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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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设立的“皇家医学学会”是知识集中的场所，是记录和估价一切医学活动的权威，因此，“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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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诞生“产生于对一种能系统观察全民健康的医学机构的需要。医生在病人旁边进行的一种新的自由自在的观察形成了”医学凝视“

，并与由国家要求的健康和卫生检查系统相融合。因此，尽管这里关注的是肉体的无序，而非道德的无序，但《诊所的诞生》重新叙述了《癫狂与非理性》早已表达过的观点，即福利和控制的机构监视并干预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不再讨论现代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机构，而是探讨人文科学话语的内在结构，但福柯深信，这些话语的起源与那些控制和管理形式密切相联系。

而且，在因“五月风暴”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有关社会控制机构的政治问题使福柯愈加对惩戒和拘禁的程序进行长期关切。因此，尽管福柯并没有直接参加“五月风暴”

，但却使福柯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能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并成为左派的主要理论家。

福柯一贯认为，所谓客观的、价值中立的人文科学知识在现时代具有一种专门的政治使命。

福柯研究了精神疾病、犯罪、性征、附庸等个体经验的历史生产，因为他相信这些历史能在政治斗争中发挥战术作用。

１９７０年，福柯离开巴黎大学文森学院哲学系，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在题为《话语的秩序》的就职讲演中，福柯陈述了一个初始假定：在任何社会里，话语生产立即依照其作用为防止话语的权力和危险并把握无法预测的事件的大量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包括外部控制、内部规则和接近知识的规则。外部控制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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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７１２

“排斥”而起作用，有大量的“排斥形式”在话语中起作用。

最明显的排斥形式是“禁止”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说什么（对象的禁忌）

，我们不能在我们喜欢的时间、地点谈论什么（境况的限止）

，合适的人不能谈论恰当的事（讲话主体的优先权或专有权）。由这三种“禁止”形式组成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网络在性征和政治这两个社会领域里发挥着最为严格的作用：话语是性征和政治借以实施它们某些较为危险的权力的几个优先地区之一。

话语似乎不太重要，但它所屈从于的那些禁止却迅速地揭示了话语与欲望和权力之间的联系。第二个排斥形式是“区分”和“拒斥”

，把理性与癫狂对立起来，一方面认为疯人的话语是不重要的、不真实的、无效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疯人的话语具有强大的力量或隐匿的真理。虽然１９世纪以来（不同于１８世纪末以前）

，人们开始注意疯人的话语，但癫狂与理性之间的古老区分依然适用。因为我们只要考虑我们借以描述这种话语的整个知识网络和允许疯人讲话及医生倾听的整个机构网络，就能证明这一点。第三个排斥形式是真与假之间的对立。当我们在谱系学层面上想要知道知识意志基于何种划分之上时，排斥形式就出现了。在古希腊，话语的真理和力量并不归于说些什么，而是归于谁在言说以及如何言说。约一个世纪后，人们把最高真理归于话语的所说，而不归于话语的所是或话语的所为，于是，真理从阐明（éｎｏｎｃｉａｔｉｏｎ）即仪式化行动转移到陈述（ēｎｏｎｃē）

、陈述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的指称。这意味着真话语不再与权力实施相联系，我们的知识意志及其经历的一些转化最终都产生于这个区分。科学知识的每个巨大转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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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求真意志的新形式。

求真意志在整个机构基础上起作用，并会影响其他话语。在以上三种排斥形式中，第三种形式“求真意志”是最为主导的。现代人偶然放弃了禁止和拒斥，固守其求真意志。

内部规则是把连续性强加在话语上的那个制作话语的程序。评注实践设法注视有关初始意义的话语；与原作者相关的规则加注了意识统一体的神话；对话语进行分类的规则保持了学科之间的界限。最后，接近作为知识的话语也是控制的对象，这在职业话语那只雇佣某会员的习惯和在教育体系本身中最为明显，是保持或修正话语所采用的一个政治途径。

总之，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首次把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中，但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个意义上说，该讲演只是一个过渡性论述。它以否定方法来审视权力，把权力当成对话语的限制。它并没有象《监督与惩罚》和《知识意志》那样弄清楚权力实际上产生话语的方法。

