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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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在陕南襄城被军统特务查获，囚解到汉中。胡宗南知道后，便在半夜里传张新到汉台问话。一见面，胡开口便问：“你回来了吗？”

张新开门见山地回答：“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

“你大概会知道的，我只要见到你面，就算完成了任务。”“为什么？

是谁派你来的？”

“是胡公冕先生要我专程赶来的，鞋底里有文件，有信，内容我不知道，请你拆开来看。”

胡宗南一愣，追问：“胡公冕在哪里？”

张新答：“我动身还在西安招待所。”

“胡公冕有什么话吗？”

“他只交代我，只要把信送到，见到你的面，就好了。”胡接过鞋子，走进卧室，随即又出来。

张新先开口说：“惭愧得很，清涧之役，我没有完成胡先生交给我的任务。。”

胡宗南马上站了起来，摇头说：“不谈这些。”张新随即转了话题：“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张新是话中有意，胡宗南强笑一下，又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

两人畅谈了两个小时，胡宗南才让张新回去休息。隔了一天，还是后半夜，胡宗南第二次传见张新，地点仍在汉台。胡宗南客气地让张新坐，然后摸着张新的手和背，问他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睡眠好不好。

张新回答说：“谢谢胡先生对我的关心。”并且问了一句：“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

胡宗南笑了笑，问：“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已去打兰州了吗？”

张新说：“是的，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我们就不能再在汉中见面了。”胡又问：“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

张新答：“既往不咎。”并且谈了一些共产党政策的实际体胡宗南故作镇静，爱听不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时擦擦脸，有时哼哈几声。谈了两个钟头，仍然没有结论。事隔两天，胡宗南第三次传见张新，时间、地点和前二次相同。胡宗南请他坐下，态度更加和蔼问：“彭德怀身体好吗？”

“彭老总很好，抗战时期你们不是谈过话吗？也算老朋友了吧！”

胡又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

“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

“那边怎样称呼我的？”

“称你胡宗南。”

胡笑道：“不是叫我胡匪吗？”

“你站过来，那就称你胡将军了。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胡显露怒色：“我哪半个是军阀。”

张新说：“不要说你是军阀，连我也是小军阀。”

一番解释之后，胡感到有些新鲜。

胡宗南沉默了一会儿，问张新：“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新立即听出话中有因，便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

这一下可刺痛了胡宗南，他浓眉竖立，狠狠地盯了张新两眼，用郑重的语调问：“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校长没有？”

说到这，胡一时感情冲动，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

从此，胡宗南再未传见张新。他整天在屋里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不脱衣，不脱鞋，也不盖被，日夜不安。

此时，蒋介石在重庆，征集了400辆汽车，接运胡宗南部队，胡宗南只调了一个军、二个团到了重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仓皇向西逃至成都。胡宗南主力向西昌逃窜，蒋介石坚持胡宗南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解放军已由贵阳经毕节、沪州、宜宾，挺进乐山、蒲江、邛崃，截断了胡宗南军队南窜的去路。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的30万人，几乎全部被歼，仅留数千残部，逃到西昌。胡宗南、罗烈、丁德隆、周士冕，由成都乘飞机仓皇逃往海南岛三亚机场。蒋介石以其擅自撤逃，派顾祝同查办，顾碍于情面，劝胡飞回西昌，继续为蒋卖命，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不久，胡宗南的残部在西昌最后被彻底消灭。胡再逃海南转飞台湾。

最后逃离大陆1950年3月27日凌晨1点左右，在中国西南边陲小城西蛙，一架运输机在隆隆马达声中忽匆匆升向了黑沉沉的夜空，向南面的海南岛飞去。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多的内战遭到彻底失败以后，最后一架逃离大陆的运输机。机上载着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位逃离中国大陆的军政大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上将，以及他的同僚与部属贺国光（西康省政府主席）、赵龙文（胡的秘书长）等人，总共不过十数人。

胡宗南被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感到精疲力尽，心力交瘁。54岁的他仿佛一下子衰老了。看着迅速远去的西昌灯火，胡宗南痛苦地认识到，他惨淡经营20余年的庞大军事集团彻底覆灭了，他的“西北王”、“西南王”的美梦也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而完全破灭。

胡宗南所乘飞机于27日中午飞抵海口机场。这时的海南岛也已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了。

胡宗南在海南岛逗留了7天，于4月4日飞抵台南，仅住一宿，第二天即飞往台北。在这里，刚刚“复职”不久的“总统”蒋介石没有召见他；刚刚“就职”不久的“行政院长”陈诚也没有召见他。

早在3月27日，即胡宗南从西昌逃抵海南的那天，台北政府当局就明令撤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免去胡宗南“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调胡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这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同时，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官办事处”至此亦奉令办理结束，电台通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管。其他官兵或他调或遣散。胡宗南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兵马，没有部属，没有地盘，也没有权力。这是他自1924年春投军黄埔、1924年底从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以后，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经历的狼狈、空虚、寂寞。。胡宗南在台北匆匆办完应办的例行公事后，即携夫人叶霞娣与刚呀呀学语的幼子，避往台湾岛最东部的花莲海滨。花莲是著名的风景区，背靠青绿的群山，面临辽阔的太平洋，海涛起伏，海风轻拂，远离市尘，环境清幽——胡宗南在这时十分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一来逃避以败将身份出现在台北公开场合的尴尬与羞愧，二来休整一下自己十分疲惫的身体，清理一下自己十分混乱濒于崩溃的头脑。

