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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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尊敬的。哪一位是我父亲都是我的光荣，所以我并没有什么认祖归宗的问题。”社会上还有一些“内幕”消息，指当年戴季陶和蒋介石两人因情同手足，所以曾经有过约定，彼此易子而教。也就是说，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而蒋纬国则是戴季陶的儿子。

谈及这个传言，蒋纬国笑说：“这简直是荒谬的说法！我是戴季陶先生的义子，他是我义父。安国哥并没有拜我父亲为义父。他在我们家就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弟兄一般，他比我哥哥（指蒋经国）小三岁，比我大三岁。戴安国这个人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在蒋家长大，我要继承蒋家的香火，戴伯伯是我的义父，他唯一的儿子安国哥已经过世了，我当然要替戴安国哥完成作后代的责任。”蒋纬国有这种尽“义子”孝道的孝心，可以从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这篇名为“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按戴传贤即戴季陶）的文章中写道：浙江湖州称呼“义父”为“亲伯”。戴传贤先生与先君（指蒋介石）有金兰之宜，且属通家之好。因此，我从小就秉先君之命，拜传贤先生为“义父”，并常常依偎在传贤先生的膝下，翘首昵亲尊称他老人家“亲伯”。在名义上，戴季陶是蒋纬国的“义父”，可是，戴对他的情分却是有异于其他义子女，这可以从蒋纬国的一份自述中看出一些真情：“戴老先生曾经收了100多个义子女，包括欧美、亚非、日本和中国，但我知道我是他老人家最疼爱的一个，因为我有最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近他，所以，他传教给我的学技最多。”

至于有关戴季陶和日本的因缘，也可以从蒋纬国的这篇文章中看出一些梗概。

戴季陶在日本读书三年，经常靠同学接济度日，故不得不提前回国。戴回国之后，多亏上海闻人张静江的接济，才得以生活无虞，而张静江亦是蒋介石的恩人，为此，蒋戴两人便得以结识，并且成为莫逆之交。

不论外间的传言怎样，也不论蒋纬国到底是不是戴季陶的亲骨肉，蒋纬国和戴季陶之间的情感深厚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戴季陶不知是不愿和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还是另有隐情，竟然在广州等候蒋纬国为他安排的船只到达之前，被发现死在某一旅馆里，死因扑朔迷离。

据蒋纬国的描述，“亲伯的死因，引起许多猜测和议论，有人说他老人家是自杀身亡的，因为桌上和床上都发现了安眠药。当时我并不在现场，不过事后听别人描述现场情况，我肯定地认为亲伯不是一般传说的自杀，而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

在行事和为人性格方面，蒋纬国受到戴季陶相当程度的影响。例如，戴季陶在佛学方面的研究、在战略以及为人方面，或多或少给蒋纬国正面的影响，而蒋纬国这十几年来的种种作为，都和当年的戴季陶有若干相近之处。他向笔者表示：“我很多的佛教理论，都是戴家亲伯教我的，这些就是中国的人生哲学！”

前几年，蒋纬国托了朋友，到大陆找寻戴传贤的遗骸。戴传贤死了几十年，要找寻遗骸，这是谈何容易啊！

皇天不负苦心人，戴季陶的遗骸居然被找到了，“我在去年就找到了亲伯的遗骸，已经被人家抛弃在荒郊野外了，能够找到这是天意。”

找到戴季陶遗骨之后，蒋纬国将他安葬于成都昭觉寺。

适巧，昭觉寺的住持老法师，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的老大哥，他说：“戴居士是我们最钦佩的老居士，我们将他的骨灰留在庙里。”为此，昭觉寺特地在庙后建了一座灵骨塔，以供奉戴的骨骸，这样总算是了却了蒋纬国长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继1993年找到戴季陶的遗骨之后，蒋纬国还在1994年年初，请一位友人到大陆去扫墓祭祖。

他说：“这次有一位友人去成都和奉化，我就请他代为扫墓。扫墓不过是一件形式上的事情，但主要是去感谢我的祖先。”

尽管蒋纬国身世成谜，但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资料还是认为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

