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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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这是一艘宽敞的班轮，作为西方20世纪初期的智慧的象征，堪称是一座水上宫殿。货舱里装着538箱气味浓烈的黑色鸦片。甲板上载的是刚刚经过严格培训的传教士，在5月蒸人的暑气里，他们紧握着《圣经》，汗流泱背，浑身难受得焦躁不安，目送着宋查理乘小船离去。

宋查理招手致意时，宋霭龄克制了自己的感情。要过二年后，他们父女才能再次相会。她站在上层甲板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父亲。她的头发梳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辫梢上打了一个黑蝴蝶结，头顶上又扎了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她打这两个蝴蝶结，是出于对女性和母亲勉为其难的让步。她穿一身西装，是上海的卫理公会教会的一位女士，J。w。克莱恩夫人为她缝制的。西边的地平线上卷起了风暴。终于，她掏出了手帕。站在一旁的伯克发现她在哭泣。

驶往日本的三天航行，对于客房旅客来说，平安无事，宋霭龄是此类乘客中唯一的东方人。但在船驶抵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的一个中国乘客死亡。医生诊断，他死于急性肺炎。在神户，日本检疫官蜂拥而上，他们对中国乘客的死因提出了不同诊断，在他们看来，那病显然是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对这种瘟疫谈虎色变。“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彻底消毒，船上的人统统都得上岸，在味道奇臭、药力很强的浴汤里浸泡全身，彻底消毒。艾迪女士亦不能例外。

伯克抗议说，他的夫人是病人，正在恢复体力。但与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翌日，和大家一样，艾迪女士穿上衣服，吃力地走到检疫站浴室。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带进去。室内，他们发现一个一个木盆盛满消毒药水。他们脱光了身子，坐进了浴盆里，有人用勺子往他们身上浇这种药水。在他们的衣服被消毒时，日本人给他们穿上棉布和服。待回到船上时，艾迪女士发起高烧来。

船在神户港检疫十天后终于驶向横滨。到横滨时，艾迪女士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能走动了。伯克心急如焚，急忙联系登岸，乘马拉救护车到横滨总医院抢救。然后，他回到船上接孩子们。他们不能再走了，至少暂时要在横滨留下来。

伯克向宋霭龄说明了情况。她必须在秋季开学前赶到梅肯。他不想耽误她。她说愿意一个人走。船上有一对南方卫理公会教会传教士夫妇，是伯克的朋友。他们同意照料她。就这样定了。伯克带孩子们去医院，日夜守护在艾迪的病榻旁。

宋霭龄不知道，几天以后，艾迪女士挣扎不过来了，于1904年6月30日死在日本。她死时是39岁零1个月。伯克和孩子把她安葬在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正行驶在前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宋霭龄后来痛苦地对伯克说，她尝到了形影相吊之苦，想要去下一层舱里看望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包房时，无意听到从过道传来他们的说话声。“离开这些地方，当然使人宽心。”那个女人说，“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小日本，我讨厌透了，但愿我今后能长久不再见到他们。”

宋霭龄急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包房里。

美国记者杰克·伦敦也在船上，旅客们与他闲扯，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唯一的消遣。杰克·伦敦是匆匆赶来报道在满洲进行的轰动一时的日俄战争的。在朝鲜，有一次因厌倦而发火时，他打了一个马夫。为此，日本司令官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惩处，但最后把他驱逐出朝鲜，此事才算了结。有这样一位名人在场，也鼓不起来霭龄的劲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只是加剧了他对东方人的惧怕与厌恶，而且证实了他认为西方面临着黄祸的观点是正确的。就亚洲人和其他种族而言，他“首先是一位白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杰克·伦敦的态度代表了日益增多的美国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在西海岸很突出，在旧金山尤其如此。

宋霭龄独自一人度过了横渡太平洋的剩下的航程，间或与一位有同情心的美国妇女安娜·拉尼乌斯交谈。安娜是在横滨上船的。她也是南方卫理公会教徒。两位年轻女子之间还有着这点缘份，从而成了朋友。安娜在日本传教，首次回国休假。“高丽号”在檀香山暂时停泊时，她们两人上岸游览观光。

