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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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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鸿文，当推南京《中央日报》，该报在宋氏新职任发表的同一天，对行政院的这一任命，大事赞扬一番，它认为宋氏以前曾任等于首相的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论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出任知陕州一事先后媲美。
上海《大公报》因为政学系的关系，对此事的评论，虽然不够肉麻，却也捧得够漂亮，它从宋氏主粤是政府准备在各省以文人主政的先声说起，随后说到广东地方如何好，广东情形如何特殊，转弯抹角，最后画龙点睛：“宋子文是一位著名能干的官”，应能服务人民，将广东造成全国的模范。
《中央日报》和《大公报》这一论调，引起其他不少报纸主笔们的火气，他们的不满也就借着所控制之报纸来发泄。南京的“华夏”、“救国”、“南京”及“中华”等报均先后著文，像联合阵线似地对宋子文进行无情的抨击，对“中央”及”大公”两报冷刺热嘲，他们认为：宋子文甫经捐款，即被任为封疆大吏，此意如出于“朝廷”，即是“卖官鬻爵”；如出于宋氏，即是“出钱买官”。若是前者，则政府“纲纪凌替”、“官常不饬”；若是后者，则宋氏“巨款买官于前，焉知不贪巨款于后”。至于以宋氏主粤比喻寇准之出宰陕州，“华夏”、“救国”两报均认为比喻失当，“泾渭莫分”。并引经据典来证明寇、宋之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认为宋是过去从政毫无成绩的人，政府不应再用。故他们对宋氏此次的重作冯妇，屈尊主粤，认为是一件惶惑、滑稽、感叹和失望的事。
也许新闻界的这些评论有过火之处，但国民党政府将宋子文“大才小用”应该说另有内幕。
首先，华南是蒋介石妄想反共反人民的经济据点。早在1947年3月，广东政府主席罗卓英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与美国潘宜公司老板订立了“接纳美资办法三十条”，允许美国在广东投资经营煤气、煤矿、汽车、造船、肥料、士敏土、玻璃等工业和开港、筑路、修水利等共11个项目。但做为买办，罗卓英的资望不高。于是由美国豢养起来的大买办宋子文，当然是最合适的主粤人选。
其次，当时的粤桂军政大员张发奎、罗卓英、黄旭初等，都拥有雄厚的实力，又非蒋介石的心腹，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蒋氏为防患未然，不得不派一员“心腹大员”去坐镇。宋子文是一位文人，管政治不问军事，与张、罗等人不会发生摩擦。
再次，当时华南走私情形猖獗，而走私技术也“随着时代进步”了。宋子文过去办过税警团缉私总队，这个当年的“总队长”对于缉私一道，可说是他的看家本领。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正式赴粤就职。2日美国煤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即前来找宋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13日潘宜公司的代表找宋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15日，宋氏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纪泊狄，交换对华南商务意见。
宋子文的“魄力”果然比罗卓英大得多。罗卓英和潘宜公司协定11项经营范围，当时曾被省参议会删去了开港、筑路、水利三项，但宋子文首先从开港、筑路开始和美国资本家谈交易。在罗卓英任广东省主席时，曾想出卖海南岛，但因海南岛闹建省，不敢动弓。宋子文就任后立即打消了海南建省的计议，将海南列入拍卖范围，并于10月27日亲引“行总”的空运大队到海南岛试航，接着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经理拍里希前来和宋谈开采海南铁矿问题，并宣称：如果蒋介石政府给予协助，他立刻可以在海南设立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铁矿厂，并将炼出的铁运往日本。11月16日，宋果然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了。1948年1月翁文灏来穗与宋子文商谈华南工矿问题，并发表声明，决定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并且以“经济合作”为名，将桂、闽、湘、赣、台一并出卖了。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展迅速，和广东、华南人民英勇的斗争使美蒋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在宋统治广东的15个月中，除修筑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黄埔港、黄埔公路及粤汉路通黄埔的支线外，其他一无所成。宋子文在积极拍卖广东资源的同时，对广东的人民也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掠夺。
首先是扩大其官僚资本在广东的工业独占，残酷地剥削工人，扼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宋子文将手伸到了以前属于广东省府的最大官僚资本企业广东实业公司。为了进一步独占广东工业，扩大和增加了实业公司所属工厂，将原属广东建设厅士敏土厂划归实业公司，并与宋系家族在上海的穗新实业公司合办了第二纺织厂，资金55万美金，原有的厂矿也进行了扩充。但这些资金并非宋子文自掏腰包，绝大部分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拔款。
宋子文扩大工业之目的绝非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扩大其官僚资本对工业的独占，扼杀民族工业的发展。1948年实业公司公布纯利共500万元港币，这当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官方数字，当时有人估计，实际数字超过了官方报告10倍以上。
一方面是官僚资本的巨额利润，另一方面是民族工业的奄奄一息，在宋子文统治广东的半年后，广州工业三分之一倒闭，三分之一停工，能继续开工的，也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当时除染织业稍有景气，电池、机器业可以勉强维持外，其余行业都缩小生产，大量裁员，例如较具规模的糖和钢铁工厂，就处于半停工状态。
宋子文在广东另一个剥削人民的手段是垄断粮煤等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资，从中牟取暴利。
宋到广东，先后成立了广东粮食经济委员会（下简称粮经会）、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广东物资调节委员会（下简称资调会）等物资购销的垄断机构（在资调会成立后，前两个委员会成为资调会所属企业）。
粮经会在筹建时，经宋上书申请，蒋介石一次拨款6000亿元，相当于当时中等米90多万担价。至于省内银行贷款，则随要随取。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该会先后借伪法币12660亿元，港币4500元，伪金元券5亿零100万元。该会运用反动政权力量和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在省内外的分支机构代办业务，在省内及湘、桂邻省和越南、泰国先后购进稻谷200万担，到1948年6月，半年内盈利15853亿元（法币），相当于中等米445324市担，到1949年1月共盈利金元券50171余万元，相当中等米62。4808万市担。
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的性质和粮经会相同。该会于1947年11月成立后，国民党中央银行源源贷予巨款，先后达三、四千亿元，1948年4月即贷款2000亿元，约合港币180万元，该会从1947年11到1948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即从湖南、台湾购进煤16。7483万吨，平均每月1。4万吨；配销13。7633万吨，平均每月约1。1万吨。由于该会控制煤源，任意抬高物价，广州水电厂多次增加水电费，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在资调会的下面除了以上两个企业外，还有粮食增产委员会、工业增产委员会、纱布供销委员会等。独占的商品范围有粮食、花生、食油、肥料、盐、糖、煤、柴、汽油、柴油、润滑油、棉纱、棉花、棉布等重要民生物资。从粮经会及燃煤供销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即可看出，资调会实质上是一个以行政机构为幌子，以公款（国民党的“公”实际上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为资金来剥削广东人民的垄断企业。
