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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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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简便的办法确保英国在整个南非地区的霸权。确保英国对贸易控制的垄断是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时期，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法国或其他国家不同，在滑铁卢之后，英国形成了伦敦金融城主要的银行家与金融家、政府内阁部长、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工业企业领导人之间的某种精妙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是伦敦金融城商业银行的后裔——查尔斯·乔斯林·汉布罗先生，从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布罗曾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特别行动班子（SOE）的总负责人，这个组织属于政府的经济作战部，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战时对德国的经济作战，培训后来成为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的情报精英分子，他们包括威廉·凯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罗莎以及后来的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和华尔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曼。
传统情报的机构是由驻扎在国外首都的间谍机构提供情报，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则是把广大的英国银行、航运、工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网络一样编织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轻信而毫无防备的国外经济组织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在1846年后的自由贸易时期，这种把私人的商业权力与政府暗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国霸权的秘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
【1873年的大萧条】
然而，19世纪70年代初期，在金融恐慌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被看作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自由贸易信条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英国有能力影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采用同样的经济策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在1857年伦敦银行业发生严重恐慌之后，伦敦金融城里的金融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拟定了新的策略阻止伦敦银行的黄金外流。1857年的恐慌源于外国开始挤兑英格兰银行拥有的国际黄金储备。大量挤兑导致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信用乃至整个国家的银行信用崩溃。为应对这一危机，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一项简单而又危险的中央银行政策。
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私人控股的银行，当时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所支配。贸易会使英国的黄金储备随时外流。英格兰银行认识到，相对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它只需增加中央银行贴现或者利息，达到高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水平，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黄金最终会从柏林、纽约、巴黎和莫斯科流回伦敦城的银行。
对中央银行来说，这样的利率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超越对手的强大优势，无论这种惊人的高利率给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1846年《玉米法》废除之后，在英国经济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工业和农业，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与国际贸易。为了保住英国的国际银行业霸主地位，这些银行家都甘于牺牲国内的工业与投资，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遭暗杀后的美国也出现过。但是，英格兰银行的这个利率新策略使英国整个工业饱受煎熬，一场席卷整个英国的经济大萧条从1873年一直持续到1896年。
始于英国银行业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铁路建设债务链的崩溃，使英帝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萧条给英国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和工厂的倒闭。1873～1896年，英国的名义物价一路下降至原来的50％，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
在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制造业的投资不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地区。这无疑反映出英国制造业技术的停滞状态，就在20年前，英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先驱。英国的铁、钢、煤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在这段时间也衰落了。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了让金融在英帝国的所有事务中起支配地位，30年前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废除《玉米法》共同作用，使英国的工业技术陷入衰退的境地。很显然，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作为世界工业国领导者的时代结束了。
19世纪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信条和她的马尔萨斯理论注定要失败。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要想生存就要蚕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玉米法》废除后，仅过了25年，英帝国就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1873年以后，英国努力传播着“英国病”病毒，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模型”显然是不成功的，而德国领导欧洲大陆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保护措施，这使她们实现了两百年来最快的工业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帝国的统治与权力，英国的精英分子就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在1882年，石油地缘政治被引入这一争论中。现在争论的是如何维持英国的海上霸权。
第二章 分道扬镳 德国与“一战”的地缘政治
〖德国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强力崛起，大有问鼎世界，取英国而代之的势头。但脆弱的金融体系，又使得她通往世界霸主的道路坎坷而艰难。〗
【德国的经济奇迹】
1873年后，英帝国的经济萧条与欧洲大陆工业经济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强烈反差，其中与德意志帝国的对比更为明显，这便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石油已经成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对此，只有伦敦、纽约银行和金融圈子里的少数精英分子有所的认识，其他人直到数年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在1890年之前，针对德国工业的高速发展，英国银行业和政界的精英人物发出了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德国出现了独立的、现代化的商船队和海军舰队，这无疑对英国形成了致命威胁。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无人能敌。第二个警告针对的是德国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当时德国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林与巴格达（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的铁路。
关于英德两国的海军对抗和建设从柏林到波斯湾的铁路，对英德双方来说，即使没有公开表露，也可以肯定，都是为了石油。英国当局认为，英德两国在世纪之交开战的真正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将会看到个中缘由。