返回船上后，事务长把安娜拉到一旁。移民局官员是在检查了每个人的证件后才让他们上岸的。事务长解释说，她们走后，移民官员讨论了宋霭龄的旅行证件，好像她的葡萄牙护照有点毛病，到达旧金山时肯定会遇到麻烦。“高丽号”终于抵达旧金山时，巨大的雾层从远处滚滚袭来，遮住了进入旧金山湾港口的航道。入港后，移民官员在客厅桌子后坐好。旅客们列队依次递交旅行证件。宋霭龄拿出她的葡萄牙护照。移民官员接过护照，皱了皱眉头。根据宋霭龄和安娜后来讲述的情况，发生了下述争执：“你想耍花招蒙混过关么，嗯？”移民局官员闷声闷气的说。“许多中国人都试过这一着，小妹妹。这不灵了！你呆在这，等我们办完事带你去拘留所。”

宋霭龄怔怔的凝视着自己的护照。这位移民官员无法弄清她的出生地点。因此，他唯一可以提出异议的是这本护照本身是否有效。然而，这本护照是一本合乎手续的葡萄牙官方护照，由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签发盖章。护照里填写的情况可能有不妥之处，但是这本护照绝非是伪造的。

她直视着那位移民官的眼睛。

“你不能送我进拘留所，”她高声说。我是头等舱的旅客，不是统舱旅客。”

这位官员怔住了。

安娜向前跨了一步，“你绝对不能把她投进拘留所！”她强硬地说，“我就要和她一起呆在这儿，好叫你们别那么做！”

官员们匆忙地交换了意见。一位有同情心的公共卫生检查官，姓加德纳的医生争辩说：“那个地方不是像样的人呆的地方。”

这里谈到的拘留所，系指旧金山海滨地区的一排牢房，离水手监狱不远。水手监狱里在押的全部都是些杀人凶手、刺客、（又鸟）奸犯，以及哗变的水手（他们是在世纪交替时从充斥码头的破漏船只里捉获的）。在从淘金热到1907年大地震的那些年里，很少有别的海港像旧金山港那样因残暴、罪恶和腐败而臭名远扬。

违反移民条例的中国人一般是禁闭在太平洋邮船公司船坞的一个棚子里，条件相当恶劣，令人作呕，因而许多中国人一旦挣脱官方的魔爪，就急忙离开此地回国。只有最好斗的或大打出手的案犯才送交拘留所。然而，这些官员却威胁着要把一个不满15岁的姑娘送进去，同他们住在一起。

安娜的决心解脱了难关。他们没有把宋霭龄关进拘留所，而是把两位年轻女子软禁在“高丽号”上——随即将她们忘得干干净净。

根据预定计划，该船即将开始消毒和整修作业。最后一批旅客一上岸，工人们就到船上来撤走地毯、台布、垫子、家具和陈设品，以便从头到尾把船彻底地清洗一遍。安娜和霭龄不久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吃同样的饭，牛排、土豆和面包。

没人了解她们的困境，因此她们几乎求助无门。

当“高丽号”停靠码头的时候，曾有人来接宋霭龄。他就是当年曾主持过宋查理结婚典礼的那个传教士克劳伦斯·里德博士。他在旧金山的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里德上船时，由于移民局的手续尚未办完，他未能立刻看见宋霭龄。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她还没露面，只得匆匆赶去参加一个周末约会，完全不知宋霭龄遇到的麻烦。

在船上软禁三天后，安娜心情非常的忧郁，她几乎要病倒了。一位下级的移民官允许她上岸给里德博士打个电话。她询问了几十个地方，最后在城里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才找到了里德。

翌日清晨，里德来到船上，带来了一个hushi。这位hushi替换安娜，看护这个中国小姑娘。安娜急不可待地回到密苏里家中，尽可能干净地忘却这场可怕的经历。

宋霭龄在船上又被软禁了两周。官员们数次随意把她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她总共被扣押了19天。

她不是那种坐在轮船窗口哭泣的人。她的确流过眼泪，那是因为沮丧和愤怒。她一向倔强、精明、有主见。这些天，她是在无能为力的苦恼中度过的。与此同时，里德博士迫不及待地要通过宗教渠道跟华盛顿取得联系。他的奔走呼吁总算成功了，宋霭龄当即获释。人们不再怀疑她的旅行文件，没有再对她的护照提出异议。虽然护照是真的，里边填的情况是假的，这些都成了无足轻重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接受了她。由里德博士陪同上岸后，宋霭龄和他一起在旧金山住了3天。她获悉艾·伯克已死，而且知道伯克和他的儿子们现在在“中国号”上，将于7月25日抵达旧金山。

伯克下船时，神态抑郁优伤。宋霭龄又与他们会合，结伴旅行。他们乘火车到圣路易斯市，然后又转车到了梅肯市。8月2日午夜过后，宋霭龄到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比在上海时更老练和坚强了。

