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2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政权“统一”到国民党军队与政权中去。

这自然要引起共产党代表的不满，周小舟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

以曾养甫直接负责，由谌小岑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所进行的会谈，虽然在实质问题上没有结果，但双方交换了通讯联络方法，为以后的进一步接触作了准备。会谈至1月下旬告一段落，周小舟返回天津向北方局汇报。

蒋介石在寻找中共的线索方面，可以说是多头并进，与中共北方局的接触只是其中的一头。另外还有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线索。

1936年1月，南京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等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月中旬，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化名周继吾，并由孔祥熙给一个财政部“调查员”的身分，携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赶赴西安，准备进入陕北苏区。由于雪大路阻，董在西安耽搁40余天。张子华于2月10日左右受罩振、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同时并带有罩振写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信称：迈园吾兄，别久思深，如何可言。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由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诚自信彼此一贯。某同志前来，切盼兄润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弟不敏，当赴汤蹈火以从。书难尽意，诸乞亮照不备。弟鸣手启。

张子华于2月中旬到西安，与董健吾不期而遇。在西安，“剿总”司令张学良电询蒋介石证实董、张使命后，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然后再由东北军原619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2月27日晚抵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当晚，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接见了董健吾和张子华。

第二天，留守瓦窑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博古正式接见了他们二人。二人称：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但实际负责的全是CC系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目的仅在于了解中共可以“输诚”的条件。若中共肯于向南京政府“输诚”，则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

二人还认为，南京国民党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分化，CC系陈果夫等主张联共反日，曾扩情等则反对联共；政学系黄乳、王克敏等亲日，反对联合苏联与共产党；其余如冯玉祥、陈诚、孙科、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则主张联共抗日。故形势对中共颇为有利。

对于蒋介石主动找中共谋求政治解决方案一事，中共中央作出比较灵活和积极的反映。周恩来于3月2日明确表示：“对蒋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不论蒋介石耍什么花招，我们都必须估计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这千载一时之机，万万不可放松。”至于谈判条件，原则上可依照前此宣言、通电中的主张，但应说明，有些条件在实行时可以协商，仅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军事上则应声明红军愿意“东向抗日”及“集中军队与联合行动”。

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照周恩来的意见，于3月5日联名臻电博古等，决定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基本条件，作为联合抗日谈判的具体步骤和前提要求，即：甲。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乙。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丙。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丁。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戊。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中共中央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统一”要求的实质内容，从当时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中，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

为此，中共中央的对策也很强硬，即：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董、张带来国民党的条件中没有取消苏维埃红军及其暴动政策的话，中共中央自然也不打算在自己的条件中提及这种问题。

3月5日，董健吾接到中共中央五项条件的指示，即刻与高福源一起离开瓦窑堡，经洛川返回西安再转回南京。林伯渠托董健吾带函给宋庆龄，感谢他慰问红军，并希望宋庆龄能够为红军征得部分财政上的援助。该信称：庆龄同志：不通音问，弹指十年。每从报纸得悉言动，知耿耿此心虽海角天涯而如在一室也。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人欣腾，。。我在苏区负财政之责，已历四年，虽支出浩繁，限无陨越，只是大战开始，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无庸讳言。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言，佩仰其历来帮助中国革命之爱国举动。。。在我们率领广大民众走上神圣民族革命战争之战场时，爱国侨胞必然予以热烈协助也。旅旗在望，握谈有期，书不尽言，敬候明教。民族革命的敬礼。

伯渠三月三日于抗日后方瓦窑堡董健吾走后，张子华应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之约，前往山西汇报工作。3月15日，张子华在山西石楼前线汇报了工作之后，返回到瓦窑堡，当日，林伯渠有信给罩振，张学良、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托张子华带回南京。信函说：别来十载，音讯久疏，远承惠问，欣慰无既。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凡属华族，应放弃襄昔政治上主张异同之清算。不问任何阶段、任何派别、任何团体、任何武装部队，一同团结，急起直追，以求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之胜利，海内贤能应同具此见解也。来示一抗一联，语重心长，确为卓识。惟吾人更有进者，则以革命胜利，不仅恃外之有联，而恃能发挥并善用其本身之能力，。。所虑者，吾不能发挥民力，而反妨碍民力之发挥。与敌战而自缚其手，欲不亡也得乎？苏维埃深虑全国志士空有冲天之愤，不及尽其能力。是以有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电所列举之主张。吾几读之，谅为同意。弟虽碌碌，亦为革命饱历艰辛。诗曰：兄弟阂于墙，外御其侮。。。翘首钟山，不胜悬系。

