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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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馐侨魏稳瞬荒懿唤邮艿慕崧邸Ｋ担�6年前第一次回国在三军球场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时，就从未提到过靠武力打回大陆的话。
胡适对台湾当局反共反赤的一些方式颇有微词。他认为，“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党对党”如此种种，问题愈弄愈糟，纠结愈弄愈乱；以此难以吸引西方人士“隔海同唱”。他对蒋家王朝的独裁、zhuanzhi深为不满，但在他的非对抗主义的思路下，除了呼吁言论自由的几声呐喊外，别无良策。
1958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的聚餐会上，胡适提到“反对党”的问题，婉转地说：“‘反对党’三个字，让执政党人看起来，总不免感觉刺目不愉快，甚至惶惶不安，以为一切都要遭遇反对，怀疑对方善意的动机。所以似乎叫‘在野党’三个字比较妥当。在野党的成员及其领导人，则以文化学术界的人士以及有朝气、有热诚的青年知识分子为理想。因为，这种结构的在野党，将能以匡正时弊、改革政治为职志，而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
胡适博士不想造反。
当年已被赶下台的儿皇帝溥仪，一个玩笑电话把这位在文坛叱咤风云的胡博士召进了宫，据说博士还坚持行了跪拜礼，以示君臣之别。
这年6月30日，《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与夏涛声走访胡适，谈他们9月份要组织一个“在野党”，请胡适做他们的领袖。胡适当场拒绝：“如果你们将来组织一个象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地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并声称：“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
7月上旬，胡适赴美，遇台湾记者采访，问起政治问题，他一脸不高兴：“下半天我们没有半个字提到目前的政治情况，如今碰到你这位新闻记者，一开口便是一连串的政治性问题，真令人吃勿消。。”问及民主国家的两党政治，和台湾的在野党或反对党问题，胡适摇摇手不耐烦地说：“不谈了！不谈了！”“我告诉过你无数次，我不是一个搞党的人；我的书斋都整理不干净，如何能组党？”
9月初，雷震等人因组党被捕。10月23日胡适返台，一下子成了新闻采访的中心。晚上，胡适在他的住宅对记者们说，“我很希望有一个有力量的、象样子的反对党”，但他强调他个人“决不领导任何反对党”。他说：“10多年前，我曾劝过国民党的领袖，最好是从中国国民党自由地分化出来，根据各人的政见演变成两个大党。从蒋先生以下，我都和他们说过。”有记者问胡适博士是否有意领导一个反对党，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胡适之要领导一个反对党。我要干政治，决不到70岁时再干。”并一再说：“我决不领导反对党。”
胡适说希望别人组织个在野党：“你们组织个在野党给我看看，如果好，我可以公开表示赞成；如果不好，我可以保留我不说话的自由和不批评的自由。”他解释说：“我说在野党是因为有些人听了反对党这个词会感到有点害怕。”
记者问外传有人请他做反对党的赞助委员，胡适严正声明：“没有这个事。”
关于现在有人组织反对党一事，胡适不愿表示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谈。”
胡适博士技仅于此，他鼓励雷震与暴力对抗，雷震被暴力扔进了牢房；胡博士不耻于下三滥的“对抗”，所以仍逍遥自在。
天真的政治家大政治家自然应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条件是只能把到此为止的学问作一从政的基础，或当敲门砖，从此弃却书生气，满腹世故，方为老练。胡适不然，他总是在治学与从政之间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左顾右盼。所以他的政治言行总带有些学究气，显些天真。正应了中国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早在1947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胡适被延揽其中。
此时他意气风发，曾表示：“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意思是既然已经下海，就没有自拔的份儿了。
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胡适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南京。蒋介石自然一心一意地想当“总统”，但为了表示一下“民主”和讨好美国人，曾一度示意胡适出任“总统”，胡适倒没有傻到不明白老蒋的真正意图，自然诚惶诚恐地辞谢了。蒋自任“总统”后，又有意让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想了想，还是不肯干。但事后与傅斯年谈起此事，胡适却懊悔起来，说是“行政院长”得处理实际政治，不是容易当的；早知如此，还不如接受蒋介石让他当“总统”的建议。胡适自然知道这“总统”不过是蒋介石的傀儡，他的理由是，不管有没有实权，“总统”毕竟是一国的元首，“行政院长”才不过等于一个首相或总理。傅斯年事后对人说：“据我看来，胡博士的凡心动了，他早晚是要卷入政治漩涡的。”
