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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建设60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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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进行农村综合改革，其意义是深远的。其一，有利于切实解决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些遗留问题，消除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性因素，从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其二，有利于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其三，有利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四，有利于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搞好农村公共服务，健全乡村治理结构，建立农村工作新机制。
三、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1998年以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然而，粮食流通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种粮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部分地区粮食省长负责制尚未得到落实；部分产区的粮食风险基金没有及时到位；国家储备粮的规模、结构和管理方式还不能完全适应宏观调控的需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滞后，特别是“三老”（老人、老粮、老账）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粮食收购市场没有完全放开。与此同时，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上述问题需要及早解决。
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部分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调整了保护价收购范围，放开了部分地区部分粮食品种的收购价格。
2001年7月3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当前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充分发挥粮食产区和销区的各自优势，粮食主销区要加快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放开粮食价格，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意见》特别强调东南沿海的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和北京、天津等地区完全可以放开粮食收购，粮食价格由市场调节。由此，新一轮的粮改正式启动。粮食主销区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是此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
2003年10月，国务院召开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要继续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点放在保护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积极性上，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明年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主要用于补贴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没有放开粮食市场的地区，今年秋粮收购要继续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在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当年5月23日，国务院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粮改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原则和步骤，提出了“放开购销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意见》决定从2004年开始，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
6月4日，国务院正式公布《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条例》体现了三个原则，一是既要放开粮食市场，又要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二是既要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又要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粮食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三是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此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新的粮食流通体制基本框架初步确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稳步推进，粮食流通秩序逐步规范，粮食产销合作得到加强，为促进粮食生产发展、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推进，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进展不够平衡，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机制尚未建立，粮食宏观调控和流通监管体制有待健全。国家又制定了新的政策措施，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目前，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农民的种粮收益基本能得到有效保证，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调控机制已经比较完善，财政负担基本能够适应。当然，我国粮食流通体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在进一步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规范粮食市场以及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市场的能力等方面，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四、着力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问题的重要决策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农民外出务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到2006年初，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中来，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在我国将长期存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战略任务。
2006年1月3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阐述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意见》提出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是“三个坚持”和“三个建立”。“三个坚持”，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问题。“三个建立”，即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意见》提出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这40个字中，最重要的是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公平对待，就是要对进城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等看待，使他们享有平等待遇和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合理引导，就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着力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防止大量农民工盲目涌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经转移农村劳动力1。8亿人，比上年增长5。5％，已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已经达到37。4％。2006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首次突破千元，比上年增加300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此外，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2008年10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
全会强调，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三个进入”的基本判断，是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是我们今后制定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基点、〖TXT小说下载：。。〗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制度的基本依据。全会指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当前，各地正按照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积极推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不断走向深入。
第三章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引言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的基石。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农村建立起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结合农民的伟大创造，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推进了农村的改革发展，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农村经营制度的演变
一、实现“耕者有其田”
从封建社会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农村经济一直是封建地主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极不平衡，少数地主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多数农民则无地或少地；第二，农民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在自有或租佃的少量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地主则雇佣农民在自己土地上耕种，或将土地租赁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以收取地租；第三，农村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可以自由进行剩余农产品的交换，可以买卖土地和进行劳动力流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村开展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是土地制度改革并没有消灭农村土地的私有制，它只不过是由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在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村经济，是一种高度分散的个体经济，不可避免引发一系列问题，如缺乏农业劳作所需的劳动力、农具、资金，难以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等。为此，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就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二、逐步实现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老解放区农村就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大体有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种主要形式。
农民参加互助组，并不改变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农民只是在某个生产环节上打破家庭的界限，实行互助合作，各户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仍归各户所有，只是须根据地亩来分摊生产的共同费用，以及结算相互间的互助费用。
1950年，全国已有互助组272万个，参加的农户1100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1952年，随着土改在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共有互助组803万个，4500万户农户参加互助组，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每个互助组平均有5。7户；其中季节性互助组为627万个，常年性互助组176万个，参加常年性互助组的农户占全部互助组农户的25％。
在农村除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外，还出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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