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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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敌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孙案的回响和补救，台湾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幕后恩怨1988年，台湾报纸杂志掀起了一阵“为孙立人辨诬雪冤”的浪潮，一些幕后恩怨再一次被新闻界曝光。

三十三年来，孙立人一直被“限制”居住在台中市一栋日式洋房里，终日“诵经礼佛”，不问世事，生活受到有关单位的“照拂”，但没有个人自由，其心境之苦与际遇之惨，不言而喻。

孙立人家属透露，孙立人的“幽居生涯”过得十分恬淡。他晚年的心愿是希望他的长官能明白他的“处境”，宽有他“个性上”的缺失，相信他毫无“谋反”之意及“挟外力自据”的意图。然而，他的心愿未得到长官的谅解，相反的，他所得到的讯息，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沦调。当局婉转告诉他，若其中真有冤屈，日后“历史”自会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在“政治”上能否还他“清白”，却需要从长计议，毕竟，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当局也有难以处理的苦处，希望他能了解当局的“处境”，不必在这件事上引起更多的波澜。

随着时光的消逝，“从长计议”的结果，使“孙立人”三个字逐渐为人们淡忘，而孙立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当时对他“行为”颇不谅解的老“总统”，已长眠于慈湖十多年了；一度视他为政敌的蒋经国，亦于1988年1月13日谢世。这两位蒋“总统”的去世，无疑的宣告孙立人所身受的“冤屈”能获“平反”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

据一位元老将领表示，孙立人的愤慨，值得同情。事实上，孙立人到底冤不冤？或许仅有两位蒋“总统”知道，而孙立人却不一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如果两位蒋“总统”在生前没有为孙立人澄清冤屈，未来也没有人会重视此事。

一位台湾当局权威人士表示，当年“孙案”的处置经过，是两位蒋“总统”亲自处置，除非他们生前将处置文件全数保存下来，或许还能还给孙立人一个公道。否则，在原始文件悉数销毁下，光凭“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仍不足以洗清孙立人的“冤屈”。1955年8月孙立人去职后，时任“参谋总长”的彭孟缉，曾接获当局的指示，悉数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史料与孙立人个人资料，以免引起外界的疑惧。故而现存孙案的处置报告，外界仅知“9人小组”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殊不知孙案的处置报告，一共有六份，依序为：参谋本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由时任“陆军总政治部”主任高魁元、“总政治部”副主任蒋坚忍负责汇集，而由彭孟缉主持。该份调查报告做得十分详细，现存于参谋本部内，历任“参谋总长”未奉允准，不得私自阅览。

第二份报告，系“国防部”调查报告，由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主其事，主要是提供给“监察院”“5人小组”参考之用，其机密程度不及参谋本部调查报告，现存于“国防部”。

第三份报告则是“9人小组”草拟的调查报告，也是引用最广的调查报告，毫无机密可言。

第四份报告，就是“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内，列为“极机密”文件。

第五份报告则是“军法局”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由当时任“军法局长”、现任“司法院”副院长汪道渊汇集而成。这份报告内容曾有部分外泄，后移存于“总统府”机要室内。

第六份报告，就是“立人专案”报告，由当时任“国安局长”的郑介民召集各情治单位主管成立“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纪录。对孙立人于1947年10月来台训练新兵的过程，与人际之间及海内外之间的交往，都有详细的记载，唯该份文件存于何处，外人不得而知。

从上述六份报告的调查过程可知，“孙立人事件”并非是寻常的“政治”案件。其幕后所隐藏的是非恩怨，干事隔30多年后，令人无法理清其间的头绪。或许孙立人本人对于“兵变事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甚至“兵变”部队的军事领导，如高魁元、阮成章，张国英、王永树、石觉、罗恕人、蒋坚忍、王多年、郭永等人，于事件后相继出任要职。相反的，不负实际责任的“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却身受“重处”，而被“长期拘禁”，有人认为，这是老“总统”或陈诚的“阴谋”，但当时任凤山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石觉，却否认这项传言。

