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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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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时期的那种个人主义。
现代人把个人主义作为一副甲胄，以为披挂在身，则可抵御世界和社会的进袭，则可走进自我，走进灵魂，走进抒情诗、叙事诗、音乐，这实在大谬不然。
人的灵魂确实十分丰盈，但也需要拓展。拓展灵魂之际，不能离析个体人格。
个体人格自身所蕴含的共相不在客体性中，而在主体性中，即在生存性中。个体人格朗照人，使人意识到人自身的源头在自由（即精神）中，由此攫取奋力挣扎和积极创造的力量。
这意味着人要成为个体人格，要成为自由人。
个人主义者本质的源头在客体化世界中，即在社会和自然中。
凭藉个人主义来抗拒奴役，实际上只能隔绝自己，只能屈从于外在世界。无怪乎，个人主义者都是社会化了的人，所感受到的大抵是暴力、封闭、无助这一类社会性。这是个人主义的悖异。譬如，孱弱的个人主义仅在较宽松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存活，一旦进到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经济力量和经济利益的围剿，顷刻便会覆灭。个人主义扼杀别人，也扼杀自己。
人格主义具有群体的亲密的聚合力，期待建立群体的兄弟般的友谊，这迥然异于个人主义者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视为豺狼关系。
凡持有伟大创造之举的人都不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自我隔绝，孤芳自赏，投机钻营，追逐实惠，并把个人主义的封闭性合理化，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虚伪的了。进行伟大创造的人踽踽独行，不苟合于四周的环境，特别是不苟合于那些早已定形了的集体的意见和判断。
他们的服务意识极强，时时肩负着天下的使命。由此，孤独亦可分为两种：创造的个体人格的孤独与个人主义者的孤独。前者体认内在的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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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客体化的共相主义之间的争斗；后者也反抗客体化的共相主义，但他底气不足，终究要败下阵来。
这两种孤独，也可以区分为内在丰盈、充实的孤独与内在贫瘠、空虚的孤独，或者区分为英雄主义的孤独与“败北者”的孤独，大气运作的孤独与匮乏底蕴的孤独。
一个人若以静观的美感抚慰自己，填补自己的孤独，这属于个人主义者的孤独。列夫。托尔斯泰强烈地体认过孤独，即便在自己的亲人挚友中间，他也无法脱出这种孤独。无疑，这是创造的个体人格的孤独。另外，个人主义者的孤独和异化性往往导向对虚伪的共同性的屈从。个人主义者会轻易变成教徒，隶属于他完全不能反抗的世界。
这类例子在革命与反革命中，在集权主义的国家中，屡见不鲜。
像个人主义者这种自我的奴隶，太受自身的“我”
的诱惑与奴役，因此完全无力抵御来自“非我”的诱惑与奴役。
唯有个体人格，才是脱出“我”与“非我”奴役的解救。人沦为“非我”的奴隶，总经由“我”和“我”所在的状态。客体世界的奴役力量能铸成壮士的个体人格，但不能铸成一个教徒。教徒的调和顺从作为奴役人的形式，时而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本能，又时而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我”。
荣格划分出两种不同的心理类型，即：朝向内在的内倾型和朝向外在的外倾型。
这种划分当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实际上，一个人很可能同时具有内倾性和外倾性。现在使我感兴趣的是：内倾性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自我中心主义，外倾性在多大程度上就是异化和外化。换言之，一个人内倾到什么程度就成为自我中心主义者，外倾到什么程度就发生异化和外化。扭曲的内倾性即泯灭了的个体人格，这是自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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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而扭曲的外倾性即是异化和外化。按其本性，内倾性也可能触及自我的深层面，从而进到精神的深刻启示中去；外倾性也可能导向创造人和创造世界的积极性。但这里要谨防外倾性把人的生存向外抛出，发生客体化。这种外化和客体化的产生取决于主体的一定导向。人受奴役也许是人太沉溺于自己的那个“我”
，太专注自己的状态。当人与世界和他人不再发生任何关系时，人也就完全被抛入外在，被抛入世界的客体性，以致丧失掉对自己的“我”的意识。无论是扭曲的内倾性，还是扭曲的外倾性，均是主体的与客体的相互断裂的结果。当人的主体性太锁闭自身时，“客观的”就疏离、厌恶、否弃和奴役人的主体性。客体对待主体一旦发生这种异化和外化，即发生了我所讲的客体化。被自己的“我”完全吞食了的主体与完全抛入客体的主体一样，均是受奴役。