此外，宋子文统治广东时期，运用宋家豪门的巨额资本和所操纵的金融机构，趁1948年国家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机，大炒美钞，套购港汇，操纵了整个广州金融市场，从中大量掠夺广东人民财富。在1948年所谓“币制改革”前夕，宋家就与广东省银行总经理勾结，套购港币3000万元之多。一般金融业者在宋家豪门的巨大资本压力下，不得不走向破产，而广大人民由于金融投机所引起的市场巨大波动，更是损失惨重。
在宋子文统治广东的时候，原来压在广东人民头上的沉重租税剥削更加重了。1948年冬季营业税比上一年秋季提高了5倍以上，据当时税捐处预算，1948年11月份，广州市库收入比10月份增多三、四倍。1948年原征粮数全省是500万担。后因反人民战争的需要，又增加了40万担。从11月开征，至1949年1月征齐，也就是说：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要从广东人民手中掠夺540万担粮食。但据当时估计，1949年广东民食口粮却缺少1400万担。
二号战犯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共历时四个月另十九天，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共歼敌154万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经过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使蒋介石失去了赖以维持的命根子，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使自己免遭战败之辱，战役结束前10天，即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职。接替总统职位的李宗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试图与共产党谈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我党所列的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名列“榜首”，其次便是宋子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政敌，也宣称他们已掌握宋子文盗用巨额公款的文字记载材料，要求他至少将全部财产的一半交公。
在双方的追捕下，为了逃命，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辞掉了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同他的妻子张乐怡逃往香港。宋在香港开太机场走下飞机，穿着双排纽扣的普通服装，戴着一顶汉堡帽，提着他心爱的手杖。他西服的翻领上挂了两排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的勋章。他的妻子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着貂皮大衣，戴着墨镜，使人看不见她哭肿的双眼。当时的舆论这样评说：“宋子文的面部表情从未这样冷酷无情”。
也许“TV”宋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为“国舅”，掌握国民党政府财权长达二十多年，有功于“党国”，如今会落到这种地步。
宋子文原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他的父亲在上海做牧师。由于教会的关系，宋子文早年去美国读书，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国后，曾在清末大买办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做职员，后来又和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等合办一个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亏了本才跑到广东投奔孙中山。1924年至1925年间，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廖仲恺被刺后继任财政厅长。
做为国民党的“理财大家”，蒋介石连年内战，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开支，主要靠宋子文筹划。宋子文是怎样给国民党政府搞钱的呢？当然主要是靠借贷和加税两项。
从1927年到抗战开始的10年间，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国库券大小共有32种，最少的500万，最多的5000万、l亿，合计10亿以上，至于外债，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5000万美元。
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给些小便宜于官吏，甚至贿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获得厚利，但却不愿意借钱给官方。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化，人事一有变动，就没有人负责了。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和“九六公债”之类，都未清偿。
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却能发行几亿元的国内公债，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他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债信”，即一面按期付息，定期还本，一面又借新债；另一个是“诱以厚利”。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这里先插人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但道理却相通的。
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还有日夜银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发药房、九福制药厂等等，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财主，上海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滑头大老板”。虽然他病死之后没有几天，日夜银行被挤倒，其他企业也都相继换了主人，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企业家”，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是一个有本领的“理财家”一样。
黄楚九起家时没有钱，便选择了一位有钱的债主（据说是一位富孀），向她借了20元，约定三日内归还，这笔钱黄楚九放在家里没有用，等到第三天就拿去归还，隔了一天黄再向债主借50元，约定第五天归还，到了第四天就去还了，这样慢慢建立起信用，借款的数目就从100元、500元、1000元。。增加上去，一直到2万元，黄楚九就用借款盘下了一家艾罗补脑汁制厂。从此他继续扩大事业范围。一面在实业上用厚利吸引投资（除利息比银行大一倍外，还按月赠送出如香水、肥皂之类的礼品）；另外他采取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利息比别家银行高出半倍、一倍，晚上也开门营业，随时可以取款（那时上海租界有公开赌场，这个夜间营业银行，大大方便了赌徒），因为利息大，手续方便，存款不拘多少，所以很多市民也去日夜银行存款。黄楚九就靠这些办法吸引资金，扩展企业，坐享高额利润，过着奢侈生活。他死后，虽然宣告破产，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和黄楚九取得资本是同一作法。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国内公债准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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