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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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后期，这些行为毁灭了华尔街，推动道·琼斯指数上升，使得公司负债达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这些债务并没有用于投资现代科技或者新的工厂设施。这是里根和布什政府自由市场时期允许金融投机的恶果。

在里根在位期间，几乎一万亿美元用作投机房地产市场，这是最高纪录，几乎是前些年总和的两倍。期望保护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不受拉丁美洲动乱影响的银行，第一次直接进入了房地产贷款领域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公司贷款。

储蓄贷款银行，是在大萧条时期建立的独立管制的银行，目的是为了给家庭购买住宅提供可靠的长期抵押贷款资源。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的华尔街自由市场推进的一部分，它们被“解除了管制”。允许以很高的成本“吸引”大额存款，称作“经纪人保证金”。里根政府在1982年10月通过了“甘恩·圣哲曼法”，取消了所有管制上的限制。这项法案允许储蓄贷款（S&L）银行按照它们自己的愿望进行投资，为防失败，美国政府为每个账户提供全额10万美元的风险担保。

在签署法案时，里根总统热情地对应邀而来的储蓄贷款银行家们预言道：“我认为，我们已经摸到了头彩。”这个“头彩”便是拥有1。3万亿美元的储蓄贷款银行系统开始崩溃。

新的法律为储蓄贷款银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这些银行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批发金融业务，从事投机冒险，而在此之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该法案还使得储蓄贷款银行成为犯罪组织洗钱的理想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毒品生意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唐纳德·里甘从前的美林雇主在卢加诺的办事处就因为涉嫌在所谓的“匹萨连锁案”中帮助黑手党洗钱（数十亿美元的海洛因黑钱）而受到牵连。

这种粗放而模糊的不受管制的经济环境，形成了一种氛围，那些敢冒风险受理来路不明资金的银行很快超过了守法经营、运行良好的储蓄银行。银行在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运作资金的同时，也为黑社会家族或其他有组织的犯罪家族洗黑钱。副总统的儿子尼尔·布什，是科罗拉多州希尔弗拉多储蓄贷款银行的董事，后来被政府指控违法操作。1988年，尼尔嗅觉灵敏，就在他父亲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那周，他辞职了。

为了与不受管制的新银行和储蓄贷款银行竞争，所有金融部门中最保守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房地产投机作为主要业务。但是，鉴于过去的守法奉公，与储蓄贷款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同，政府对保险公司从来都没进行过监管。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保险基金为保单持有人提供保障。对银行则不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储户提供保障。到1989年，保险公司的房地产账面价值估计有2600亿美元，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1000亿美元。但是，1989年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萧条的时期，房地产市场崩溃，由于惊慌的保单持有人纷纷索取他们的钱，保险公司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破产。

事实很简单，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以来，纽约的金融财团拥有压倒其他一切财团的力量，以至于在1982年墨西哥危机之后，华盛顿就没有听到过不同的言论。债务以惊人的数量增长。当里根在1980年底赢得大选时，美国的私债和公债总额为38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达到了1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债务负担增加了60000多亿美元。

随着生产性经济的债务负担增大，以及美国工厂设备和劳动力状况恶化，20年来对这些忽视累积起来的后果开始显现，国家主要的公共设施大规模损毁。

公路因缺乏日常维护而断毁；桥梁因结构安全问题而有很多倒塌；在匹兹堡的贫困地区，水系污染严重；主要城市的医院无人就医；为中低收入家庭准备的住宅用房破败不堪。到1989年，建筑业行业协会性质的美国承包商协会估计，仅仅按现代标准重建美国破败的公共设施，就急需3。3万亿美元的净投资。华盛顿没有人听取这一建议。到1990年，布什政府提议由自由市场中的私营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华盛顿处于预算危机之中。里根“复苏”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平等最终体现在美国政府对生活在贫困线下美国人口的统计数据中。1979年，当保罗·沃克尔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开始实施货币冲击政策时，政府数据显示有2400万美国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标准定为全年收入少于6000美元）。到1988年，这个数字增长了30％多，达到了3200万人。里根－布什的税收政策把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研究显示，自1980年以来，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32％。

作为对“自由企业”补贴和政府补贴的综合反映，美国的医疗保健成本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即便如此，还有37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美国大城市的黑人和西班牙失业工人集居的地区，健康水平跟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而不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

撒切尔在英国的11年统治也带来了同样悲惨的结果。撒切尔的经济政策严重歧视工业投资，歧视这个国家日益恶化的公共设施——例如铁路和公路的现代化建设，但是，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和伦敦金融服务“产业”的普遍增长却掩盖了上述事实。1986年伦敦金融城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被历史学家称为“金融大爆炸”，是撒切尔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事情都露出了真面目：利率再一次上升到两位数，工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出现了战争以来最严重的萧条，并且通货膨胀上升到撒切尔1979年就职时的水平。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撒切尔经济失败了。作为其孪生姐妹，里根经济也失败了。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伦敦和纽约石油和金融界的利益。在“后工业时代”石油和金融集团的统治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它们要求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减少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干预——法兰克福、东京、墨西哥城、巴黎、米兰、圣保罗。

【布什涉险过关】

1987年10月19日，泡沫破灭了。那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下跌幅度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下跌了508点，已经跌破了里根的“经济复苏”政策底线。但是，还没有跌破英美权势集团中撒切尔－布什派系的战略预期。他们决定，继续确保提供足够的资金维持经济泡沫，直到新的布什总统就职推行世纪末大战略之前。

大量的文章论述了1987年10月的经济崩溃。这些文章证明，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萧条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一次的经济崩溃却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解除金融投机管制的政策即将终结，正是这一解除管制的政策维持着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英美经济的运转。