胡宗南虽远离了台北，但台北政府中有许多人却不愿放过他。

台湾政府当局从1950年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检举共谍”与“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除在民间大肆抓捕嫌疑人员外，还将整肃的矛头指向一些军政大员：早在1949年春在大陆被捕的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送交军法审判；到台湾后担任副参谋总长要职的吴石与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于1950年春以“通共罪”被捕押；在这同时，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担任过6兵团司令与福州绥署副主任的李延年与第73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法审判多次，行将判决。。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比之李延年、李天霞，胡宗南的“失职”行为更为严重。他丢掉了西北，又丢掉了西南，还丢掉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胡部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胡宗南几乎是只身逃离大陆。这不能不使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当权派们震惊与恼恨。胡宗南本人不知，当他于1950年3月下旬在西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西昌即将失守，他与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之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憎恨胡的战守无能、丧师失地以至全军覆没，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蒋要胡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蒋介石对胡宗南二十余年的宠信早付之东流，一去不返。蒋介石要严惩胡宗南。当此之时，胡宗南的好友、时任台湾“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为胡说情，一再坚请，甚至向蒋介石直言说：“这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寄峤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

胡宗南虽然逃回了台湾。但是，他在当时台湾当局掀起的“整肃”浪潮中，却不能安然无事了。

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躲到花莲海滨约一月余，他突然得到了一则信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中，有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对他提出了弹劾，语句激烈，声势吓人。。遭“监察委员”联署弹劾领衔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的，是72岁高龄的陕西省籍监察委员李梦彪。

李梦彪，字啸风，陕西洵阳人，生于1879年，清末贡生，后入陕西高等学堂，秘密参加同盟会。从高等学堂毕业后，他放弃赴日本留学的机会，远赴新疆，矢志营边，投效新疆将军长庚的部下，在山炮队当兵，后转往伊犁，曾写万言书，陈述经边要务，为长庚将军所赏识，被拔擢为参谋处谋略股委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策动伊犁军民响应，建立革命政权。李在新成立的伊犁革命军中任军政司司长。不久，李回到陕西家乡，弃政从教，任新成立的三秦公学教员。1913年6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李在陕西参加讨袁斗争，失败后出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返国后在上海、陕西从事反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病故，李梦彪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3月曾任陕西省政务厅厅长，一度代理陕西省长职务。以后他久居西安，无意仕进。抗战前后，膺选陕西省参议员、副议长。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宪政，李当选为中央“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多年来，李梦彪以“革命先进”、“宿儒耆老”的资格，庄正自持，在陕西乃至国民党中央各界，颇负清望。胡宗南在西安坐镇主持军政十余年，对李梦彪也很尊重。在陕西的地方上层人士中，除王宗山、刘梦材等外，李梦彪也一直是胡看重的人物之一。

据李梦彪对人言，早在1949年秋、冬间，当胡宗南率所部大军，因在陕西关中连战连败，形势危急，遂不战而放弃西安，退保汉中；未及三月，又由汉中向四川败退时，李梦彪也正以“监察委员”的身份，于1949年10月随李宗仁、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由广州逃抵重庆。李梦彪接触到好多位从陕西家乡逃出来的陕西地方人士与政府官员，得知了许多胡宗南部在陕北、关中与陕南作战、逃跑、弃守、失职的详情，听到许多对胡宗南的指责与谩骂，乃激于“义愤”和“职责所在”，即刻草拟了一份对胡宗南的弹劾书，准备提交刚迁至重庆的监察院院会。当时，有几位朋友劝他说，胡宗南正率领重兵入川作战，是当时国民党政权护卫四川乃至西南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如于此时对胡提出弹劾案，恐对兵心士气发生不良影响。李梦彪几经考虑，深以为是，因而隐忍未发。

然而，未过两月，胡宗南部匆匆入川的20多万大军便在川西平原上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几乎未经大的作战，胡部几个兵团便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少数死硬到底的部队与解放军一接触便迅速瓦解，最后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川康地区与整个大西南迅速失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最后一块地盘，连同他们的最后一点希望，统统烟消云散了。

在惊慌失措中侥幸逃离大陆涌进台湾的西北、西南各省籍的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与地方人士，以及“监察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北、西南丧师失地的罪责推到胡宗南身上。因为胡宗南手握重兵数十万，先主持西安军政，后又主持川康军政，却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尽守土之责。监察委员们对胡宗南尤深为不满与痛愤，酝酿弹劾之议又起。当此之时，李梦彪又一马当先，乃重拟弹劾书，准备提交监察院院会。监察院中其他委员一时闻风响应签署者共达50多人。

“监察院”是国民党政府五院之一，是最高的监察机关，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当时从大陆逃至台湾的“监察委员”共有60多人。现在参加联署弹劾胡宗南的监察委员竟多达50余人，若不加以限制，则将来恐怕连审查案子的人都难找到。于是，监察委员们经过协调，把已经在弹劾文中签署者劝退十几位，提案的人数共留46人，由李梦彪领衔提出。

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对胡宗南的弹劾文，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监察院”院会。经院会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审查成立，旋即按法定程序，将此案送由“行政院”交“国防部”军法机关审理；同时移付“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在这同时，李梦彪等人还将弹劾文油印了数十份，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各报刊杂志登载，广造舆论。一时间报刊喧腾，沸沸扬扬，颇为轰动。一股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

这份弹劾文，案由为：“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全文洋洋数千言，引证详尽，议论警辟铿锵有力。据识者言，这是历年来“监察院”弹劾案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也是自1948年“行宪”以来签署监察委员人数最多的两弹劾案之一。另一案是在此案稍前提出的弹劾赴美不肯回台的“代总统”李宗仁。因而弹劾胡宗南文一经公开刊载，人们争相传诵，再加上当时台湾岛上人心惶惶，此案因而得到朝野的广泛关注。

弹劾文首先对台湾当局在整肃失职军政大员中，空言“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表示不满，说：“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于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

接着，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自1932年底率部进驻陕甘以来所享有的日益增大的权力与种种优厚的待遇：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