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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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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律师、记者、翻译、经理、职员、会计、邮差,甚至还有“黄牛”、“包打听”之类,当然还有产业工人。但无论何等人物,其谋生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大不同于传统社会。上海,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立即就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很快,上海就变成了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临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涌入,英、法、美、日、俄、德、意、比、葡、奥、印度、丹麦、波兰、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国的洋人也纷至沓来,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甘有四国”。其中自然不乏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前卫战士、革命先驱。他们走进这并无城墙阻隔、一马平川极为开阔的上海滩,各行其道,各显神通,把上海的摊子越铺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这些移民们创造的。它当然只能是一种新的文化。甚至上海话,也是一种新方言,它不再是苏州话,也不是上海的本地话(浦东话或崇明话)。上海话不但语音已和周边地区不尽相同,而且拥有大量仅仅属于上海市区的词汇(有的则首先在上海流行,然后才传播全国,如“沙发”)。总之,它已不再属于某个省份或州县,而只属于上海这个新的社区。
在这里,比较一下上海与北京,将是十分有趣的。
北京也是移民程度很高的城市。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都极高,包容量和吞吐量也极大。所以,北京和上海都能吸弓卜卜地人才,吸收外来文化,终因兼收并容、吞吐自如、无所不包而蔚为大观。但是,北京的吸收和包容却不同于上海。北京是容量很大,再多也装得下;上海则是摊子很开,什么都能来。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上海的吸收则是自由化的。简单点说,即北京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上海实行的是“淘汰制”,想来就来,悉听尊便,至于来了以后能不能成气候,甚至能不能生存,那它就管不着
于是,北京与上海的移民成分便大不相同。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上海的移民在半个世纪前则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有来谋生的,有来投机的,有来避难的,有来享福的,有来求学的,有来创业的,也有糊里糊涂跟着来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上海滩毕竟很开阔,谁都可以来的。
移民的结果似乎也不同。北京的移民只是壮大了北京,丰富了北京,却不能创造一个一体化的北京文化。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上海的移民虽然来路不同动机各异,却共同创造了一体化的上海文化,并因为这种文化而统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
北京与上海的这种区别,其实也正是“城”与“滩”的区别。
什么是城?城就是“圈子”,而圈子是有大小、有品类的。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前已说过,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上海则不一样。因为上海是滩。什么是滩?滩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根本没有什么边际,也没有什么界限。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因为“圈子”与“滩”是格格不人的。你什么时候看见海滩上有圈子 没有。即便有,也很松散。滩上的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海滩的开阔和自由,是个体与滩涂的直接认同和对话,而不是什么小圈子的存在。上海人便正是这样。他们的“圈子意识”远远弱于北京人。尽管他们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松散。更多的时候,还是“自管自,各顾各”。上海人的口头禅“关侬啥事体”,便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这种“滩涂意识”。
北京上海两地的民居,也很能体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谓“四合院”,就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城的“缩微品”。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里面的人是一种群体的存在,却未必能与外面的人认同。我常常怀疑,北京人的圈子意识,是不是多少与这种居住环境有关。何况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一。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则是所谓“石库门”(尤其是“新式石库门”)。它实际上是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邻布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这种建筑结构,显然最明显地体现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个体直接而不是通过圈子与社区认同。据统计,上海市民约有半数左右居住在这种旧式里弄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则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能说与它无关。
事实上,上海虽然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别,有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等级不同的民居,但这些民居的建设,大体上是“摆摊式”的,没有北京那种从中央向外围层层扩散、层层降格的布局。甚至杂居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所谓“石库丫里弄,便是杂居之地。那种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钱,谁都可以来住,而居于其间者,事实上也五花八门,职业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属于上海滩,而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贵贱如何。也许,作为大大小小“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它要问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够的精明?如果有“精明”这张门票,你就可以在这个滩上一显身手
因此,我们无妨说,北京人的“文化无意识”是“圈子意识”(城意识),上海人的“文化无意识”则是“滩涂意识”(滩意识)。

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无意识”的体现,是随处可见的。
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东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高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义,这个小伙子也多少有点特别。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北京人的故事,而决不会是上海人的笑话。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没事找事到处“找”忙帮的。上海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熟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都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滩涂意识”。当然,上海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但,对不起,那多半是一种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乱”、“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你话说得太离谱,上海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侬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鲜明地区分开来
这种比较对上海人颇为不利。因为它会给人以一种北京人热情上海人自私的感觉,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许多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实,上海人并不像许多外地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自私,他们也是乐于助人的,而且其热情有外地人不及之处。比方说,外地人在上海问路,便往往能得到热情的回答,有的还会为你出谋划策,告诉你乘哪趟车又在哪里转车较为简便合算。这种对“不搭界”者的认真负责态度,在外地人看来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却往往只会对自己的“哥们”两肋插刀,对陌生人可就没有那么周到,弄不好还会来个“关我什么事”。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一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这种钉子我们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水泊中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
相反,“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尽管不多),允许保留“私人空间”(尽管很小)的“滩”上,过多地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上海当然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后再说)。但即便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种“窥私癖”极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个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会遭人物议,他自己也得进行辩解,比如“这样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辩护词则是“别人也这样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关侬啥事体”,便可斩断一切争论,让人无话可说。(图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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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简单地评说北京上海这两种活法和意识的是非优劣。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交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交道轻松。如果你能进入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过北京人现在也开始变得滑头,真要这么着,还得上山东)。与上海人交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则。所以,上海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不妨情淡如水。更何况,上海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你一记的小贩就是。
不过,就我个人的倾向而言,我更喜欢上海人的处世哲学。不错,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个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一的小伙子便是。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一您有事 ”这么活,太累 何况,当你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 为了未雨绸缨,你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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