这两种主体的个体人格都被摧毁，或者说，它们都不能再进行形式化。这在文明发展的不同时期各有表现：文明乍起，主要是主体抛向社会群体、环境、宗族等客体，即主体的抛出性占优势；文明进到顶峰时期，更多的则是主体沉溺于自己的“我”
，当然，也不乏回归的潮动。
自由的个体人格是世界生命的奇葩。
但在大多数人那里，它要么滞留于潜在状态，要么分崩离析。个人主义不能拓展和启示个体人格，仅虚伪地搬弄辞藻。个人主义是自然主义的哲学，人格主义是精神的哲学，唯人格主义，方可承担重任。
人要脱出世界的和一切外在力量的奴役性，必须脱出自我的奴役，即脱出自我中心主义的奴役。为此，人应成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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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内倾化的和外倾化的人，应在创造的积极性中走向人们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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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的诱惑与奴役：国家具有两重意象
王国潜伏着巨大的奴役力量，人类历史中最强烈的诱惑莫过于王国。多年来，人一直行进在它的旗帜下，迷不知返。
历史中，王国诱惑的形式极多，且时时乔装更迭。例如，古代众多的东方帝国、古罗马帝国、罗马教皇的神权统治、拜占庭帝国、莫斯科沙皇政体、彼得一世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试想想，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时期不存有王国的诱惑？
由此可以发现，人的本性中确实禀有王国欲，而这正是王国问题最令人惊骇和最令人担忧的所在。人不停地寻求自己的王国，然后终其一生建造这个王国，并施行自己的统治，到头来人也被铸成了它的奴隶。对此，人不仅无所觉察，反而欣欣然，自觉荣耀之至。
其实呢，真是一个甜蜜蜜的奴隶！
在这条去路上，人完全枉费自己期冀共相性的一片热情，人始终误把世界统一和人类有限的统一等同于自己的王国统一。
能够拒斥王国诱惑的，只有在荒漠上行走的耶稣。魔鬼从高山上走下来，指点耶稣说：“世上所有的王国都属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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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荣。“说完，魔鬼让耶稣臣服于他。
①此时，大概耶稣那含蕴着精神的目光扫过了那些王国。正基于这种原因，世上所有的王国，即使是变了形的王国，至今都把自己掩藏在基督教的旗帜下。唯有耶稣拒斥王国的诱惑，摈弃世上所有的王国。后来他的门徒没有跟随他，反而去做了王国的奴隶，甚至还把世界的王国与耶稣的王国相提并置。即便如此，仁慈的耶稣并不抛弃他们，他仍时时召唤他们，启迪他们，让他们首先找寻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真理。无奈，这些门徒始终聆听不到耶稣的声音，他们找寻的只是他们所期待的东西。
找寻上帝王国即意味着摧毁世界王国，他们惧怕这种摧毁，他们置身在惧怕中。这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位宗教大法官所说，是他们修改了耶稣的事业。陀氏在这里对宗教大法官的精彩描述，揭示出王国诱惑的生存的辩证法。这项辩证法是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的最大一块基石。
至于陀氏本人，即便他如此睿智，也没有完全进入自由，而仍受了东正教神权统治的诱惑。
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据此，才能调停凯撒王国与上帝王国的纷争，才能签署两国的协议。耶稣正是为着实现这一目的，劳苦奔波，终其一生。然而耶稣却被尘寰的权杖钉死在十字架上。无疑，要凯撒王国承认上帝王国的自主，这多少有点异想天开。凯撒王国需要的只是上帝王国为它竭诚服务，只企望把上帝王国变成它的工具。唯有当基督教俯首称臣甘为奴婢时，凯撒王国才会签发允诺上帝王
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５章。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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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４１
国存活的证书，而为着奖赏驯服，凯撒王国还少不了会给出一些各色各样的特权。国家，按其天性就要集权，就不可能给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以主权。国家还善于掩耳盗铃地宣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自己能代表一切。集权国家极巴望成为一所教会，以组织和统治人的灵魂、人的良心和人的思想，以摧毁精神自由，以胁迫上帝王国隐退。集权国家蛰伏着人类最大的灾难，这并非某个时代的偶发现象。由此正好揭示出国家和王国的真实本性。
有必要区分国家、王国、帝国。