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工业与农业快速发展，由此引发的技术进步，无论速度还是质量均超越了英国。与此同时，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因此，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英国把德国工业的崛起看成是对其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几十年来，德国一步一步地采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改革措施，建设全国现代铁路运输系统，给正在发展的国内工业相应的关税保护，再加上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稳定而统一的政治环境，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其经济成就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
在19世纪50年代前，效仿英国的成功模式成了德国经济的主要策略。此外，在德国大学，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也被推崇为神圣的真理。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时影响到德国和奥地利。德国逐渐意识到继续遵循英国经济模式的严重弊端。为了本国工业和农业发展，德国开始逐渐放弃英国的自由贸易模式，调整本国的经济策略。这使得德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
放弃英国模式以后，1850～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五倍，人均国民收入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250％。真实工薪在1817～1913年间翻了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
但是，德国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爆炸式的技术进步。为了为自己的工业发展培养科学和工程人才，德国效仿法国的多学科技术学校的模式建立了全国性技术学校和学院体系，德国在国内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支持下建立起培养商业人材的职业培训系统。此外，德国大学教育把重点放在了自然科学上，于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开始兴旺发达。同时，德国还建立了全国性的职业培训系统，培养有技能的贸易人才。其结果是，18世纪70年代后，德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在19世纪70年代，与英国大型工业公司相比，德国的新兴企业显得格外渺小。但是，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世界工业与运输业燃料来源来说，煤炭是主宰。1890年，德国产煤8800万吨，英国产煤18200万吨，是德国产煤量的两倍多。然而到1910年，德国的产煤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1900万吨，而英国26400万吨的产煤量仅仅领先德国一点点。
在德国的经济增长中，钢铁工业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紧随其后的是电力和化工。利用洛林的高磷矿石，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创新了炼钢工艺，1880～1900年这20年间，通过使用新的工艺，德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000％，远远超过了英国。到1890年，英国的铁产量仍然领先于德国，英国生产了790万吨生铁，而德国仅仅生产了460万吨；而到191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达到了1460万吨，比英国的1000万吨产量多出了50％。与此同时，德国的炼钢成本也比19世纪60年代降低了90％。到1913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几乎是英国生铁产量的两倍了。
工业产品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运输需求，铁路基础设施成为德国第一次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德国铁路系统的第一次扩张始于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李斯特关税同盟及国家铁路计划的影响下，1870～1913年间，国家支持的铁道系统的铁轨长度以公里数计算整整延长了两倍。
在奥斯卡·冯·米勒等人的技术发明推动下，集中发电和远程输变电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电力工业从1895年仅拥有26000名员工的幼小产业发展到1913年占整个国际电力贸易量一半的主导产业。在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等天才研究人员的推动下，德国化工业也从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发展为苯胺燃料、医药品和化肥产品的世界巨头。
冯·李比希等人还引进了农业化工的概念，使得这一时期德国农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19世纪早期，德国还处于饥荒和农产品产量不足的状态，不得不从俄罗斯和阿根廷进口廉价的粮食。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开始征收保护性关税，控制廉价粮食进口。
1882年，德国的收割机仅有二万台，1907年，增加到了30万台，农业机械化步伐大幅迈进。尽管德国的土壤质量低劣，含沙量大，但是，化肥的利用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德国于1887年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粮食产量较以前增长了80％。作为比较，我们考察战争爆发那一年，俄罗斯比德国多用300万英亩的耕地，却少收获了1900万吨粮食。到1913年，尽管人均猪肉消费比1870年增长了两倍，德国本国生产的猪肉自给率却达到了95％。相比之下，英国猪肉需求的45％依赖进口。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得益于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到世纪末时，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1870～1914年间，德国人口从4000万增长到了6700万，几乎增长了75％。在发展工业方面，德国创造了新的“德国模式”，即大银行与大工业企业相互参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大型工业通过与德国的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加速发展。
1870年后的一段时期，德国的“银企共生”大量出现。后来所说的从战争的毁灭性破坏中或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恢复了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期间打下的工业基础。
【柏林银行业大恐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却不得不承受银行业危机的后果。1890年，伦敦久负盛名的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由于在阿根廷的债券投机和投资亏空巨大，几近破产，国际金融的金字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德国银行业也涉入阿根廷的金融投机，柏林银行恐慌随之发生。
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投资者深陷国际铁路建设的投机狂潮之中。巴林兄弟银行的崩溃，其投资于阿根廷的价值7500万美元的各种债券的蚀本，粉碎了德国投资者对金融投机奇迹的幻想。
阿根廷小麦出口的主要对象是欧洲。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之后，对欧洲出口小麦的柏林大谷物交易商里特－布鲁门塞尔产生了利用阿根廷金融危机，占领整个德国小麦市场的愚蠢想法。然而，他们的计划失败了，这加剧了德国的金融恐慌。赫希菲尔德－沃尔夫私有银行破产了，导致德国内利奇－伟斯费里彻银行的巨额损失，进而触发了对所有德国银行的挤兑和柏林股票市场的崩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91年秋。
为了应对恐慌，德国总理提名了28位杰出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他们在帝国银行行长理查德·科克博士的领导下，负责调查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并提出立法建议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科克调查委员会在德国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了来自工业、农业、大学、政党以及银行金融界等各方面的代表。
调查委员会所做工作的大部分结论，在1896年6月和7月德国议会制定《交易法》和《保证金法》时被写进了法律。《保证金法》几乎是当时工业国家中对金融投机限制最为严格的法律。谷物期货被禁止，股票市场投机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从那以后，作为影响德国经济主要因素的股票市场投机现象大幅减少。
1896年的德国《交易法》确立了一个与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19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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