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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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而视之为“玩”。武汉人喜欢说“玩”这个字。比如谈恋爱，北方人“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弄异性”。
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　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可观赏性的。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就是。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祝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
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口者）”，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口者）”；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口者）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口者）”？（口者）、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将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汉人有句口头禅，叫“烦死人了”。当一个武汉人要诉说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满时，往往会用这句口头禅来开头。比如等人等不来，就会说：“烦死人了的，等半天了，这个鬼人还不来！”要表示讨厌某人，也会说：“这个人蛮烦人。”不过这些话也可以反用。比如一个妻子也可以这样夸奖她的丈夫：“他这个鬼人，晓得有几（多么）烦人　”或：“你说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买回来穿，烦死人了！”这里说的“烦”，其实就是乐　嘴巴上说“烦死人了”，只怕心里倒是“不厌其烦”呢！
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环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两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团《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人大代表王丹萍说：“天热太阳大，外面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图四十八）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口者），到你自己屋里（口者）去！”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口昂）”）。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　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口沙）！”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交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松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凸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　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　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　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矿；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　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　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著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