国家具有某种约束性，它是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认可自己的疆界、构成要素和功能。但国家受人的强力意志的支撑，它像一头怪兽，一经强力意志的发酵，便倾刻扩张成帝国｜Qī…shū…ωǎng｜。当国家演变成帝国时，国家的那点约束性也就随之消失，会更具规模，更显示吞吐一切的万能性。这是国家不可避免的辩证法，国家命定的演变过程似乎也只能如此。例如，英国是一个小国，但它一演变成大不列颠帝国，就拥有普天下的王国。另外，像神圣的拜占庭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罗马帝国，哪一个不显示这样的万能性？因此，那些时常自诩使命和爵位神圣的皇帝和元首，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扩张分子。倘若国家企盼演变为帝国，那么帝国则企盼演变为大帝国。帝国和王国的扩张性，与其说为了拓展空间，为了做普天之下的王者，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人在天性上对扩张的信仰。那些神权统治的国家同帝国没有两样，全都是集权的。还有柏拉图的共和国也在此列。柏拉图的共和国彰显“绝对的”高于一切，否弃人的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它同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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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代集权的国家一样，均从一个模子里铸出。
与此相关联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世界原则和世界意义。圣经中说，“世界的君主”永远行使权力，他是国家和帝国的首领。的确，“世界的君主”不具有任何中立性，即他不置身于上帝王国与魔鬼世界的中间地带。
他穷兵黩武，极富侵略性，他摧毁精神的自由和上帝的王国。
“世界的君主”
在人的客体化、外化和异化的极限上。对于上帝王国与凯撒王国的对立冲突，若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即是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性、精神与客体化的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这正是人受奴役之所在。
个人道德，特别是圣经所揭示的基督教的道德，迥然异于国家道德、王国道德以及“世界的君主”的实践道德。同样，对个体人格是道德的，对国家则完全不道德。国家一律把手段判为最高最好的目的。
倘若要问这目的的质是什么，国家会永远无可奉告，并永远不准非议。其实，路人皆知这项最高最好的目的纯属子虚乌有。这里的悲剧是人类的生活充当了国家的手段。在为着实现国家的最高最好的目的时，人忘却了自身的目的。
国家的一切目的都不可判定，不可释明，国家作为断裂的产物，它实在过于抽象玄虚。
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不能判定和释明，蛮横、自我中心、贪婪、仇恨、凶残、暴力、虚伪、阴险，它们为什么对于国家和民族是善良、高尚，而对于个体人格却是英难、卑劣。
这是世界历史的最大谎言。
“一切都是可允许的”
——被奉为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标尺。有谁在什么时候从形而上的或者从宗教的立场上审视过国家道德和集体道德？没有！当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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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们想做这件事时，却已被虚伪和愚蠢吞噬。我们听到的只是奴隶道德的声音。我实在弄不清，人渴求走进上帝王国，去接受上帝的祝福，为什么却又步入有组织的谎言、侦讯、暗杀、战争、土地掠夺以及不断增长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民族仇恨、社会不平等、金钱等？这难道不是十足的南辕北辙？如果忏悔和谦卑不失为个人的好德行，那么完全可以说，集团的、国家的、民族的、教会的忏悔和谦卑，远比个人的这一德行更有益处。集体应由具有忏悔和谦卑美德的人组成，否则，集体也就坍塌下来。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宗教－教会的傲慢比人的傲慢更令人恐惧。集体的自我确定完全不可救药。
这里的症结是：人不仅没有沉思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真理，反而驯服于尘寰的力量。基督教意识不允许人俯就强权和虚荣，不允许人傲视并统治他人。但这一切恶习却正好烙印在国家和民族的身上。它们有恃无恐，所干的一切既得到许诺，又得到举荐和嘉奖。当然，如果国家和民族具有或者朝向个体人格，这又当别论。事实上，当国家和民族不彰显人的道德时，人于其中便受奴役，人的个体人格便横遭摧残。
那种以泛神论的意趣诠释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理论，通常都把国家、社会和民族放在人之上，这实在令人厌恶。政治总离不开谎言，因此道德的基点不仅要立于基督教，也要立于个体人格。这是政治实践导向道德的需要，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轻政治对人的戕害。
政治总是人受奴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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