深受蒋介石关爱8岁那年，蒋纬国随蒋经国入上海万竹小学，跟蒋氏的妻妾陈洁如生活一起。因此，陈洁如成了蒋纬国的“庶母”。9岁，他又随陈洁如远赴广州黄埔军校，住在蒋介石的官邸。据前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孙元良等人说：“每到傍晚，军校课务告一段落后，蒋校长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有时也会牵着天真活泼的纬国一道出游。”10岁，蒋介石誓师北伐，将陈洁如与蒋纬国留在身边，可知蒋介石对蒋纬国的钟爱非比寻常。

11岁，国民革命军底定江南后，蒋介石与陈洁如宣告仳离，将蒋纬国托养给吴忠信，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与“干娘”。此后，蒋纬国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由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女士带养到蒋纬国束装赴德国留学为止。

在这段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蒋纬国在生活上，又多了个“继母”。

蒋纬国于苏州求学期间，结束了他幼年时不停的迁居颠沛，也不时与戴传贤相互往来，使他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情趣。此后，他中学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选修学分，及至文学院政治、社会、经济学系旁听有关课程，生活都十分安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并至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1940年底，他回国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2营少尉徘长，开始往返重庆与潼关之间，此时，与西北豪富石凤翔之女石静宜小姐，结为连理。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抗战结束前夕，调任青年军616团步2营营长。抗战胜利后，他在蒋介石、何应钦、邱清泉等将领提携下，以33岁不到的年龄，出任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直到大陆解放。由于蒋经国曾和其父失和，赴俄留学，蒋介石对少年纬国的关爱，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纬国非常浓郁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日后据蒋纬国提起这段相处时光说：“我最记得，每当‘父亲’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父亲’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身边，以纤解他所承受的压力。”可见，蒋介石对他钟爱的程度，后来蒋介石虽冷落了蒋纬国，并囿限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亲情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爱。

在蒋纬国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牵涉到“宫廷政治”的事值得稍作说明：一、宋美龄很不喜欢蒋经国，但钟爱蒋纬国，蒋介石为什么不让宋美龄抚养蒋纬国呢？

二、1975年蒋介石过世时，蒋纬国还是一个“万年中将”呢，蒋纬国的上将还是在蒋经国手上升起来的。蒋介石在世时，为何一直压抑蒋纬国呢？根据蒋纬国的说法，将他交给姚氏抚养并限制他的发展，是避免造成兄弟阋墙。蒋纬国表示，宋美龄财多势众，如果将他交给宋美龄抚养，可能将来会造成很严重的阋墙之争。如果宋美龄要拥立蒋纬国接班，大势就不容易收拾。姚夫人无财无势，比较适合抚养他顺利长大。

毕竟，蒋介石是一位中国传统的武将，蒋经国好歹是元配所生，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蒋纬国毕竟只是挚友之子。

“湖口兵变”影响宦途蒋介石生前一直压抑蒋纬国升迁、掌兵权，除了是害怕蒋经国和蒋纬国争权内哄外，也是因为“湖口兵变”的缘故。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1年。当时“装甲兵司令部”设在台北以南的湖口地区。曾经追随蒋纬国并受到信任的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因为看到官场中一些腐败的情形，加之不满人事安排而发难。据说蒋纬国对其兄蒋经国的所作所为不尽赞同，在有关装甲兵的人事和训练方面，常持不同意见。蒋经国为了控制装甲兵，向老蒋谏言，将蒋纬国调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学校校长。并委派一名与该兵团素无关系而资历远不及副司令赵志华的人接任。不久，此人调走。照例自应由赵代理司令，但蒋介石却又委派蒋经国保荐的另一人前来代理，以致引起该兵团许多干部愤愤不平，尤以赵志华的态度最为激烈。于是召集部下训话，借向参谋总长彭孟辑“算帐”，发泄不满。可是，蒋经国早有戒备，暗中对赵志华等人已进行严密监视。所以当赵志华举事时，突遭逮捕，并株连军官三十多人。赵志华何以敢于公开号召该兵团官兵向台北进军，是否与蒋纬国有关，局外人自是不得而知。事件发生后，由于蒋纬国“自请处分”才使蒋介石的处置没有扩大。从此，也注定了蒋纬国命运的安排。不过，在与蒋介石的父子感情上，老蒋也给予蒋纬国以谅解和许多的关爱。宋美龄也一直把蒋纬国“视如己出”，如果没有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庇护，“湖口兵变”的主事者赵志华也不会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被株连的三十多名军官，也因宋美龄力保，个个都在“原职待退”，作了从轻处理。对于这点，蒋纬国始终感激宋美龄。

