章：《实施宪政与完成地方自治建设》、《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英国政府的设计工作》、《英国政治制度研究》、《职位分类制度之改进》。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何清涟说：“记得当时读这些旧文的感觉是极其惊骇：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怎么竟与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相似到了没有时空距离感！4月中旬一位留居英国的朋友来访，我将除了《论抗战中的宪政运动》这篇文章在外的其他几篇文章复印件给他看，他问我：这是香港还是台湾的哪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待我告诉他这是五十五年前一批政府公务员写的旧文时，他非常讶异，认为中国现在讨论宪政的文章水平并不比那时的文章水平高，而且几乎没有时代距离感。我听了颇为黯然，只能对这位朋友说：这不能怨中国学者不争气，因为这一讨论过程在中国其实是人为中断了的，近二十年有关这问题的讨论只不过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开始。今天的学者们讨论宪政，根本不知道前人已讨论过这些，‘现在’与‘过去’之间，没有任何思想链条连接。”＇11＇
百余年来，那些好的思想，好的事情，总像地里的韭菜，刚刚长出一点就被齐根割掉，刚刚长出一点又被齐根割掉。——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
2007年7月4日
＇1＇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2＇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3＇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4＇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5＇朱雷章：《忆1931年我国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6＇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7＇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8＇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9＇金绍先：《戴季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版。
＇10＇汪振国：《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见《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1988年12月出版。
＇11＇何清涟：《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25页。
辞典中的历史——读1953年版《新名词辞典》
一
辞典是解释词义的工具书。词语往往是多义的。有些词，除了基本意义外，还有作为引申意义的比喻意义。例如“暗礁”一词，基本意义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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