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导向权力分析，而且还导向政治行动。

学者之成为思想家和精神导师在于他走出安静但狭小和闭塞的书斋，融入社会这一广阔天地，直面骚动不安、不尽人意的现实生活，尤其是投身到波澜起伏的政治斗争中去。

福柯参加了大量政治活动：他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法国的司库，他与来自进步的法国劳动工会的工联主义者一起研究产生于社会安全的附庸问题，他在突尼斯帮助以暴力形式反对政府的学生和某些被捕的学生。他与其他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联手成立了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他在晚年开始与“无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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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９１２

医生们一起工作，并计划参加他们的医学事业以援助东南亚“船民”。他在“监狱报道小组”

（Ｇｒｏｕｐｅ

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ｅｓ

Ｐｒｉｓｏｎｓ简称ＧＩＰ）

的工作，是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典范。

从“五月风暴”以来，尤其是福柯发表就职讲演几星期后，在法国的左派政治犯中爆发了绝食斗争。法国的左派分子对监狱发生浓厚兴趣，要求政府赋予他们的被囚禁的同事以政治犯的正式地位和其他专门权利。因为他们的同事，与其他犯人一样，几乎与外部世界没有接触，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报纸，除了家庭成员和律师以外，无人探监，更少有人报道监狱中所发生的一切。当左派无产阶级（毛主义小组）决定在狱中采取政治行动时，他们邀请福柯领导了这个计划，结果，福柯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创立了ＧＩＰ。

福柯有条件地接受了左派无产阶级的邀请，但没有采纳他们的方案，即当访问监狱遭拒绝时，在新闻媒介提出强烈抗议。福柯在探监的日子里，与他的同事一起去监狱，向犯人家属提出调查监狱生活的想法，并向他们发放有关犯人的调查表。他和同事与监狱医生、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工人谈论狱中发生的一切。福柯邀请刑释人员到他家里吃饭、交谈。

ＧＩＰ成员见过司法公务员和内务大臣，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撰写文章，还到郊区和工厂谈论监狱生活，并向公众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你们支持监狱，但你们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吗？你们抗议工厂的工作条件，但又接受监狱的工作条件，这是为什么？”

必须指出，尽管ＧＩＰ并不认为监狱是必需的，但它的示威运动并不抗议监狱的存在，而是为了使公众知晓监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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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犯人的待遇。

ＧＩＰ也不呼吁监狱改革，并不梦想理想监狱（因为福柯认为，刑事改革家们在教养所的建立和少年犯罪的形成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最终都是惩戒者的孪生兄弟）

，而是为了改善监狱的条件，改革惩罚制度，而非改革监狱。

ＧＩＰ旨在描述在押犯人和刑释人员的整个体验，以抗议其中不可忍受的一切，怀疑产生这一切的整个刑事机构。因为在监狱内部存在着不受管束的“审判”

，即监狱内的监狱，犯人不能保护自己。

福柯认为，就其真实的和日常的功能而言，监狱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司法机构的约束，不受公众舆论的监督。

ＧＩＰ打开了监狱与公众之间交流的通道，力争犯人作为公民的权利。

在１９８４年的一次对话中，福柯指出，ＧＩＰ是一项“质疑”的事业，对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有关监狱、刑事审判、法律和惩戒的实践、规则、机构和习惯表示怀疑。

德勒泽认为，ＧＩＰ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对监狱表示怀疑，提出了一种先前无法想象的有关监狱的新陈述。无可否认，１９７２年在大多数法国监狱中发生的暴动证明了ＧＩＰ活动的有效性。而最近法国中部城市穆兰附近一所监狱的暴乱，则证明了ＧＩＰ活动的持久影响①。

与此同时，从１９７１到１９７２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主要涉及“刑事理论和机构”

，认为权力关系并不只起推进知识或阻碍知识的作用；权力关系并不仅仅满足于鼓励或刺激知识，扭曲或限制知识；权力和知识并不只是因旨趣或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问题并不是确定权力如何抑制知识并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或者权力如何在知识中表现自己并把意识形态内容和限制加注在知识。倘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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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交往、记录、累积和置换的体系（它本身是一种权力形式，并且就其存在和功能而言与其他权力形式相联系）