胡适1952年在台湾作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其提出的所谓全球性五点战略计划，亦是书生气十足，天真之态可鞠。“保卫自由欧洲，保卫自由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和被征服的东欧、中欧，解放苏俄”，这个战线，那个联盟，纸上谈兵，全不顾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变化与发展，并声称无论美英，都得沿着他的这个思路；如此只能供人一笑。
1958年12月胡适在《半月刊》杂志社的演讲中说，他对台各方喧嚷已久的“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原则上很赞同，但不希望召开一个人数在千人以上或几百人的大会议，因为那样是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的。他举1787年美国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为例，说这个奠定美国百余年来永恒的安定与繁荣基础、历时4个月的制宪会议，只有39人签字。他决不相信一个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会议能替国家议出好的政策，或解决重大的问题。他并且主张救国会议应该采用商量的方式，而不是表决的方式。
胡适此说一出，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跳出来骂他，当局也不以为然，胡适却仍数次阐述他的这一想法，举行“小型的国是会议”，不让新闻记者参加，甚至不作记录，以使与会者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发表国是意见。他一再声称：人数多的会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胡适此说不假，但颇天真，当局要的不过是一场气氛与声势，具体解决什么问题呢？
胡适谈治学的科学态度时曾说：“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又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问题是胡适将这种“科学方法”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模式不仅用来治学，而且用于认识社会，认识政治，并且用来议论政事。这种“科学方法”用来做考证还可以，用来对付现代复杂多变的政事，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有人甚至讥讽胡适治学其实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求证”，并一时传为笑谈。
由于胡适书生气地乱发议论，使当局及各派各别的人对他均心存介蒂。
对胡适的攻击一直未有中断，只是碍于他在学界的威望及他与蒋介石交情，未有大动干戈。终于，在1958年，台大教授徐子明等人匿名出版了《胡适与国运》一书，对胡适的方方面面兜了个老底，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闹出了一场风波。
书中一章是《胡适的领袖欲》，从胡适的著作《胡适论学近著》中，“总结”出了胡适的一个论断：一、元首一定要大学出身。
二、军人不足担任国家重任。
三、国内大学绝不能产生领袖人才。
四、驱逐教育界的“虎狼”，为产生领袖必经阶段。
五、全国会胡说的“领袖”，只好被一班“浑人”把国家带入地狱。
作者还在结论中，极尽调侃地列出了关于胡适的公式：理想的胡说领袖＝无知＋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书中还对胡适的“反孔”、“无为”、翻译水平及“卫道精神”举例分析，一一批判。
最后，“转载”了社会公论的给胡适的“寿联”，其中有：胡为乎来？赤地商风何太厉；适可而止，苍生元气已无多！
胡说公行，国破庶民遭浩劫；适逢其会，时来竖子盗虚名。
胡昧于敌破臣亡？倒孔虽卖力十分；然非远引高飞，开路先锋终授首！
适走到精疲力竭，结局却输棋一着；倘可例行前进，过河卒子必回头。
胡闹胡为，山河未复胡尘暗！
骗愚骗稚，民族遭殃骗子骄！
蒋氏诤友胡适与蒋介石的私交，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8年蒋示意胡当“总统”，后又力邀胡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尽管其中的互相利用、敷衍不言而喻，但仍显出交情非同寻常。个中原因，恐不只是因为蒋介石礼贤下士、重视人才。
蒋介石是何时开始赏识胡适的呢？
1932年，若干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人亦为该盟主要成员。当时胡适也曾参加，并任该同盟的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就露出了马脚。1933年的2月间，胡适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权的保障》的文章，反对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并提出了他的四个原则。那四个原则是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宣言和会章完全相背的。杨杏佛曾为此投函上海的英文报纸加以驳斥。宋庆龄、蔡元培等以胡适身为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竟屡次发表与同盟的宗旨和意见相反的文字和谈话，曾经电询真相，胡适竟置之不答。为了该同盟的纯正和前途，同盟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并随即执行决议。胡适此举，帮了蒋介石大忙，自然深得蒋介石欢心，从这时起，开始对胡适极为赏识。
