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鉴赏辞典-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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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呢？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涵；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宵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陶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陶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我“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陶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本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本诗可有所解会。

本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本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作者：赵昌平

咏贫士七首（其五）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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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汝阳（今河南上蔡）有一位高士袁安。冬季某日，大雪积地丈余，洛阳县令出来巡视，见各户人家都出来清扫积雪，还有人在要饭。县令到袁安门前，见积雪堆门，以为袁安已冻饿而死，命人除雪进门，却见他僵卧在内，又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要，袁安回答：“天下大雪，一般人都饿着，我不能再去求人家”。县令认为他是位贤士，就荐举他为孝廉。又传说古时有阮公其人，“见钱入”而当日就弃官归隐。本诗前四句并举二位先贤的故事，正上应“其二”末“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二句，可惜的是阮公的故事，久已佚失，只在陶潜本诗中留下了一点踪迹，后人已难知其详。“见钱入”，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无端送钱给阮公，他洁身自好，当即挂冠，二是阮公为生活所迫而勉强从仕以为给养，一旦生资稍有依傍（钱入），即弃官而去。从陶潜生平与诗的脉络来看，以后一种可能为大。

“刍藁”以下，即袁、阮二公事发论抒怀，刍藁是马草。莒，通稆，野禾。旧注均谓贫士藉马草以卧，采野禾而食，而知足长乐。而细探诗意，“刍藁有常温”，显然是上应“袁安困积雪”句而来，则“采莒足朝餐”，当应阮公事，谓弃官而去后常采野禾以为食。“常”、“足”则互文见义谓二贤虽饥寒交煎而知“足”常“乐”。唯以阮公事难详，则理解为合袁、阮二事以咏之亦未始不可，唯不当似旧注所说为泛说贫士。“岂不”二句打转，上句设问，二公生活难道不艰辛吗？下句作答，并非不苦，只是因为他们所忧惧的不在于饥寒。那么所忧为何呢？“贫富”二句伸足其意。原来人心中并不能无有物欲，安贫与求富二心常交战于胸，二公安贫乐道，以道义战胜了物欲，所以虽然枕刍食稆而常乐知足，没有一点戚戚不欢之色。于是诗人不禁叹美，二人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他们的清风亮节，冠于同类而衣被一方，当然更为万世崇尚。“冠邦闾”上应一、二句袁安僵卧陋巷，则“映西关”当应三、四句“阮公”去官，于是可知阮公为西关阮公。“至德”、“清节”互文见义，融二典为一，关合全篇。

全诗虽咏的是贫士，但读来骨气端翔，风力轩扬，这固然由于诗的立意从道胜着眼而非叹老嗟贫；也因为诗歌作法上的健劲。

自曹植等建安诗人起，就十分重视诗的起句，有“工于发端”之称。本诗继承了这一技法，试想，二典如果互易位置，以阮公弃官居前，气即不扬。今以袁安典居前，积雪映高士，又继以“邈然不可干”，一种穷且益坚，睥睨世俗的傲兀意态，即轩昂纸上，使起笔即有高扬之势。

开合自如，顿挫简捷的结构，也增强了本诗的力度。首尾双起双结，遥相呼应是显而易见的，结末的“至德”、“清节”更将起首二典四句傲兀意象的内含剔抉，升华，达到了超远的精神境界；而这一升华的关捩在中间四句。“刍藁”、“采莒”分承双起两典，而“常”、“足”二字互文，由叙启论，由分向合；再以“岂不”二句问答合二为一，并转折诗意，引出道胜之义，结末再散为二事，以“至德”、“清节”互文相照，更上一层楼。这一结构在陶诗一贯的顺畅之中见出开合擒纵之力。使盘礴意气，在分合中得到充分的抒发，在顿挫中显出夭矫之力。意气夭矫盘礴也是同时代谢灵运诗的主要特色，但陶诗完全不落痕迹，一任自然，是较胜于谢诗处。

用典自然贴切也增强了本诗的浑厚之感。袁、阮二典分启寒饥二端，本已甚精，更妙在切合诗人本身行事。陶潜晚年饥卧数日，江州刺史檀道济使人以酒肉馈之，诗人麾而去之，此事虽与作诗之时间先后难以确定，但可以看出陶潜晚年虽病而不轻易求人，特别是请名利场中人援手的品格。