随着董健吾、张子华带着中共中央的建议先后返回南京，国民党谋求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已告成功。由于双方仍处于隔绝的状态，只有董健吾口头转述中共的条件和林伯渠的信件作为凭证。当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到南京出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签名的信件时，更使国民党莫衷一是，不知谁能真正代表中共中央。直至4月初湛小岑等再托张子华进入苏区，于5月带回周恩来亲笔信之后，国民党开始把联络的重点转移到陕北。

相互试探阶段1936年3月底，周小舟和吕振羽相继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再度前往南京与民国民党代表接触，以探明国民党对于停战协议和联共抗日的真实意图。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并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三人的名义致函曾养甫，表示了对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和对国民党政策的不安与疑惑。同时，刘少奇还托周小舟带去了他的一篇以陶尚行为笔名发表的有关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在周小舟带去的和谈条件中，根据红军东征的情况，增加了要求国民党停止拦阻和进攻红军。协商红军北上路线并提供给养的内容。

国民党鉴于周小舟带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信件，开始重视这次谈判，在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交换意见之后，陈立夫和曾养甫等经过秘密磋商，并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向周小舟等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其内容是：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文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共产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从文字上看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在统一军队和政权形式方面比以前灵活了。鉴于红军仍有重返内地之实力，国民党方面希望把红军进一步引向靠近外蒙的边境地区，远离中国腹地。此举既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省区，又可促使红军以外蒙为依托与日本冲突，从而造成苏联干涉，使日本再也无力南侵，可谓一举多得。

5月15日，国民党方面正式形成上述文件，曾养甫、谌小岑并分别有信复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只是因5月初又得到张子华自陕北转来周恩来和林伯渠的信件，邀请他们前往陕北苏区面商联合大计，故曾养甫、湛小岑二人遂将上述信件一式两份，一份交予周小舟，并附曾致毛、彭、周的信；另一份交给董健吾，并附谌小岑至周恩来的信。

谌小岑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写道：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上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然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其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所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之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方能发动此战事耳。就现势以观，欲求避免目前国内之矛盾，最好另辟新土。

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当然。唯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此则根据此间当局之意旨，非弟个人敢有所主张也。

这封信实际上是对南京方面四项条件的一个较为具体的说明，它表明南京方面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并没有丝毫让步的打算。这种态度，自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

果然，6月中旬，中共中央先后收到由董健吾和北方局转来的国民党四项条件，以及曾、谌两人的信。毛泽东说：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古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当时，国共两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要想取得明显的进展，应当说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共双方这时对对方都还缺少足够的了解，双方各自的立场和政策都还不够灵活，因而相互间的条件相差甚远。就中共中央而言，这时显然还没有放弃以苏维埃为中心来建立统一战线的立场，甚至还坚持着不久前在瓦窑堡制定的“抗日反蒋”的革命方针。因此，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条件一度充满反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说，中共中央下准备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接触，不打算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在考虑到自身的实力和明确规定了以“抗日”为第一位，而以“反蒋”

为第二位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态度实际上是以后者对于日本侵略和对于自己的态度为转移的，他们显然并不反对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问题上与南京方面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为此，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国民党正在寻找共产党谈判之后，他们就希望这种谈判能够在他们所希望的条件下取得进展。因此，还在曾养甫提出四项条件，交与周小舟、董健吾等带回中共中央，希望双方进一步商谈之际，周恩来等也在陕北瓦窑堡致函谌小岑等，并托张子华将函带往南京等地，正式邀请曾养甫及谌小岑“惠临苏土，商讨大计”，“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他明确表示，希望谌等“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周恩来的信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于此项接触的存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只是其根本主张仍未脱离得到共产国际七次大会认可的《八一宣言》的规定。

周恩来致谌小岑信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

养先生木为旧识，蛊代致意。尝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及来，兄能代表赉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上信中的黄君即张子华，此时化名黄续。

周恩来在致张伯岑的信中，更明确提出中共对国共联合的基本主张：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中国。兄弟阋子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省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

由上所见，国共双方这时确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愿望，但双方对于联合与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的想法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