1948年冬、1949年春，蒋介石南京政府摇摇欲坠，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潮流势不可挡。国民党内部此时已人心惶惶，许多人主张与中共讲和；这在蒋介石看来，讲和与投降无异。胡适这时“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主张“与其向共产党屈膝，不如和共产党苦战到底”。此言一出，举国上下一片嘲骂声。胡适在此种情况下觉得去台湾也没多大意思，所以在上海解放前夕悄悄到美国去了。虽然胡适此举碰了一鼻子灰，落得里外不是人，但在蒋介石心目中，无疑是引之为知己的。在反共的旗帜下，蒋胡二人心照不宣地其实已结成了盟友。
胡适留美多年，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因为他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及“民主”、“自由”推崇备至，回国后时时不忘宣传、处处贩卖，甚得美国一些人的欢迎。蒋介石对付共产党必须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展开宋美龄的“夫人外交”，另一招就是看中了胡适，他要借助胡适的文化影响及与美国人的联系。1938年，他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而胡适确也替他争得了不少“美援”。
胡适自然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看得真切，这“友情”也就打了不少折扣。胡适在政治手腕上无疑逊蒋一筹，自知难以取而代之，乐得利用与蒋的关系抬高抬高身价；如此彼此心照不宣。但胡适对蒋介石的独裁，zhuanzhi一直是不满的，因为这与他理想中的“民主”、“自由”的治国方针相去甚远，所以离开大陆后多年一直与台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他知道自己一介书生，是绝计斗不过蒋介石的，所以对所谓“反对党”、“在野党”的事讳莫如深，以致于别人提到“反对党”这个词，他浑身不自在，深恐当局不高兴，而一再让人以“在野党”词代之，更不敢出面领导一个什么反对党了。
在蒋介石面前，胡适给自己设计了一种角色，那就是“谏者形象”。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终，不默而生”的精神极为崇拜，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媲美。胡适一直是以“民主斗士”的形象著称的，美国人欣赏的是这点，在台湾受推崇也是因为这一点，胡适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必须维持自己的形象。但怎样在鼓吹民主、自由与同蒋合作两方面取得平衡，胡适煞费心机，几年中似走钢丝般战兢不己。
1952年、1954年胡两次赴台，四处演说，口口声声不离政治，言必称“反共救国”，虽然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但在声势上确造成了一种热闹气氛，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而且这时候蒋也正需要美国人的支持；故胡适在台湾受到极高的待遇。
1958年，蒋介石再三邀请胡适回台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是拒绝，后又推说生病，待进一步检查，搪塞了一气。后终于答应下来，却特地说明，只打算在台北住个把月，然后再回美国，进一步治病休养，还有，胡太太不同行，留在美国等他。
胡适面对蒋介石的如此“倚重”，却怀着一肚子鬼胎，他不敢肯定蒋介石是否会耍花招。如果不步步为营，等到掉进圈套，到时就晚了。因胡适在美国一直与李惟果、顾孟余、张君劢等“自由中国”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对台北雷震等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支持颇多，而这个杂志是专揭蒋介石疮疤的。如此内外夹攻，使台湾一帮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美国人的信任；当局有人认为，一段时间内“美援”的削减与此多少有关。胡适知道蒋介石对他心有不满，但躲在美国，又有美国人撑腰，蒋鞭长莫及。如今蒋以“院长”相诱，只等胡到了台湾，就可以不让他再去美国。在美的“自由中国派”少了这张招牌，就不会再闹得那样起劲了。蒋介石的釜底抽薪计，胡适心里完全有数。问题是他一向以“学者”自居，如果硬是回绝“振兴学术”的重任，面子上太说不过去。胡适只有“拖”。但蒋介石一点不肯放松，不断地打电报和派人催促他早日返台上任。同时，蒋又向美国人示意，希望能够劝胡适走一趟，因为这样既可替台湾打打气，也提高一下台湾的学术水准。
再说美国人支持“自由中国”运动本来不是公开的事情，不好意思做得过分露骨。况且，把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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