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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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这一建议再次得到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一致表示要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此地，并立即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下令将使馆迁往广州。

在面临撤与留的最后时刻，司徒雷登又一次向国务院建议，要求允许大使馆在共产党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很快，这一请求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为上，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

说来也怪，司徒雷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留在南京呢？原来，他的目的是想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建立。这是司徒雷登本人3月10日在给艾奇逊的一份电报中透露的。他在那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了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将会利用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狂妄，还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期当时对司徒雷登有这样一段评价：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也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过去常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与黄华会谈大失所望在南京解放的最初几天里，司徒雷登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内心很不平静，几天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共的一举一动，他多么希望，随着中共军队的进入，南京城会出现烧杀抢掠的局面，会遭到民众的反对。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所见所闻，使他既为国民党人的贪婪、懒散和腐败深深痛惜，又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不寒而栗。

想到这些，司徒雷登再也呆不住了，他要利用自己特殊的身分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情况并非司徒雷登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共已经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严格坚持民族独立的尊严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像以前对待国民党那样为所欲为了。

就在司徒雷登一筹莫展之时，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显然有利的消息。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傅泾波就是他的助手，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司徒雷登又把傅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同伴和知心朋友。

傅泾波告诉他，据可靠消息，中共方面已派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之所以来南京，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中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的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这倒是个好机会，”司徒雷登高兴地对傅泾波说，“假如与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为了尽早同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第二天，黄华与傅泾波会面，傅泾波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傅泾波并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到司徒雷登的住处与其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门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

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地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想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黄华当即作了驳斥。

接着，司徒雷登话锋一转，以抚慰式的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

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出了几条标准。一条是中国必须按照国家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另一条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说是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考虑承认共产党的政权。在此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等着瞧。

6月6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应约前往外事处与黄华进行第二次会晤。

谈话很快就转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当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仍然不愿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有所松动，辩解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

司徒雷登接着又说，目前中共尚未成立新政府，况且国民党仍然占领着相当一部分地区，故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但他又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各国使节仍留在南京，这应当作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据他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解放广州后召开，届时将决定产生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已经放弃失败的干涉政策。

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中共明显地拥护共产主义，使许多美国人普遍地感到恐惧。说来说去，实质上就是害怕中国成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司徒雷登进一步强调，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声明，他以个人身分，希望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能够尽量吸收一些国民党自由派人士与其他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士参加。黄华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纯系内政，外人不要干涉。

司徒雷登继续为美国辩护，但言语矛盾，甚为窘迫，乃举出燕大校训“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箴言以收场。

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态度都很坦率，有时是针锋相对。“几乎不时越出了中国人的一般礼节”。司徒雷登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他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看来，在南京与黄华的会谈是捞不着什么油水了。司徒雷登不肯罢休，决定另找出路。

寻求与周恩来联络6月初，司徒雷登接到由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和国务院分别发来的绝密电报。6月8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会见了黄华。傅称，司徒雷登考虑再三，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他想返美后作些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份量。

接着，傅泾波吞吞吐吐地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转达意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黄华表示，什么都可以讲，不必有什么顾虑。

傅泾波这才道出了这次求见的真实意图。傅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样，返美后活动将更有力量。

“司徒雷登先生此行有何具体内容？”黄华问道。

“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傅泾波接着说，“司徒雷登希望经济合作总团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想有帮助。”

会谈结束后，黄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考虑到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是否允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就由陆志韦校长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江南的6月，正是黄梅季节，既潮湿又闷热。这更使得司徒雷登内心烦躁不安。试探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为什么至今尚无回音？司徒雷登踱到窗边，无神地朝前望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北平来信了。”司徒雷登一震，暮然回首，眼光一下子落在傅泾波的信件上。这是一封用英文写的信，不用说，是陆志韦的手笔。陆志韦在信中说，我已经会见周恩来先生，周先生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果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竟然如此顺利？司徒雷登想来想去，觉得放心不下，便打发傅泾波去找黄华探听虚实，最好请黄华电询北平当局，问个明白。

6月28日，黄华来到司徒雷登家中，告知他已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欢迎司徒雷登赴燕大一行，希望与中共领导人晤面之事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得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内心极为高兴。但他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口气冷淡地表示等他向艾奇逊国务卿请示之后再说。

也并非司徒雷登故作姿态，他原本就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对于北平之行虽然跃跃欲试，然而一动真格的，他便犹豫起来。

第三天，司徒雷登致电文奇逊，报告了中共方面的邀请。然而，他并没有报告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系，并且已经私下作好了旅行准备的实情，却向他的上司撒了一个谎，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则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接着，司徒雷登用很长的文字陈述了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希望。通过和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司徒雷登想得非常周到，他说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代表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最后，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极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抵销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谈到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销了访问北京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盘算来盘算去，总觉得此事很难两全其美。最后，他干脆将矛盾上交，说“我已对此情况作了充分说明，供国务院考虑和决定。”

本来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被司徒雷登瞻前顾后地一搅和，结果变成了一道纷繁不堪的难题。弄得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众说纷纸，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指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向中共领导人送去“礼物”

时令虽然刚交7月，然而古城南京早已炎热异常。对于年事已高而又身体虚弱的司徒雷登来说，这确是一个难耐的季节。

计划中的北平之行因杜鲁门总统的否定而落空了，司徒雷登对此懊恼不已。想想自己一心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到头来却得不到理解。他越想越觉得窝囊，可他并不服气，自认为手上还有一张王脾。

原来，就在司徒雷登分别与黄华和陆志韦联系，商谈赴北平之事时，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相识，交情亦深。一个偶然的机会，司徒雷登获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