面临1988年11月总统选举的乔治·布什，招集了他的前任竞选班子负责人和亲密朋友——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加上美国研究机构的强势集团的支持，确保外资继续流入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让投票人对里根－布什的经济复兴政策心存幻想，尽管有1987年10月崩溃的影响。

华盛顿直接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呼吁，认为像格普哈特一样的民主党领导人将会破坏日本的对美贸易，华盛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中曾根康弘向日本银行和财政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配合。1987年10月之后，日本利率下降得越来越快，比较之下，使得美国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看起来“更划算”。于是数十亿美元从东京流入了美国。在1988年，美元保持坚挺，布什可以确保他在选举中击败民主党对手杜卡基斯。为了确保这样的支持，布什私下向日本高级官员保证，在布什任期内将改善美日关系。

东海岸有钱的权势集团内部人士打算把布什的总统任职当成对白宫的直接控制，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第一次。布什的任务是帮助美国渡过191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在当选的前几周，在处理国家面临的一些紧急问题时，他给人的印象是果断。他建议对国家几近崩溃的银行储蓄贷款体系进行根本重组，并且在埃克森石油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奇怪的泄漏事故后，顺应民众的呼声，把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任期内的优先目标，批准制定了一系列激进的惩罚性法律，这是自吉米·卡特以来的第一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项措施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透露给人们的所有信息都显示，与年老体衰的里根总统相比，这位新总统具有驾驭国际局势的个人魅力和魄力。

布什新政府的计划是，为了对付美国巨额的债务负担，对某些同盟国施加压力，让她们增加“分摊负担的比例”。还有人提出，苏联正在解体，其结果是，只剩下一个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和规模的超级大国——美国。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其他主要经济和军事同盟国应该多承担一些财政义务，维持这个超级大国。这是一次欲盖弥彰的敲诈。

事情很快变得明朗起来，布什提倡的“更亲切和更温和的美国”除了采用夸张的手法迎合老年人的胃口，争取选票之外，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没有。入主白宫后，布什很快调整了政策，转向强硬。就在1989年12月，布什成为总统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美国对中美洲小国巴拿马进行了军事入侵，并通过媒体大肆制造借口。据目击人估计，美国以逮捕被控为毒品集团的首脑人物——实际上的统治者曼纽尔·诺列加将军为借口，派遣特种部队和美国轰炸机侵略这个小国，超过6000巴拿马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平民。

政府的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勒，此人在三哩岛核事件发生时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处理突发核事件过程中曾引起过广泛争议。他制定了难以置信的美国新条令。索恩伯勒条令规定，“在跨国界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有权在外国领土上采取行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只要有行政命令，利用跟踪国际毒品或者恐怖犯罪分子的借口，美国政府有权单方面进入德国、法国、巴拿马或者任何她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而不用考虑有关主权国家的法律。当美国入侵巴拿马时，文明世界对此表现出无情的沉默，认为这是“美国的私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989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给美国情报机构公开宣布了一条大胆的新情报命令。他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渴望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特别是美国达成裁军协议，这一迹象日益明显。针对这一迹象，当年9月19日，韦伯斯特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的一次精英分子聚会上讲道，为了冷战后期的新任务，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重组。韦伯斯特告诉他的听众：“我提到的经济问题——贸易不平衡和科技发展说明了一点，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明确：我们的政治和军事盟国同时也是我们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情报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任务是成为经济间谍，以及针对关键工业“同盟”国的其他行动，而不是搜寻共产主义者的军事行动和颠覆活动。

【英美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紧接着，1989年11月，东欧的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华盛顿和伦敦的多数人来说，那是出乎意料的逆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见了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人昂纳克，也许是下了命令，要求他们为那年春天开始的席卷民主德国的群众性自由运动让路。几周内，在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原有秩序被打乱，陷入一片混乱。很明显，莫斯科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办法，采用武力维持一个昂贵而效率低的帝国，很可能会把苏联拖垮。

莫斯科一直希望其对官僚体制的改革取得成效，1986年，世界原油价格暴跌，这也许是对莫斯科这一想法最致命的打击。苏联对西方的石油出口收入，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但1986年之后石油价格暴跌，此时苏联民众对改革的呼声迫使戈尔巴乔夫作出许多改革的承诺，而这些承诺远远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接踵而来的经济混乱，是莫斯科领导人切断与华沙条约的东欧卫星国联系的主要原因。莫斯科希望，在联邦德国强大经济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德国能够作为合适的伙伴帮助重建正在倒塌的苏联体系。

对苏联在东欧40余年统治戏剧性的终结，美国官方公开表示出欢迎的态度，但私下里，布什总统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布什本人曾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受到美国情报部门潜移黙化的影响。在英国，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派同样对所谓“德意志第四帝国”的前景感到恐慌。

帕热金·沃索恩是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主编，其观点在英国的权势集团中颇具影响，他曾明确表述过撒切尔保守党对即将出现的新德国的看法。沃索恩是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继子。战争期间，诺曼与希特勒的财政部长雅尔玛·沙赫特一直有联系，并在1919年之后与纽约的摩根银行亲密合作，对战败的德国施加残忍的道威斯赔款计划。

1990年7月22日，他撰写了题为《好德国人问题》的头版社论。社论中，沃索恩以嘲笑的口吻回忆起蒙塔古·诺曼：“我的继父蒙塔古·诺曼曾是英格兰银行行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为拯救德国经济作出过许多贡献，他活到了可以看出德国经济奇迹出现苗头的时候。”沃索恩回忆，诺曼在去世前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一直认为我们一定会打败坏德国人；但是，我希望我们也一定能够很好地对付好德国人。”

沃索恩得出了他的观点。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统一的德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好的大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