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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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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易物的交易并未导致物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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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７７３
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便是物化的世界。
货币促成了这一切。
货币为“大规模的企业”
、“信用投资体系”
等提供了条件。
货币不仅创造了物化世界，而且还发展出以货币为轴心的象征结构，这两种构造都对行动者产生控制的作用。
货币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广，有助于增进社会世界的理性化。齐美尔认为理性主义与货币经济原则本质上是相同的。
任何情况都不予考虑的理性，不接受主观的因素，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使用，这一切既是现代货币经济的特征，也是唯智论的特征。化质为量，使一切事物和性质丧失其质的特征而都变成可量化的对象，这是智力与货币共同的特征。
货币本身是物的价值关系的纯粹反映，它是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样享用的，所有的人在货币关系上都是等价的。
“化质为量的趋势，在货币中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表现。”
①此外，货币交换把一切关系都转变成计算关系，这又要求具有复杂的心智过程，这一切加剧“文化的智性化”
；也就是说，部分因为货币经济缘故，智力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品质。
货币在现代社会里扮演的这种核心角色，使货币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手段最终变成目的本身。货币的这种异化，导致许多负面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不论是最高层次的还是最低层次的，都能出售和化约为共同的分母金钱的话，就会产生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态度。因为每件事物都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交易买卖，不论是一片面包还是美德与智慧。货币交易消除了一切事物的性质差异，也消除了个性的差异。
计
①齐美尔：《货币哲学》，（伦敦，１９７８年）
，第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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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理性的发展保证着极不同的出身和精神气质的人们彼此之间理解的容易程度，而其反面则是过去时代所特有的内心感受的质量的下降，精神生活的平均化。
货币还导致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其劳动手段的异化，管理也失去了一种主观的个性成分，服从成为工艺的一部分，这是个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
在这普遍的异化过程中，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观性和独特性。一个吊诡的情景是，我们的生存日益依赖处在其它社会地位上的他人，但我们却对占有这一位置的人知道得越来越少；填塞在特定位置的具体个人变得不重要，人格消失在这个位置背后。人的价值被用金钱来计算，人变成交易的一部分。
齐美尔甚至拿卖淫与货币的本性相类比，“货币在听任对其作任何一种用途时的那种冷漠，抛弃任何一个主体时的那种轻率——因其与任何一个主体都没有真正关系，它们作为纯粹工具所固有的那没有任何情绪活动的物性，这一切使货币与卖淫有某种相似。”
①
总之，通过分析货币关系这种现代社会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纯粹的交换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齐美尔揭示了理性文化客观文化成长的过程，也是文化的主观性、个体性、特殊性、差异性趋于丧失的过程。客观文化的财富在不断增加，主观文化却日渐贫乏。劳动分工的发展，带来个人独立性创造性的发展，促成人类以更精良的能力去创造文化世界
①齐美尔：《货币哲学》，第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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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成分；但同时，高度专业化的个人也丧失了整体文化的意义，丧失了控制它的能力。例如，语言本身在大量扩展，但既定人群的语言能力却衰退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个人所需的技能却大大退步；知识总量在急剧扩张，而越来越少的人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客观文化在使人丰富（数量上）的同时，又在使人单一化（性质上）
；文化的创造物越多，个人的创造力似乎越枯竭；人需要文化使自己受到教育，但人创造文化吸收文化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这种趋势的结果，使现代人感到自己深深处在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中。人们从绝对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了一个失去价值、意义、内心敏感性的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客观文化使我们的所得低于所失。齐美尔警告人们，小心警觉现代客观文化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的不良影响，对于未来他的态度是悲观的，他预言铁笼将把人禁锢在社会功能里，客观世界的完善将以人的心灵的衰退为代价。齐美尔的文化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领域内的深刻矛盾，他的著作开了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
的无数尝试的先河，他的后来人写下的同类的著作中，声名遐迩的有桑巴特（Ｗ。
Ｓｏｍｂａｒｔ，１８６３—１９４１年）的《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宾格勒（Ｏ。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１８０—１９３６年）的《西方的没落》等。批判理论的工作也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齐美尔的传统。
齐美尔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但并没有什么齐美尔学派，这是因为他的著作缺少连贯统一的体系，也因为他一生处在大学学术圈的边缘。
齐美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他的哲学观点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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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学观点有助于摧毁支配１９世纪的社会思想模式，传播一种新的互动的与人文主义的社会思想。齐美尔用关于社会互动的科学取代关于社会的科学，用人文主义观点取代自然主义观点，从而对超越有机论与进化论的遗产有重要贡献。
第二，齐美尔的纯粹社会学对一些社会学家有较大影响。
一种形式主义的社会学，将社会理论转变为术语及分类体系，后者将普遍适用于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形式主义就是将社会交往的观点扩展为一个详尽的体系。其主要代表是维泽（Ｌ。
Ｖｏｎ。
Ｗｉｅｓｅ，１８７６—１９６９）
，古尔维奇等。
但他们并非一个什么学派，他们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与形式主义理论假设没有关系。作为一种学说，形式主义的不结果的教条主义对正在挣脱哲学思辨传统的社会学弊多利少。
最后，齐美尔的交往互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中间很受欢迎。
斯莫尔、帕克、伯吉斯等人出版了齐美尔的译本，并对那些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齐美尔著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齐美尔还被认为是冲突理论的思想先驱之一。科塞认为，虽然我们今天的社会学拥有比齐美尔时代优越得多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工具，但只有傻瓜才会因此认为齐美尔的思想过时了。
“齐美尔永远和涂尔干、韦伯一样有力地激发着社会学的想象力。”
