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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望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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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不同意见，而黄万里是完全反对。《中国水利》杂志1957年第一期在“综合意见”中，摘要发表了黄万里教授的部分讲话。黄万里是革命元勋黄炎培之字，早年留学国外，精通水利，有忧世之心。他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在潼关一段本来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势必加得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的河床也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将直接威胁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游的洪水之灾将移到中游。他说，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黄河在中游，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黄河两岸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是必然的。黄万里沉痛地说：“出库的清水将产手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刻的清水可能比短期的10000秒立刻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刻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在当时“圣人出，黄河清”的赞美与颂扬中，他的坚持实事求是就变得不合时宜，且十分刺耳。
此外，淹没关中沃野的陕西省反映也十分强烈。陕西省代表指出，用迁移70万－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寿命的拦沙库，群众很难接受。
一切无济于事。同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家来支持三门峡啊》——这个口号很鼓舞人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有些煽情。
1961年4月，大坝主体工程竣工。
还是回到高程上来。图片1－07
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呈送毛泽东等领导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本身就是一个高坝方案。中国是一个崇尚“高”的民族。从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到居高临下等等。高总比低好，特别是“高度”被泛政治化的时候。单一的线性的思维，使人容易忽略低层的权利与科学基础的真实。
三门峡大坝是按照360米的高坝设计建筑的大库容——潼关、蒲州、朝邑、陕州这些古城将沉没到水库底。水来了、水来了，黄河水将进入关中平原，大片平原将沦为泽国。
在许多科技人文知识或缺的专家，都以“又红又专”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孤独地走在黄河岸边，他感慨：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黄万里先生是讨论会上唯一反对修三门峡水库的专家。因为此时《决议》已经形成，不再是上不上的问题了。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他向“黄委会”提出的《对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案的意见》，矛头直指360—370米的高坝。他提出了“经济坝高与库容”的概念。经计算，如坝高345米，即可容纳“32年中最大45天的洪水量”，已经足够防洪的需要。“用这样大的代价来预防那些很难出现的事情，经济价值显然是很低的。”
没有人注意过这位落魄的水利学家，他很快就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密云水库当苦力。毛泽东曾不高兴地对黄炎培说：“你们家里也分左右中啊！”
无需讳言，三门峡工程建设一开始就碰上了难以解决的泥沙淤积问题。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多亿吨，远远超出预计，并在渭河河口形成了拦门沙，渭河也成了地上悬河，对关中平原造成了严重威胁，灾难直逼西安。三门峡蓄水水位从此不敢再抬高。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的河槽全被淤塞。尤其是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三门峡水库改为低水头发电，装机容量一再减少，只有原设计的四分之一。
出库的水是清了，但果如黄万里所料，出库清水对下游河形成了严重侵蚀，河槽冲刷的程度很有限，向两岸侵蚀的力度却很大，造成大量滩地崩塌。筑坝拦水蓄沙几十年后，下游几乎无水。水量少流速缓慢，黄河在原来的河床上又形成二级悬河，下游的洪灾比先前更容易发生。
1973年，黄万里准许在“监视下”进入三门峡和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那时，已经多次发生了水灾，时间验证了黄万里当年的预言。他十分痛苦与茫然，写下了《虞美人》（三叩潼关）：“少年驰走潼关道，风日华山好，壮年奉使叩函崤，寻壑经邱、窈窕逐低高。老来三顾关河杳，九曲黄河绕，秦川渺渺没波涛。万里奔沙、谁与掣蛟鳌。”
依山而建的关称关山，依河而修的则为关河。我想，他写这首词时，一定多次到过被毁灭的潼关故城，和水淹的渭河两岸。
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先生比较起来，今天回过头来讨论研究“潼关高程”问题，这是历史的进步。
结论已经无须寻找，技术层面的分歧与争论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真知灼见不惧怕时间的流逝。
今天仍值得我们聆听的，是黄万里先生振聋发聩的声音：
“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在世界上千年以前最早地就归纳出了四种防洪的方法……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水库本身是有一定寿命的，人们却讳莫如深地不肯向前想一下水库寿终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
“到那时人民会对那些企图把黄河水变清先生们发出请愿：‘宁使黄河浊，莫教黄水清！’”
时代毕竟不同。当年建设三门峡水电站的“热”早已消退——虽然近年来我国西南等地方水电热还一再在升温。参与三门峡建设的那一代人已不再年轻。经历了许多年之后，有人毫无长进，有人深思觉醒。我在北京见过一位教授，他当年是三门峡水电站的设计师之一。我听到过他心情沉重地在座谈会上说起自己在建设三门峡工程中的失误——他认识到了，我敬佩他的勇气。不论是非，他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听。其实不仅仅是工程的本身。三门峡工程成败得失已经越来越接近结论，特别是在2003年渭河秋天洪灾后。
并不是所有决策者都能回望和反思。
感谢孕育了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伟大的黄河。
黄河依然故我地带来大量泥沙，塑造着山川大地。
黄河以其特有的性格和伟力，阻止了“高坝深库”，阻止了蓄水水位的升高。最终要直面的将是现实和事实。
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从未到达过离大坝只有几公里的陕州古城，也从未到达过潼关老城，更未到达上游20公里处的蒲州、朝邑县和蒲津渡！——这是伟大工程钢铁交响曲中的喜剧和悲剧？
历史城市的保护在中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至少我们的子孙应该拥有和父辈一样多的选择。
最无奈最悲惨的莫过于城市已经不复存在。
让我们记住1959年的三门峡水库大移民、对古城和古迹的大毁灭。求真求实应该是科学的基本精神。
狂热造成的误判、有违科学的轻率的决策，在当代造成了一座又一座“交河故城”。
五、耸立在庄稼地上的现代楼阁
