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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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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路上阳光普照，但云朵依然簇拥在山峰周围。层层叠叠的积云就像失去了舵的巨型风帆，在暖热的气流中漫无目的地漂流，有时搁浅在巨大的岩石上，瞬间化为碎片。偶尔的一两片残骸会自由自在地飘浮在空中，提醒我们曾经或正在失去的东西。
在开伯尔附近，成群结队的工人扛着铁锹沿路而行，大多数人都会向我们友好地举手致意。在山村里，甚至连妇女（不戴面纱的）都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这里的真挚之情是在这片次大陆的其他地区都不多见的。在海拔2500米的高度骑车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跋涉，我已经喘不上气来，只得抬抬手向她们的微笑回礼，高海拔和疲累让我变得非常沉默。在过去的11个月中，天气总是如此炎热，每一次我都会寻找一片阴凉地作为休息的地方，但是到了这里，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白沙瓦以北的地方，旅馆天花板上的风扇已经成了礼节性的摆设。当我们终于停歇下来伸着舌头喘气，急需休息一会儿和嚼上一块巧克力的时候，脑子里只想着在路边找一个被太阳烘热的地方。
第十八章 高高在上
“嘿，花生头！”克罗姆佩兹没大没小地向我喊道，“今天是我旅行一周年的日子，你不打算祝贺我一下？”
五月一号的晨光刚刚光顾苏斯特（Sost）小镇。九点整，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这条边境就将在封闭六个月后首次开放。
“我以为你八号离开的家。”
“六月八号是我的生日，傻瓜。”
“哦，明白了。祝贺你！但是五号也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你知道吧？”
“是的，是解放日。”
“不对，比这重大多了！这是我离开伦敦整一年的纪念日。”
我们即将用两天半的时间穿越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这片海拔很高的荒凉无人区，在此期间，这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住的地方。当我们骑着沉甸甸的车离开山间小屋旅社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了，车子装上了更多配给品和饮用水——这就意味着重量越大，我们的耗能越大，吃的喝的也就更多。很多当地的商人和外国游客已经聚集在这个例行过关和办理入境手续的地方。作为仅有的两名骑车的游客，我们获得了比那些坐大巴去塔什库尔干的游客更多的特权，一切都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直到我们抵达检查站：我发现在拉瓦尔品第才换上的变速控制杆已经松动了。当我试图把它上紧时，这该死的东西居然卡住了。
这个问题发生的时机真是不偏不倚。第一回在主干道上变速控制杆被卡住的时候，我只得勉强对付恒河平原的低地和旁遮普的路面，直到我到了拉瓦尔品第重新装上了一个新的。然而，喀喇昆仑和帕米尔山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除非我能侥幸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在持续爬坡到海拔4700米的红旗拉普山口的整个过程中，我只能用三个变速档。
我解开自行车上驮篮，把自行车上下颠倒过来放在地上，然后把变速控制杆拆下来，再重新装回去，更换了变速线。整个过程中，我不住地咒骂，而克罗姆佩兹却在一边忙着做她的马麦酱三明治。当你为某样东西投入了大量金钱而且全然依靠它的时候，如果它让你失望，那么脏话不仅是理所应当，而且应该是非常必要的了。忙完之后，我知道在后轮的变速装置中，八个变速档中目前只有两个是工作的。现在，我对马麦酱三明治完全没有心情，当危机发生的时候，首先离我而去的就是胃口和耐心。在我看来，机器，尤其是昂贵的机器，就应该想让它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像有什么人在考验我！”我痛苦地叫喊道，“主干道上也太便宜他了，这会儿我就把他的变速干掉，看看他在山里头还能怎么样！”
中国签证不可能给我足够的时间等到从英国邮寄来的配件，那我只能祈祷通往北京的路是一条没有坎坷的康庄大道。我想还是有一些希望的，中国要比印度强。从红旗拉普山口骑车穿过世界第三大国家，去到黑龙河，即便是灵活自如的全速档自行车，也是让人望而生畏的。我猜想，在中国的西部地区骑车或许和穿越伊朗有点像：炙热、尘土、顶头风，还有严酷的大沙漠和崇山峻岭做背景，只是少了没有瑕疵的路面。