1975年4月7日，蒋介石过世后，蒋经国下的第一道人事命令：“陆军副总司令”郑为元调升“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调升“空军总司令”、“总政战部”主任罗友伦调“联勤总司令”、“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调“总政战部主任”。这些例行性的调任，虽无政治意义可言，可是，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却备受冷落，依旧是“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毫无升迁的希望。后来，很多元老看不过去，迭向宋美龄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应有合理的安排。讵料，却遭蒋经国婉拒。当时，政坛即有传言，最后还是宋美龄在临去美国前，当面向蒋经国提了这件事，蒋纬国才得以解冻晋升。但是，据悉，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亦出了不少力。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并主动提前办理“退役”，力荐蒋纬国接替他出任“三军大学”校长；由于余伯泉的坚持，并让位给蒋纬国，蒋纬国方得晋升上将，否则，蒋纬国的宦途也将至此而终，从蒋纬国晋升上将的曲折过程来看，简直是一桩令人费解之事。难怪蒋纬国一生对余伯泉将军感怀不已。毕竟，没有余伯泉的让位、力保，蒋纬国也无法位列上将之尊。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后，经常发表一些使蒋经国不满的言论，例如：蒋纬国在校上课或讲话，不是推崇蒋介石，就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称赞他的兄长，也不常引伸蒋经国关于军事或国防的言论，大有“目无兄长”之嫌，此外，蒋纬国又喜欢到校外参加一些活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的讲演或谈话，他的言论有时涉及到全局问题。有一次他答复一个外来记者的访问，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见香港《明报月刊》161期《蒋纬国报到》）蒋经国知道后很生气，指示一个亲信转告蒋纬国，说蒋纬国作为“三军大学”校长，竟然散播“反攻无望论”，会涣散军心士气。

还有一点是，台湾几乎人所周知，就是蒋纬国不满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太快太高。王升升到上将，蒋纬国还屈居中将，所以，蒋纬国曾经讽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有打过仗的上将。”之后，过了两年蒋纬国才勉强被晋升上将。

蒋纬国抨击王升的近因，是由于高雄事件。王升自1979年冬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之后，成了高层决策的特殊中心人物之一，党、政、军、特，几乎一把抓。台湾“警总”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一案，就是由王升决策指挥的。当然，蒋纬国不得干预这种工作，实际情况他也是隔膜的。等到高雄事件爆发之后，蒋纬国听到，立即表示非常震怒。他一方面谴责“美丽岛”一批人；另一方面则批评官方处置失当。蒋纬国特别指责“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防范事故于未然。

蒋纬国在一次对“三军大学”学员的讲话中说：现在台湾出现了一种口号和策略，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作为一个军人，绝对不能听从这一套歪论。这是违反军人立身、用兵、作战之道的。骂则受辱，打则受伤，宁愿受辱受伤，这能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军人吗？这样，结果必然是挫折士气损伤兵力，而且还不反击，这岂不是束手待毙。这是违反兵法起码的通则的，用兵或进攻，或退守，决投有等着挨打的。据说蒋纬国由此发挥，讲了一大套兵法战略和战术，批评“两不”。他说要是“贯彻两不到底”，“我们岂不要被推翻了吗？”这是不足为范的。蒋纬国又批评“警总”下令宪警“挨打”，这是失职，应受处分。

蒋纬国私下和人谈论，批评这种做法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或“苦肉计”，也是很拙劣的，所以闹到不可收拾，使台湾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失。可谓“得不偿失”。蒋纬国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蒋纬国的这派言论，很得台湾军政界一部分人的同情。传到蒋经国耳里，加上王升又在“经师”面前撒娇抱屈，加油加醋。蒋经国一怒之下，就写了一张“手谕”：免去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后来找到宋长志交代此事，并考虑派人接掌“三军大学”。经宋长志婉转进言，才给蒋纬国一个转旋的余地，和王多年对调，任“联勤总司令”。蒋经国并指示宋长志转告蒋纬国，今后要安守本份干三军后勤，不关他的业务，决不容许他随便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1980年5月3日，香港一份报纸在一版头条刊登《台湾国军将领上书蒋总统祝寿》（蒋经国70岁生日）末尾，开列了将领的名单：国防部长高魁元上将（笔者注：第一）

参谋总长宋长志上将（第二）

国防部副部长郑为元上将（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