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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屁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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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今天看来实在与老白的身份不符，甚至带有点不可思议的成分，但是还个角度就大不一样了。试想，在封建时代，从人道主义出发，如果白居易真的不要这位小女了，那她岂不更为可怜？若是从这个小女的角度看，她要想方设法跟紧老白才是。就此而言，从何抓起呢？这就用上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巧、妙、呢的方法。一步来说，男人总是喜欢有姿色的妙龄女子，如果是文人，那女人除了俏丽、妙龄以外，最好是有点才气。
白居易不愿买一个需要再教育的女性的原因就在这里。当今为何好多女孩要边三陪，边上自学考试，还不是因为客家嫌其素质太低，缺乏情调，看来，男女关系如果没有以上我们所说的“三点式”作基础，同样也会成为“事业成功”的“乌托邦”。
相传在南宋时期，著名诗人陆放翁游四川。回来时携带了一个妓女，并另找一间房子安置了她，每隔几天就去看一次。有一段时间，陆放翁因为自己身体欠佳就疏散没去，那妓女就开始多虑起来。不过，她也明知硬去“热粘皮”也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她巧用自己的绝活激活了陆放翁的春情。
她看过陆放翁的自我开脱词后，就紧步其韵写了一首很有趣的词：“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的？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曾闲，又哪得工夫咒你。”该妓女既漂亮、俏丽又颇具文彩、幽默感，不能不令陆放翁心花怒放，凡此种种，都是用的一个功夫：逢迎之功。
以上两则男女“情事”乍看起来好象与拍马无关，其实这里是“拍”到了“无形”的地步，真乃“此处无拍胜有拍”。
拍马情商是一个说不充、道不尽的话题。写到这里，笔者还是要压抑地长叹一声：拍马情商，怎一个“情”字了得？
9．拍马基因：亦真亦幻难取舍
拍马的产生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细说起来，它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专题。这里，我们就从理论上作一些探讨。只是在进入这一话题之前我们要作些说明的是，不要以为我们的基因分析就是那么准确的。事实上，我这里只能是挂一漏万，如果有疏忽，也请诸位予以原谅，在这里我要先拍一拍诸位的马屁了。
首先，我们以为拍马的历史生成人性的弱点：懦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懦弱又是与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拍马产生之前，两者缺一不可。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乡下小镇的年轻姑娘特丽莎，她年青、漂亮，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她带着这种欲望主动选择了一个四十岁的医生并嫁给他。在七年的婚后生活里，她忽然发现自己的一切美好追求都化作了依赖而他又不忠于她时，她突然感到了自己无法抗拒的软弱：“一个从自觉软弱后，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软弱者永远是一个模仿者。他们矫揉造作，照葫芦画瓢。弱者是生活中的人格失败者。人格失败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成了我们的羁绊。
人们厌恶和恐惧失败是有原因的。由于失败常常与失去生存基础作为代价，因此它的威慑力足以使人远离自由和一切美好正义的东西。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崩溃和失败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在失败中，在失败中，生命的实在并未实在；正相反，在失败中人才完全彻底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实在。没有超越就不存在悲剧。甚至在与神和命运对抗的绝望的战斗中，对死亡的挑战也是一个超越的行为；这一种超越行为是向人的特有本质的迈进，人是在面对毁灭时才认识到他自己的本质的。”当然，并非所有的弱秆部是拍马者，但是所有的拍马这必定是弱者，哪怕是暂时的。
假如说刚毅是强者性格的话，那么软弱就是弱者的基本性格。唯命是从，恐惧、畏缩、妥协，这一切都与软弱紧密相连。虚弱的自我昏迷的结果便是拍马。人是软弱的了，既然已经无力，这时候就会让外在的对象来支配自己。为外在的事物所决定，人就变成了奴隶。
其次，我们说拍马这个第二个基因是虚荣所致。虚荣是拍马这个基本性格。一个人最大的缺点是自私、肤浅、虚荣。由于总是想把生活理想化，喜欢奉承别人，也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天长日久，就有了拍马的实际行动。虚荣心是一个拍马者的降低了人的标准的东西，显示了他缺乏人格精神力量的一面。这种人不是把有辉煌价值的生活本身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把光荣作为目标，这无疑是虚荣滋生的最适应的土壤。虚荣者的表现兴趣起源于他日常生活中的无表现。这种精神瘫痪的状况是由其媚骨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资于依附上，把人的生活同那些假品德与假德行装饰起来以炫耀自我。因此我们说，追求伟大事业的人得到了光荣，而追求依附媚上的人则得到了虚荣。虚荣带给他的是深陷于拍马的泥泞中。
媚上的人没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君子，其实是一不折不扣的赝品。先哲孟老夫子将其称为“乡愿”。这样的馅媚者过度依赖别人，善于迎合。他如同一根草一样，浑身没有骨气，不知自重，卑躬屈膝，轻浮得左右摇摆。宋代哲学家朱吾曾这样形容说：“乡愿是个无骨肋的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了人。”如果这种人进一步发展，他就会变成一个人云亦云的“应声虫”。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一个典故：据说古时候有一士人杨某，在中年时得了一种怪病，每当他出言与人应答时，腹中就有虫声效仿他。几年过去了，虫声越来越大。有一个道士发现了他的怪病，告诉他说：“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并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大声地读《本草》，一旦遇到腹中应声虫效仿时，就这样办。不知这位杨先生是让遮盖应声虫闹烦了，还是太喜欢自己的妻子，他马上照办了。当他读到“雷丸”时，应声虫就不敢应了。
后来他在长汀遮盖地方也遇到一个乞丐有如此怪病，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演。他上前告诉他怎样医治，不料那乞丐却说：“某贫无他技，所求衣食于人者，唯借此耳。”不知真有应声虫，还是哲人编笑话警示后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冯梦龙的话是有现实性的。与“应声虫”可以媲美的一种昆虫是“跟屁虫”。他的拍马行为就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讨得一点残羹冷炙。“跟屁”化作了这些人求得生存的方式。
这种人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成了“势利眼”。