，就不能形成知识体系。反之，倘若没有知识的抽取、挪用、分配或保留，就不能实施权力。在这个层面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局面，即以知识为一方，以社会为另一方，或者以科学为一方，以国家为另一方，存在的只有知识—权力这一基本形式②。

１９７３年，《我，Ｐ。里维埃，谋杀了自己的母亲、妹妹和弟弟》一书问世了，它由福柯写的导言和一篇短文（这是福柯研究医学和法律文献的结晶）

和其他人写的几篇文章组成。

里维埃是一位２０岁的诺曼底农民，在１８３６年被证明谋杀了自己的有身孕的母亲、１８岁的妹妹和年仅７岁的弟弟。在等待审判时，他撰写了长达４０页的回忆录，说明了他的生活、父母间的关系、谋杀的理由、谋杀过程以及在诺曼底乡村的游荡生活（直至被捕）。

他的妹妹和弟弟帮助和鼓动自己的母亲残忍对待他的敬爱的父亲，为此，他要把父亲从盛气凌人的母亲的虐待和专横中拯救出来。

他认为，只有为父亲而死，才能解救父亲。尽管回忆录是在案发后撰写的，但事实上是在案发前设想的，是在他的头脑中写就的。更精确地说，它们是相互联系的，话语作为行动，行动作为话语。福柯之所以对里维埃的案例感兴趣，是因为这个案例的素材可用来彻底检验一种特殊知识（如医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得以形成并相关于机构以及机构内被规定的作用（如与专家、报告、疯狂的罪犯等相关的法律）而行动的方法。这些案卷向我们提供了理解话语借以在其中出现和起作用的有关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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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和冲突之间关系的钥匙，并因此为可能具有策略性的话语的潜在分析提供了素材。

二、权力的进一步阐发（上）

：监狱和权力

福柯和Ｊ。

Ｋ。西蒙③于１９７２年４月访问了阿蒂卡监狱后，两人举行了一次会谈④。

福柯有幸能进入美国监狱，应归功于西蒙。虽然福柯在法国没有访问过监狱，但他从刑释人员那里得知很多有关监狱的事：监狱是老朽、破旧的地方，犯人们蜷缩拥挤在充满恶臭的牢房里。

但使福柯感到耳目一新的是，阿蒂卡并不如此。

首先让他注目的是假冒狄斯尼乐园的堡垒，那些假扮成具有突堞的中世纪堡垒的观测所。在这一使其他一切相形见绌的可笑背景后面，是一架巨大的机器：长长的、清洁的、暖和的走廊通向相当危险的巨大的工场。犯人们居住、独处、满足需要的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可怕的装有格栅的兽笼。监狱，作为巨大的监禁机器，与其设立时的初衷相反，根本没有造就“有德之人”

，而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排斥机制：社会和监狱把犯人当作皮球踢来踢去。犯人逃避这种戒罚制度的唯一方法是集体行动和反抗。

经过这次访问，福柯承认自己对社会排斥（疯人、犯人等的排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访问之前，鉴于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提出了问题：“社会如何能把个人结合成一体？”

“个人之间确立起来的关系形式是什么？”

“允许社会构成为一个总体性的组织体系是什么？”

，福柯提出了相反的问题：“通过何种排斥体系，排除哪些人，创造何种区分，何种否定和拒斥游戏，社会才能开始发挥作用？”而访问之后，福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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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相反：监狱是一个太复杂的组织，以至于不能归结为纯粹否定的排斥功能；监狱的花费、重要性、管理时的关切，人们对它的验证，似乎都表明监狱具有积极功用。于是，福柯要探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制度起什么作用？它寻求什么目标？所有这些惩罚和排斥程序产生了什么结果？这些程序在经济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在权力实施和维持中具有什么重要性？在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在以后一、二年，福柯继续研究“刑事理论和机构”

，由政治战斗精神的体验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出版于１９７５年的《监督与惩罚》，它是一部有关１７６０至１８４０年间现代监狱体系的诞生的历史。监狱诞生的标志是刑事体制采用拘禁和监禁来取代肉罚，重要事件有二。

一是１７５年在比利士吉安特（Ｇｈｅｎｔ）的国家监狱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