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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2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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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蒋介石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的放在蒋介石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二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外交部”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蒋介石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蒋介石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蒋介石的踪影，可见，蒋介石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蒋介石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蒋介石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命脉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政务大局，就算蒋介石去世，已经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面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是不争事实。
康复大夫揠苗助长“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作如此想。蒋介石在苏醒来不久，曾经一度想叫侍卫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根本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
为要蒋介石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蒋介石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侍卫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谁知车队不过行了一段路程，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使蒋介石的情绪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宋美龄非常了解蒋介石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蒋介石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国家实际权力，因而，宋美龄用尽脑筋，要让蒋介石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蒋介石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来美龄却听从孔老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蒋介石作各种复健运动，并行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1974年11月23日，心急和烦躁的宋美龄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她对着医疗小组的警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我搬回去！”
可见她对蒋介石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蒋介石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蒋介石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蒋介石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拆回士林官邸，所以，当时人人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至士林。
在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介石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洋医误诊泌尿出血1975年3月间，宋美龄听从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医师来为蒋介石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建议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但“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年高89岁，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作任何大型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作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作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美国医生为蒋介石施行的背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蒋介石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当天晚上，蒋介石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摄氏37度多，上升到摄氏41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3年前蒋介石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
手术完成后的第2天，一个更令人震慑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蒋介石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的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这种泌尿出血的情形，十分可怕，医疗小组的医官整整为蒋介石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高烧不退，加上小便大出血，另外让医疗小组更加紧张的，就是蒋介石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作完背穿刺手术以后，蒋介石的心脏警讯频频，一日数惊。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飘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3月29日，蒋介石在台北市郊的草山别墅官邸口授了遗嘱。遗嘱的开头一句是：“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接下的三百余字，仍是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的一套陈词滥调。
回光返照梦断草山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蒋介石。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作短时间的交谈。
下午，轮到翁元当班随侍蒋介石，他感到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十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那时，蒋介石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宫邸，他照往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二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蒋介石似乎有些倦容，便告退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hushi立刻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作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对这次紧急情况，他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翁元日后回忆说：由于我已交班，当我被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的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辍泣，老夫人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请他速来士林官邸见老先生最后遗容。
台湾党政军要员听到蒋介石死了，当夜皆赶到草山别墅，并在别墅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殂”，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移灵时雷雨大作要员们瞻仰了遗容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工作人员刚要把蒋介石的遗体移上救护车，天空突然响起隆隆雷声，接着就是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瞻吊完毕，蒋介石的灵柩被暂厝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死者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茔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庵。蒋介石在这里建筑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
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非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场面十分冷落。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到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郊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行馆”，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廓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能屈能伸”。
设计这个情节，想要告诉参观者什么呢？
蒋介石死在台湾，灵柩浮厝，可谓“屈尊”。但中共有言在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蒋介石生前希望的紫金山麓亦可。
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蒋介石死了，盖棺定论了。
第四节解开蒋介石身世之谜谜样人物走下神坛蒋介石死后，随着海峡两岸政治气候的大转变，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和知情者对相关史料的披露也日趋实事求是。
在改革开放的鼓舞下，大陆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和回忆大量涌现，其数量远多于台湾，对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和一些民国史事，大有裨益，诸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居亦侨的《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关于中统、军统、励志社、侍从室、抗战、国共内战和孔宋家族史料的问世，形成出版界的一大奇观。从电影《西安事变》到《开国大典》，蒋介石在大陆银幕上“出现”的次数亦有增无减。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蒋介石史料》专辑（列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就人们所不甚了解的或有某些误解的问题提供比较可信的资料。”浙江政协和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又将《蒋介石史料》加以重编增订出版，易名为《蒋介石家世》。而何国涛发表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即纠正《金陵春梦》中所称蒋介石原籍河南、原名为“郑三发子”之说。
周恩来重视核实工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著名小说家唐人所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金陵春梦》传入大陆。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很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这不仅因为作者用娴熟的笔法、生动的情节详尽描述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从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更由于作者以“惊人之笔”在第一集《郑三发子》中揭开了蒋介石的身世：蒋介石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带到浙江奉化溪口的，原名为“郑三发子”。唐人宣称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起初的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这就由不得读者置疑了。关于蒋介石的“身世”，唐人另著《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详述其得到线索、查证线索的过程，令人对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确信不疑。
且不说唐人所言是真是假，单就《金陵春梦》一书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确是十分巨大。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不胫而走，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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