此次经历给她留丁了深深的创伤。

在佐治亚州的第一个早晨，宋霭龄醒来时发现自己的事情登在梅肯《电讯报》的显著位置上：宋霭龄在赴卫斯理女子学院的途中，被扣留在旧金山港口船上。这位中国姑娘于凌晨零点三十分，在伯克牧师的陪同下抵达梅肯。伯克先生自上海返回美国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人们不会忘记伯克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受阻，等候伯克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长于上海，其母是中国基督教徒，其父亲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学业，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昨天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格利说：“自幼年起，她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我们的传教士伯克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体假，携带她一起来美，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自然是愿意她能入卫斯理女子学院学习，他的姐妹和外甥女中有许多人是本校毕业生。”

伯克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作出了让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院学习的安排，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作好了准备。

伯克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不是单身一人横跨大陆来到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颖。

“诚然宋小姐不会勉强与其他女生往来，别人也不会强使她这样去做。”格利院长还说，“她们将享有自由。她们将如何相处，由她们自己酌定。对于她将受到人们和蔼的有礼貌的待遇，我毫无顾虑。”

据格利院长说，宋小姐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人们熟知，先后曾有几名印第安姑娘在该院就读。

格利觉得有必要在宋霭龄报到之前，通过报纸为她辩解一下，这也是出于无奈。格利不勉强白人姑娘与她交往，在自己家里为她开了一个小单间。自次月始，宋霭龄开始学习“预科生”课程。

梅肯市位于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建于1823年，以议员纳撤尔内·梅肯的姓命名。市内林木葱茏，绿荫掩映，幽雅恬静。在内战期间，梅肯曾经是个大武器仓库，以及南方联邦军的金库。然而梅肯并未毁于战乱。当年，数千名叛军伤病员曾在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校舍里得到救护。

当时学校坐落在可以俯视全镇的山丘上，举目四望，周围的松林尽人眼底。学校仅有一幢搂房，属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正面有一排圆柱，好像联邦军队的纠察队员一样守护着这个建筑物。随着校园的不断扩大，后来又增建了其他希腊复兴时代风格的配套建筑。进入本世纪前夕，主楼改建成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项。市政当局认为这种建筑风格的结构，是“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寝室都在顶楼上，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更衣室——每一层楼有一个浴室，里边有浴盆，还有那些瓷制便器。这“都是为了保证学生们能有个舒适、清洁和卫生的环境”。1900年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物，为新增加的75名住宿生提供住处。

这些学生大多是南方殷实家庭的千金，即使不很阔气，也还十分体面。

她们身着带花边的长裙，里面有几层衬裙，头发盘在头顶，形成标致的发髻。虽然宋霭龄抵美时联邦派早已销声敛迹，但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女学生逢到照像时，仍然摆出内战前他们父辈们的姿势。她们的父亲要是看到这些照片，肯定会挺直腰板，以嘶哑的喉音大发感慨。

宋霭龄的倔强性格使她受益非浅。仅几周时间，学院的姑娘们就得出结论，这位矮胖扁脸的中国姑娘并非如同想象的那样，会给她们造成什么威胁。1932年学院的一位校友尤尼斯·汤普生搜集了同学和老师们对她的直接印象。尤尼斯为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撰写了一篇占了一整版的关于宋家少女的专题文章。文中充满了对于天真烂漫的宋氏姐妹的种种古怪而又有趣的感受。

不管用什么尺度衡量，宋霭龄都算得上一名严肃认真的学生，冷漠、超脱，不苟言笑，似乎全校只有她不为衣着细事所动。在全学院的姑娘中，大概只是她确切地知道这一切虚荣矫饰的市价高低，能够毫厘不差地推算出每个学生家长的财产，而且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宋查理有一个谁都愚弄不了的女儿。宋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冷漠解释为腼腆，而且发现她的这种腼腆能够打消别人的戒心。

格利夫人对宋霭龄关怀备至。宋霭龄受宠若惊，为了报答对她的关怀，她终生爱戴着格利夫妇。宋查理定期给宋霭龄写信，谈上海发生的事件，推荐她应该读的中国历史的书籍。她顺从地研读了他推荐的书。父亲的影响使她的根仍然牢牢地扎在中国的土壤里，虽然为了适应所处的美国环境，外表上有了一些变化。她只穿美国衣服。她积累了大量的美国俚言俗语，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美国英语。不到一年工夫，她剪掉两条辫子，开始把头发从底部向上梳拢成高高的蓬头。

她的打扮使人产生了误会。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