宋代人写的《谐史》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事：“殿中丞丘浚在杭州渴释，珊见之殊骄。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骄，而接州将子弟乃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看来打得好，打得妙！把一个势利和尚加以惩办，真有点“可口可乐”的滋味。“势利眼”发展到今天，似乎和古代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势利眼具有较强的拍马能力。他们这种能力在社会上就是一种生成力——社交公关能力。他的能力说不定在某一天就给他带来好运，使他达到较高的位置。这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拍马从来不出自伟大的心灵，而是小人的伎俩，他们卑躬屈膝，把自己尽量地缩小，以便钻进他们趋附的人物的生活核心。而且拍马谄媚背后有利害关系。”他们拍马的目的就是希望某一天登上一个较高的台阶。因为一个地位高的人可能占有更多的社交机会，与地位较低的同伴相比较，更容易得到同伴的追求与荣耀。势利眼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境遇。在别人的眼中，他正乃“往上爬”的屁精。
“势利眼”往往处于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中，而且会经常受到人们的嘲讽、揭短、尴尬之中。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最不自尊。其实，他们是为了将来的自尊才这样摇尾乞怜的。世界上的事有时总是这样阴差阳错：以为有自尊的人恰恰没有自尊，认为别人缺乏自尊的人永远找不到自尊。面对我们的拍马“英雄”，你又怎能用一个“错”字了得？
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而言，其拍马产生的历史基因要比外国土壤肥沃得多。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与实践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专制性也比西方国家强。假如我们以先秦时期的人格理想为参照体系的话，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每况愈下。君主利禄的诱惑使知识分子以名利劝天下，完全沦为御用工具，道义精神也日趋沉落。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乎？
如果我们要对中国文人心态作一番细致地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道义精神的沉沦，根本愿意还在于利义的南辕北辙。汉代的刘向就在《说苑·；指武》中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本来是真理所革，人心所向，应该有其自在自为的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它有赖于权势的支持。譬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言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也有：“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之类。其“穷年忧黎元”的兼济情怀固然值得赞赏，但是要知道这种“秀才”的意气只能是于世无补的一厢情愿，有鉴于此，历史有志之士，元不以脐身仕途作为自我施展人生抱负的阶梯。的确，他们为了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往上爬。战国时期的士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说动人主，平步青云。
但是汉代以后的文人就失去了这种可能。他们必须请托名流为之举荐，然后才有可能爬上去。多了一道程序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举荐者那里，你的能力怎么样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一定知道一般性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了。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拍马逢迎，吹牛阿谀者举不枚举。违心说话，看眼色行事，种种不正之风就这样产生了。一开始做这种事，他们还可能脸红心跳，汗颜万端，也可能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时时会感到有伤人格尊严，然而他们很快就会说服自己适应这个环境：眼下所做的意气无非是在逢场做戏，以屈求伸。一点不假，拍马就是为了骑马。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就必须与现实妥协。他坚信自己外圆而内方，出污泥而不染。
但是，有了第一次的沉沦，就难免有第二次的堕落。一次次地违心从俗，一次次地自我原谅，他们会渐渐失去不安的感觉，并且会为自己寻找到“成熟”的喜悦，为自己的成功而踌躇满志。这就是社会人常说的“小人得志”。久而久之，他感到有点累了，开始玩世不恭起来，原来的价值体系全部崩溃，生存的意义也开始模糊。于是，中间目标取代了终极目标，权力爵位成了价值所在。韩愈在《上考功崔虞部书》中说：
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当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
中国士人阶层的精神状态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随着人格精神的丧失，接着就是社会责任的委弃。社会责任就是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它不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出于人心中的道德节律，它是一种自我担当的义务与使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丧失了，相反盗用虚名，窃取高位，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的能力越来越强。
害了社会，肥了自己，好一个拍马的功能！
中国拍马，不服不行啊！
10．成功进取：不必回避“拍马屁”
我们不用很留意就会发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总会产生对于同事中有人爱对老板或上司“拍马屁”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几乎不存在文化层次的障碍，总是充斥于形形色色的人群组合中，尤其充斥在职业空间中。
如果，我说这种不满并非因为有“马屁精”存在，而是不满者对于自己的某种缺陷的最可张扬的一块“遮羞布”，你会怎样想？
我有一位老同学，从军队转业以后做了一家公司的行政办公室一般办事员。我总是听他蝶蝶不休地对周围的同事爱向上司“拍马屁”抱怨个没完。不到一年，他被调离办公室，被安排做了清洁工。他大为恼火，说是遭遇了一群“小人”。他说他的“失败”就是不会“拍马屁”。
而我不久以后便得知，他在将近一年中不只没向上司就具体工作提出过一条可行的建议，而且在他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多次放过他已经发现的有偷公物行为的员工。甚至，他接受这些人的“酬谢”，在一起喝酒时还散布某某爱“拍马屁”，对这种人要加点小心云云的议论。
总之，他确实极不受上司的垂青，不受信任。但这一切是被他自己的平庸、渎职造成的，他没因此被炒就鱼就算幸运
我后来和他谈起这些，他极不以为然。他认为上级和下级、老板和员工之间的隔阂是无经地义的，招屁股坐到老板或上司一边，不给自己的弟克们网开一面才是人格的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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