①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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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马克斯。韦伯：理解社会学A对许多社会学家来说，韦伯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系统阐述了一个理论上包罗万象，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体系。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却从不使自己接受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现代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世界历史的规律是什么？行为者必须遵循的规则是什么？人们能赋予自己的存在于世以什么意义？
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与他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对国家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韦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答所形成的概念与理论，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知识传统的主要部分。
韦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的研究包括法律、经济史、比较宗教史、政治经济学、政治行动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等。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１９１５年）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学》（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
，《古代犹太教》（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经济通史》（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和《经济与社会》（１９２０—１９２）等。
（１）思想来源与学术旨趣
韦伯是社会学的中心人物，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也成为人们研究评论的焦点。柯林斯说，“没有争议也就没有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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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①不仅是因为当代社会学的许多问题不能不追溯到韦伯，或从韦伯处汲取灵感，还因为韦伯思想包含着多种取径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倾向，遂使各种十分不同的解释成为可能。
韦伯的学说阐述了一系列对立的主题，如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文明进步的开明观点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这一系列对立主题多少反映了他内在精神的两个极端，韦伯终生为这两极端对立的紧张所苦。而对此种分裂的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的是韦伯双亲在观念上、道德上及性格上的重大差异。
韦伯的父亲并无出众的人格魅力，事实上是个贪图俗世利益的人，但他仕途上顺利，政治上腾达，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名流会集。韦伯从他父亲处学到了政治的现实感及妥协的必要性。韦伯的母亲与其父亲性格迥异。她生长在一个虔诚但颇开明的加尔文教的家庭。
她信念坚定，极端节欲，心地仁慈，德行高尚。热衷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双亲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婚姻关系的紧张，这对韦伯产生深刻影响。
最初，他以其父亲为榜样，后来受其母亲影响更大。从外表看他像他冷静、务实的父亲，但内心却受母亲道德的支配。在生活中，他严峻、男子气，热衷于向学生灌输纪律概念，并以豪饮为荣；韦伯当过兵，军队的制服与决斗的伤痕都令他骄傲。但在内心深处，母亲的信念与影响业已扎根。这两种人格的激烈争斗，加之他父亲的突然病故，导致韦伯染上精
①柯林斯：《马克斯。韦伯》（贝弗里山，１９８６年）
，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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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崩溃之疾。
１８９７年后的六七年内，韦伯无法入眠、无法工作，直到１９０３年才稍事复原。
这种人格的二元性也在他的政治生活与学术生涯的矛盾中表露无遗。受其父亲影响，他热衷于政治事务，并对政治的本质有透彻的理解，在他的著作中他一直坚持认为在政治中恪守纯洁无染的道德信条是灾难。但他的个人行为始终表现出最极端的道德立场，这无疑是受了其母亲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如他父亲那般顺利。韦伯最后转向学术工作，并非他本心所愿，而是因为他的性情很难适应政治。韦伯试图在政治与学术、行动与反思、现实与道德、享乐与禁欲等两极端间求取解决，他那多重取向的智力工作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
当然，人们会羡慕韦伯家的极其有利的条件助成韦伯智力探求的成功。从他很小起，他就认识了他那时代的一些大知识分子。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们常在他父亲书房里会面。在大学读书期间，韦伯有机会听了许多名教授的课，这无疑成为韦伯的渊博与自信的源泉。大历史学家孟森（Ｔ。
Ｍｏｍｓｅｎ）曾参加韦伯博士论文的答辩，提名韦伯为他的教席的继承人。孟森也是韦伯家的朋友，他的儿子与韦伯的妹妹结为秦晋之好。
韦伯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有所成的朋友。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一些概念仍受益于他的同仁。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可谓如雷贯耳，但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杰林克（Ｊｅｌｉｎｅｋ）
，一位法学学者，他碰巧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与朋友。在其方法论著作中，他受李凯尔特的影响极大，李凯尔特的父亲也是柏林的一位政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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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韦伯的父亲是至交。韦伯对宗教奇里斯马（即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
的著名分析取自图尔希（Ｅ。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海德堡的一位神学家，他曾一度与韦伯同住一幢公寓。在他的知识圈子里，韦伯常与那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展开热烈的对话，这自然是使韦伯置身于当代思想中心的最好途径。
从学术渊源上说，韦伯思想与学术旨趣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
、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有甚深的关系。首先，韦伯的社会科学代表了一种以历史主义观点超克实证论者的自然主义的努力。韦伯称自己是历史学派的门徒，强调他的努力旨在获取社会事实之历史方面的知识。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是典型的历史科学。系统的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辅助的历史学科，方法论旨在推进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改善其研究历史事实的方法。
韦伯对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许多观念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狄尔泰历史主义在对现实的丰富性的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条错路。错误首先在于狄尔泰试图直觉地把握历史的整体，而抛弃了研究手段的精确性；其次，狄尔泰相信，无须设定理论假设，也可能认识事实。而韦伯认为，放弃自然科学的模式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可以放弃精确与理性思考的要求。
其次，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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