石觉生前曾将这次“兵变”的过程告诉某位国民党将领说，这次兵变并非是事先排练，也绝不是孙立人一手安排。还记得6月6日南部地区部队大校阅前夕，老“总统”还派专人前来指示一切，而后在6月5日，“总统府”警卫营部队南下进驻西仔湾地区；直到6月6日上午，才知道部队可能“出事”。不料，兵变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对于石党的说法，当时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易大德，与阅兵典礼指挥官罗恕人给予证实。而后易大德去职，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孙立人一手提拔的将领郑果出任，以稳定军心。当然，许多将领认为，究竟有没有“兵变”之事，只有当时任第十军政治部主任的阮成章最清楚。因为举发兵变的人士就是阮成章。这也是孙立人于事隔30多年后，对阮成章仍“耿耿于怀”的关键所在。

据了解，“兵变案”发生后、当时任“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高魁元，几乎长期驻节高雄，处理“内部”问题。而后高魁元唯恐“株连”过多，曾建议有关单位，尽速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的资料，及“改叙”军校的期别与整编部队。

从这项事实可看出，高魁元的“政治智慧”非比寻常，这也是他未来能获重用的关键所在。

另有报道透露，对孙案发生后，除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曾驰电力劝蒋介石须慎重处理外，现隐居士林“梅庄官邸”的宋美龄也曾出力营救。黄杰在《行参戎重》一书中写到：1958年4月2日，“总统府”

第二局长傅亚夫，转呈“参谋总长”王叔铭签“前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自1955年10月交国防部察看，虽已无职，并未夺职，孙员生活情形颇为困难，拟请自1955年10月起，发补助费3000元以助孙员。”

该文呈请黄杰加签意见时，黄杰颇感困扰，唯恐蒋介石不同意，只好将此事禀明宋美龄。而后于4月5日，蒋介石批示下来：（1）不必补发，自本年（1958年）4月份开始发给可也；（2）以国防部名义发给之。

由此可知，孙立人的罹祸，关键在蒋介石的“不谅”。据了解，孙立人于“兵变”后，其上将位阶并未除役，其中是靠宋美龄为之转寰。而后，宋美龄又于1987年召见孙立人夫人张晶英，垂询孙立人健康状况，可知宋美龄仍然很关心孙立人。或许宋美龄知道孙立人的冤屈，唯恐涉及他人，而不便为孙说话。不但是宋美龄关切孙立人，甚至连孔祥熙、宋子文生前来台访问时，都曾提出要求会晤孙立人，遭到蒋介石的婉拒。孙立人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密切，是不是他罹祸的因素，不敢妄下断语。但孔、宋家族对孙立人的厚爱，也是政坛少见的异象。

孙案发生至今已30多年了，而当年涉及该案的“共犯”，如郭廷亮虽获假释，现郭已死亡；王善从是许世英的外孙，多年前已假释出狱，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江云锦则在龙潭附近，不知所终。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不过，就孙案本身而言，真正知道真相而仍活于世间者，也只剩下彭孟缉、马纪壮、傅亚夫、蒋坚忍、高魁元、俞济时、俞大维、阮成章、黄少谷、艾瑗、汪道渊等人而已，若他们不肯说出真相。公布一切资料，相信也不足洗清孙立人的“冤屈”。

1989年9月24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当年因“孙立人事件”而遭非法逮捕入狱的35位受刑人23日上午推派12位代表至监察院陈情。这些请愿代表对于30余年前的“冤狱”记忆犹新，除了逐一陈述当年受害经过，并有人展露往者受刑求逼供的伤痕。他们希望，监院也能够秉公调查，使他们的沉冤得雪，并弹劾当年违法人员及纠正处置错误的机关。

陈情代表指出，他们这些受害人都是当局为制造孙立人事件的假象，而遭冤枉了数十年。他们也于去年8月22日上书李登辉总统，希望能平反当年的罪名，但迄今毫无音讯。因此，只好求助“监察院”，作最后的努力。监察院值日委员陈翰珍在接见陈情代表张熊飞及陈世全等人时，除了接受他们递交的陈情书外，并耐心地听他们的陈述。在一小时余的陈情结束后，陈翰珍对这些请愿代表说：“一定会本于监委的职权，对案情深入了解并研究如何处理”。据了解，陈翰珍已批示“派查”此案。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许，孙立人病逝台中市自宅，享年91岁。