旅行中一个持续的兴奋点就在于，你可以把眼前的现实不断地和你头脑中的猜想做对比。骑车穿越中国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许还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经尝试，怎么能知道有些事是不可能的呢？这次旅行给我的一课，便是什么美妙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到目前为止，我离家之前所有恐惧的事情都没有得到证实，事实上，我所有的尝试都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如果说要找一找吉兆的话，瓦拉纳西那个飘浮在水中的烛灯神话般地躲过了大船，难道不是最好的预示吗？
山谷中布满了烟灰色的碎石，当我们在这片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中越爬越高时，空气也明显地变得越来越寒冷，越来越稀薄。垂直的岩壁从松动险恶的乱石堆中露出来，冰雪如同一条条的经脉在最高处与苍白的天际接壤起来。没有了合适的变速装置，我的力量就无法最大程度地发挥。不过，我们所面临的坡度，与其说是陡，还不如说是长，而最关键的是，风一直是从后面刮来的。尽管有过几回窘迫的经历，但没有变速档却不是关键的问题。我决心已定，就算是不得不徒步走完最后那十英里最陡峭的山路抵达山口，我也要坚持骑车到中国去。当公路（这是唯一显示有人曾经先我们而来的迹象）与河流交汇，两者共同被垂直的峭壁挤得从高处直堕谷底时，我趁机用冰凉的河水装满瓶子——我不远千万里扛过来的这个沉重而昂贵的滤水器终于派上了用场。
到达考克西（Koksil）那个被废弃的检查站时，我们已经在离开苏斯特后攀爬了惊人的1500米，这会儿已经完全到了崩溃的边缘。屋子里空空荡荡，毫无暖意，地面上覆盖着垃圾，但是墙壁和屋檐仍然可以有效地抵御有可能在深夜突然降临的狂风和雨雪。我们又加穿了一层衣服，以此抵御酷寒，然后展开席子和睡袋。克罗姆佩兹在清扫垃圾，而我则在试验变速线的拉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我可以在24个完整的变速档中达到15个。虽然离最理想的情况还差得很远，但是我知道自己一定可以安然渡过。我感觉到一个巨大的负担被搬走了，于是我为自己之前所说的脏话而深表歉意。
我们给自己做了一顿非常美味的晚餐：用蒜、洋葱、西红柿、金枪鱼和青椒炒了一锅意大利面，在她颇有先见之明随身带来的蜡烛点起的烛光中，我们直接端着炒菜锅大吃起来。
*
第二天清晨，克罗姆佩兹破天荒地先起床，眉飞色舞地报告说“下雪了”，那神情就像手捧一杯波特酒，安逸地蜷缩在家里或者坐在熊熊燃烧的炭火前面，而不是在一个冰窖般的水泥小屋里苦思冥想着如何登上海拔4700米的山口。
我们伸着冻僵的手指，在痛苦的寒冷中洗漱完毕，接着从河里取了更多的过滤水，然后踏上了最后10英里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过了这一段路就是山口了。据说，这里的六月份依然会有暴风雪，随着高度的不断上升，天气只会越来越坏。
40分钟的陡峭攀爬之后，我们停下来稍事休息。稀薄的空气使我们的胸口上下起伏、气喘吁吁。四面环立的山峦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除了离我们最近的山坡之外，群山完全隐没在白雪和云层中。雪依然下个不停，好在到目前为止道路依然畅通无阻，我们两个谁也没有挨冻，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高原反应的初步症状。我美滋滋地想着，照这么下去，我们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登临山顶了。
然而，等我们继续向上走的时候，整条柏油路已被盖上了一层雪，我们被迫推着自行车向上走。我头盔上的帽沿处已经结上了冰柱，不仅如此，我发现我的靴子不防水，雪花还在不停地从天而降。克罗姆佩兹建议我们走回头路，但是如果在考克西多待一夜的话，我们的食物储备就不够了。然而，回到苏斯特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的巴基斯坦签证均已过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知难而上。我依然信心百倍地认为，即便我们一路上推着自行车走，也依然能抵达山口。因此，当整个上午唯一落入视线的一辆古老的载有牦牛的吉普呼哧呼哧地经过时，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搭便车的建议。
当“罗西”的车胎和挡泥板间塞满了厚实的冰雪时，没过多久，克罗姆佩兹已经无法推车前进了。我们跌跌撞撞地拐了一个弯，发现了一辆正在卸货的吉普。虽然我很不心甘情愿，但已经做好了承认失败的准备。在这个与山口近在咫尺的地方，要等来下一次搭车很可能得经过很长时间，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与勇气相比，谨慎还是占了上风。司机同意收15美元把我们带到山口，但克罗姆佩兹试图还价到5美元，最后我们各退一步，以10美元成交。最艰难的部分终于结束了，我把自行车扛上车，有点儿垂头丧气。