几十年过去了，事实表明了“黄委会”当年圈出的许多“淹没区”始终无水，是不能舍弃的良田。于是，部分移民开始回流，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又有了不少新的举措。
重建古代名楼，盛行各地。湖北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等等，规模宏大，都是钢筋混凝土架构。历代兵燹之患，古建筑多毁于战火，现代建筑倒不怕火灾。
蒲津渡是黄河古渡，维系着秦晋交通要道。渡口位于古蒲州城西门外。这里水势较缓，地方除了船渡，还曾建有黄河上最古老的浮桥。
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遗址出土了四尊“镇河铁牛”，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黄河铁牛铸于唐元开十二年（公元724年），为稳固蒲津黄河浮桥而铸，每尊各重30吨。黄河浮桥毁于元末。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57年秦昭王就在此“初作河桥”。此后屡毁屡建，浮桥的竹索也改成了铁索。随四尊铁牛出土的还有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六根铁柱等。蒲津渡遗址的面积大，遗存十分丰富，曲拱梯形石堤上边上还发现有管理渡口的砖屋遗址。
蒲津古渡遗址、蒲州古城、普救寺、中条山中的永固寺，组成了黄河中游极好的旅游景观组合——当然，重建鹳雀楼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未想到，建成后鹳雀楼又留下了新的遗憾。
问题是鹳雀楼的选址。图片1－01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571年间，位于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滩地上，作军事了望台用。历经隋、唐、五代、宋金700余年。《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旧在城西河洲渚上，周宇文护造。”唐代李瀚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云：“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倒影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楼因黄河近岸沙洲沼泽密布，鹳雀等水鸟翔集故名。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推崇了《登鹳雀楼》的三人同题诗。
李益的诗云：
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
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
事去千年犹恨速，悉来一日即为长。
风烟并起思望乡，远目非春亦自伤。
畅诸的诗云：
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另一首就是王之涣的那首“白日依同尽，黄河入海流”了。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鹳雀楼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精神文化之楼，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消失过。
唐代蒲津渡遗址，距蒲州西城墙不过百米之遥。可以想见，当年鹳雀楼就近在蒲州城边，楼下便是滚滚黄河。元初鹳雀楼毁后，明代以蒲州西门城楼“寄名曰鹳雀”。
现在黄河已经西移至十多里外的山脚下。
黄河经过“治理”后，来水也已经大大减少。原先河滩上的沼泽沙洲，全变成了庄稼地。
其实文化需要皈依，需要“植根”。鹳雀楼也是一个悠久文化的结点。只有两种合理的选择。要么把重修的鹳雀楼移至现在的黄河边；要么尽量尊重历史，选在古城与蒲津渡之间，接近原址，修复鹳雀楼的同时再修建一段古城墙。
新鹳雀楼由领导人题额，移位到了蒲津渡西边几千米处的庄稼地上，高高大大，绝无依傍地屹立在青青麦田之中。新楼圈了很大一片地方，建筑十分现代，周围是几何图案的西式草坪，这就是当代人对鹳雀楼的理解和诠释？完全不符合文物重建和古迹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由于占地大，可买票乘电瓶车进出。没有古城没有黄河的鹳雀楼，缺乏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的内在统一，构不成任何与黄河、古渡、沙洲有关的景观意境，即使作为新建的旅游景点，也很难说是成功的。
烈日炎炎，门票不菲，游人寥落。
呜呼，登楼远眺，前不见黄河，后不见故城，更无飞鸟。
而山河之伟，云烟之胜，风土之异，不殊于往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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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望书——2
北京的“脸盘”与根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北京）一座挨一座的商场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华丽。形形色色的国际建筑设计师来到这座城市，参与可以自由发挥的区域设计。
形形色色——真是妙极！
法国建筑师安德勒，是被称为“大脸盘”的国家大剧院设计者。他说过一句“残酷”的话：“对付一个古老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逼到危机的边缘。”
确实是危机。在烈日与寒风中，一小群人被逼入了绝地，成了弱势群体，但他们仍在不断地奔走呼号，保护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保护中国城市风貌和文脉。
半个多世纪，我们毁灭和丢弃了什么？又创造和留下了什么？
一、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的启示
每次走过北京的文津街和北海大桥，我都会被北京图书馆的气宇恢宏的建筑所吸引。我真不敢想象，这座70多年前建成的中国气派与风格的现代图书馆，是出自洋建筑师之手。
北图院内外，放有许多文物。圆明园被焚毁后，为了便于保护，其遗址上的华表、乾隆御制《教谕骑射碑》、刻有乾隆御制诗的圭形昆仑石等一些文物，被移至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其门前的一对石狮，也是原长春园东大门前的旧物。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承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9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馆舍设在北京广化寺。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京师图书馆按规定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呈缴本，标志着她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8月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这幢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津阁北京建筑，出自德国建筑师之手。其实外国建筑师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国”，图书馆内部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全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
更令我迷惑的是，这座仿宫殿的现代化建筑竟是上个世纪20年代通过招标评选的结果！图片2－01
后来我明白，任何建筑的风格导向，任何招投标和中标的结果，都取决于评审的标准和评审者的眼光和水平。
只要我们看一看先后参与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大师级的学者就知道了：徐坊、江翰、夏曾佑、鲁迅、陈垣、袁同礼和李四光等等。
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先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极具自信。他们在招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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