弥留之际，虽有夫人及子女等守护在侧，但终因“兵变”案不能公开平反而惘然若失。

孙案的新披露台湾《新新闻》周刊1994年2月9日一期刊登屈山河的文章，题目是《美国一度想在台湾搞政变》，该文原编者按这样指出：从美国中情局与国务院，近来陆续解密的档案中发现，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即已拟订“弃蒋保台”策略，“孙立人事件”于焉上演，留美的孙立人被华府评估为最适合倒蒋者，于是在美国特务、大使、重要官员接触下，孙终于动心了。蒋介石对这一切过程虽了若指掌，但碍于依赖美援的压力下，只好万般忍让，但韩战爆发，使台湾不致落入中共之手，蒋放手一搏，孙立人被幽禁30余年。

该刊称，孙立人事件的关键史实，要被重新改写了！从美国中情局、国务院新近解密的各种机密、机密档案中发现，美国不仅和孙立人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一度秘密在台湾推动一场可能影响深远的政变，试图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

从这些机密文件发现，美国国务院慎重其事地拟订“台湾政变”草案，而且其后于秘密会议中，国务院官员也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不久后，美国国务院拟订一项极机密计划，其中最关键点是：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最后美国付诸实施，派出密使与孙立人接触，也得到正面的回应。如果这一场酝酿中“扶孙除蒋”的政变计划成功实现，则台湾40年来的发展将完全改观。

该刊称：虽然被幽禁了30余年的孙立人将军，1990年临终前仍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但经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40年的政治迷雾。

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台湾亦岌岌可危，美国为免台湾回到人民手中，乃积极推动“弃蒋保台”策略。杜鲁门政府认为，腐化无能的蒋政权将无法抗拒中共的攻击，亦不能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因此，如要确保台湾，则蒋介石必须下台。为了贯彻这项策略，美国希望推出一位杰出能干而又反共亲美的将领，以取代蒋介石。

山姆大叔看中了留美派将领孙立人。

在美国政客、将领不断地游说、催促和鼓动之下，孙立人终于答应与美国合作发动兵变。

然而，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倒蒋计划，成全了蒋介石在台湾重建王朝的宏图。

特务研拟暗杀计划以下是该刊披露的美国当局策动孙立人反蒋的详细始未：最早在秘密外交电报中建议由孙立人主持台湾省政的人，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莫成德。莫成德于1949年2月自南京抵台，观察台湾情势，其台湾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是否能与美国“私下”合作，以及对蒋介石的忠贞程度。莫氏发现，陈诚主台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乃向国务卿艾奇逊推荐孙立人。莫成德在1949年3月上旬陆续致电国务院声称：“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需服从李宗仁的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它条件却甚适合。”艾奇逊即指示莫成德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议，如司徒大使同意，则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代陈的建议。

1949年5月，莫成德返美述职，又向艾奇逊和国家安全会议提出，由孙立人主持台政以及美国长期租赁台澎海空军基地的建议，并以此两点作为经援台湾的条件。

1949年6月2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澎问题报告书，其中主张“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各国，各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如孙愿意接受，则美国分化国民党当局驻台军队之工作，即造成功”、“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美国人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注目之职务，其目的旨在不使台湾落入共党之手”。

以研究韩战出名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康明思在《韩战的起源》中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败象毕呈之际，华盛顿即盛传蒋介石将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传言并不是来自国民党内部，而是出自华府，美国政府蓄意要制造一场政变，以迫使蒋介石下台，无法称雄台湾。1949年夏天，美国特务曾研议一项刺杀亚洲领袖的秘密计划，当时在中情局政策协调组（OPC）任职的陆军上校派希表示，他们曾“认真考虑过”刺杀两名亚洲领袖，一位是周恩来，另一位据信是蒋介石，政策协调组并未在台湾执行暗杀计划，但却以“西方公司”的名义在台湾和滇缅边界大肆活动，1951年“西方公司”驻台成员达600多人；在滇缅边界和李弥所率领的国民党军队残余部队并肩作战。

接触孙立人劝其反蒋美国当时对台政策，以“弃蒋保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