吉普车以低速档顺着山坡呼号着勇猛而上，缺了雨刷的前窗碎成了蜘蛛网一般，但不知怎的，司机居然还能找到方向往前走。雪积得更深了，大地被盖上了一条雪白的大棉被，公路的轮廓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路线已经难以辨认。我们更多是凭着感觉而不是视觉在崎岖的道路上摸索着蹒跚而行。尽管搭便车的这个决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人力推车走肯定是寸步难行的），但是征服红其拉普山口本当成为我这次旅程的亮点，而在离胜利的终点仅仅5英里之外言败无疑是一粒难以下咽的苦果。我还闷闷不乐地想到，那个打不倒的阿洛伊斯肯定已经用肩膀挂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却又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山顶，吹响口哨“The Hills are Alive and Climb Every Mountain。”（译注：“翻越每座高山，群山生机盎然。”这是《音乐之声》中玛丽亚的一个唱段）
我们被放在山口一辆艳俗的深红色四轮皮卡车旁，一个中国男人从五彩斑斓的车窗里探出头来拍照，其中有两三张记录了被困住的克罗姆佩兹如何在风暴中拽着那辆桀骜不驯的“罗西”在雪地里跌跌撞撞向中国迈去的情景。她告知我，罗西的后刹车已经失灵了。对我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高度并不见得比上升高度更容易，因此，过路车请我们搭顺风车时，我们欣然接受了。
车里仅留下一名乘客的位置，于是我自告奋勇地钻进了后面的敞篷货箱，和自行车挤到了一起。我像一个婴儿般蜷缩成一团，躲避着冰冷彻骨的狂风。在车的前方，漫天纷飞的雪花中，一群毛发蓬松的双峰驼在车的正前方飞奔。几分钟后，我禁不住打起了寒战，似乎在无穷无尽的10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皮拉里（Pirali）的中国哨所，这时候寒冷已经侵入了骨髓。然而幸运的是，其中一个乘客（肯定是搭车到山口的一名警察）下了车，腾出了一个地方，于是我在后座里得到了一个栖身之地。
漫长的下降终于将密不透风的雪云抛到了后面，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绿草如茵的平原。帕米尔高原熠熠生辉的圆顶已经取代了锯齿般的山脊和喀喇昆仑山脉锐利的山峰。巴基斯坦境内单一的色调和充满阴影的长廊已经让位于泼洒着青绿、米黄、白色和蓝色的明快而轻灵的远景。牦牛、驴子、绵羊和披挂着长毛的骆驼在牧场上徜徉，这个情景早在我行驶于哈萨克斯坦时已是司空见惯。塔吉克或吉尔吉斯的牧羊人外表上充满了野性，偶尔可以看见他们坐在马背上，在大草原中巡游。
伴随着进入中国境内而来的兴奋感很快被我们不尽如人意的抵达方式所冲淡，有好一阵子我都在和自己的内心进行着斗争。我一直在发抖，毫无疑问，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离骑车还差得很远。我需要一个痛快的热水澡、热乎乎的食物和充足的休息。克罗姆佩兹不像我那么“清教徒”，她看起来很是心满意足，悠闲自得地望着倏忽而过的风景。恐怕我最好还是把自己的骄傲咽下去，跟着车坐到塔什库尔干再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在那边的旅馆里好好地休息一两天。
塔什库尔干的冰山旅馆没有热水，也没有挂衣服的地方，当地人说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卫生间也散发着臭气。克罗姆佩兹最擅长马后炮，这会儿又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没能讲个更低的价钱（荷兰人吝啬鬼的名声果真名不虚传）。在隔壁昏暗的餐厅里用筷子吃饭真是一次痛苦而缓慢的过程，我们只得厚着脸皮要勺子。
晚餐后，我们散步在唯一的一条柏油路上，探查周边的情况。这里的建筑就像一个个简陋的长方盒子，让我回想起俄罗斯农村斯大林式的建筑。四个正值妙龄的塔吉克女子身着盛装，像是去赴宴，她们穿着高跟鞋、紧身衣裙、抹着口红，经历了巴基斯坦的苦行之后，此番情景颇让人惊艳。我又闷又冷，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像是被困住了，行动不得。即便是食物也无法融化身体内部的冰冻，晚上上床时，我还在剧烈地发抖。
*
夜晚，我身体的颤抖算是消失了，然而，位于海拔3200米的塔什库尔干在五月初依然寒气袭人，我们穿着大外套和手套逃离了冰山旅馆灰暗的小屋。空旷的大道在泛着金光的辽阔牧场上穿行，波光粼粼的小溪在其中纵横交织。一望无际的蓝天上飘浮着高远的云彩，它们有时盘踞在浅褐色的山腰上，投下暗影，就像是一片疑云侵入了不安分的心思。远处袅袅的烟雾透露出平原上工厂和住家的踪影。路边偶尔出现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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