由此亦可推见阮公一典之深意。《归去来辞》序曾自述仕隐经过：因家贫，耕植不足自给，而屈己从仕小邑，在官八十余日，即去仕归隐。按东汉高士毛义，以家贫亲老，不择仕而官，一旦母去即不仕，张奉赞之，谓其为亲而屈己。阮公之事当与之相类，陶潜用之，正切自己当初出仕之心曲。所以二曲虽饥寒并举，却是由今及昔，尤见感情的深沉。诗的后半部分，字面意思甚明，而其实亦用二典，“所惧非饥寒”用《庄子》中事：原宪居蓬蒿中，二日一炊，子贡结驷连骑以访之，曰“甚矣，子之病也！”原宪答曰“予贫也，非病也。”原宪不以贫为病，后人称之为“忧道不忧贫”。“所惧非饥寒”正其意。“贫富”二句用《韩非子》事：子夏曰“吾人见先王之义，出见富贵，二者交战于胸，故臞（瘦）；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道胜无戚颜”，正是战胜而肥，心广体舒之状。二典由不忧病到道胜，层层推进，含义极浑厚，却以浅语出之，有绎之无穷之感。

这些就是本诗所以风骨凛凛的作法上的因素。

《咏贫士》七首在诗史上的意义极可注意，从诗体来看，它合阮籍《咏怀》与左思《咏史》于一体，钟嵘谓陶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合《咏贫士》观之，正可见建安正始之风由晋而宋之传承。再以反观陶潜他作，可见洵如朱熹所云，陶诗之平淡之下实有豪放，“但豪放得不觉来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因此这一类诗，正是解开陶诗与建安风骨关系的钥匙。

从诗章组织看，组诗虽不起于陶，但如阮籍《咏怀》、左史《咏史》等，均各诗并列，是相近题材之组合。而《咏贫士》七首，有总有分，首尾呼应，脉络贯通，将组诗形式推进到新的高度，启后来杜甫《秋兴八首》等先声。

作者：赵昌平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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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十八卷，多述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王充《论衡》和《吴越春秋》都说这书是大禹治水时命伯益记录而成，不可信，鲁迅认为是古代的巫书（见《中国小说史略》），晋郭璞曾为该书作注并题图赞，陶潜读的“山海图”，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读山海经》“凡十三首，皆记二书（《山海经》及《穆天子传》）所载事物之异。而此发端一篇，特以写幽居自得之趣耳。”（元刘履《选诗补注》）其实，这首诗不但可见陶潜的生活乐趣，还反映了其读书态度及其诗歌创作之艺术极诣。陈仲醇就说：“予谓陶渊明诗此篇最佳。咏歌再三，可想陶然之趣。‘欲辨忘言’（指《饮酒》）之句，稍涉巧，不必愈此。”（《陶诗汇评》引）。诗共十六句一韵到底，然大体四句可为一解。

一起先从良辰好景叙开，结穴到“得其所哉”的快乐。“孟夏”四月，是紧接暮春的时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到四月，树上的杂花虽然没有了，但草木却更加茂密，蔚为绿阴。“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扶疏”便是树木枝叶纷披的样子，陶氏山居笼在一片树阴之中，这是何等幽绝的环境。鸟群自然乐于到这林子中来营窠。“众鸟欣有托”一句，是赋象。然而联下“吾亦爱吾庐”之句，又是兴象——俨有兴发引起的妙用。“欣托”二字，正是“吾亦爱吾庐”的深刻原因。不是欣“吾庐”之堂华而宅高，而是如同张季鹰所谓：“人生贵得适意尔”。陶渊明此时已弃“名爵”而归来，于此“衡宇”（陋室）中，自可“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他已感到今是昨非，得其所哉。“吾亦爱吾庐”，平平常常五个字，饱含有欣喜之情和无穷妙理。诗人推己及物，才觉得“众鸟”“有托”之“欣”。故“众鸟”一句，又可视为喻象。比较诗人自己的“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咏贫士》）二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更能反映陶渊明得到心理平衡的精神状态，“观物观我，纯乎元气”（沈德潜《古诗源》），颇有泛神论的哲学趣味，大是名言。

紧接诗人就写“吾”在“吾庐”的耕读之乐及人事关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二句值得玩味的，首先是由“既已”、“时还”等勾勒字反映的陶潜如何摆放耕种与读书之关系。显然，耕种在前，读书其次。这表现了诗人淳真朴质而富于人民性的人生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热爱生产劳动，正是陶渊明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到孟夏，耕种既毕，收获尚早，正值农闲，他可以愉快地读书了。当然他还不是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这从“时还”二字可以体味。然而正是这样的偷闲读书，最有读书的兴味。关于陶潜是否接待客人，回答应是肯定的。他生性是乐群的人，“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便是他的自白。《宋书·隐逸传》则云：“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但如果对方有碍难而不来，他也不会感到遗憾。这种怡然自得之乐，比清人吴伟业《梅村》诗句“不好诣人贪客过”还要淡永。读者正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里，诗人信笔拈来好句，无意留下难题，使后世注家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解会。一种认为这两句都为一意：“居于僻巷，常使故人回车而去，意谓和世人很少往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另一种认为两句各为一意：“车大辙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