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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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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明白一些，清道哥共有三个儿子，现在有三个儿媳、五个孙子孙女。儿子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把三个养鸡场分给了儿子，一家一个，不偏不倚。但是，为养鸡场的大小、位置的好坏，三个儿媳对他都有意见，相互之间也闹到几乎不说话的地步。清道哥因为失去了对养鸡场的掌控权，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失去了说话权，经常被儿媳们白眼来去，他也说不出话来。
后院是一个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共十二间房。清道哥很得意地告诉我，这都是他亲自设计的，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两间房，谁也不偏不向。但是，这六间房都是空着的，儿子们没有一个过来住。一方面是有矛盾，儿媳不愿意住；另一方面，养鸡场也需要人看，所以，儿子们的家基本上都在养鸡场。道娃儿哥盖的“城堡”显得空空荡荡。
虽然如此，清道哥仍然很自豪，他为儿子们办下了这家业。他让我和姐姐到后面大儿子的养鸡场去看看，顺便拔一些时令蔬菜。
养鸡场在通往河道旁的庄稼地里，刚走近那里，一股恶臭就随着风吹了过来，路边是一个巨大的蓄粪池，这是养鸡场的副产品。虽然蓄粪池上面有盖子，但是仍然无法阻挡这股臭味在空中飘散，道娃儿哥说这鸡粪很值钱，附近有养鱼的抢着来拉，但不知为什么，最近来的人少了，粪积在这里，出不去。
说实话，这是一个不错的乡村养鸡场，有三四个养鸡棚，鸡在长条形的笼里，喂的饲料和水都掺有防止生病的药物，下面的水泥地也被冲得干干净净。但是，外面的生存环境却让人无法接受，主人的房子就在这养鸡场中间，门口拴两只大狗，说是为了防盗。两个小孩在这片恶臭中玩耍，女主人在门口的水井洗菜、洗衣，又把脏水随手泼在鸡粪上。清道哥所说的时令蔬菜也是种在这鸡粪之上，踩上去，臭水立即渗了出来。我快快地逃了出来。中午，我还是吃了这里的“时令蔬菜”，好在还没有鸡粪味儿。
“城堡”的厕所建在院子外面的角落里，一个很低很小的土坯搭起来的小房子，要弯腰进去才行。门口用一个很短的塑料布遮挡，蹲下去，能看见里面的人，但这是家庭自用，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在意这个问题。里面的坑池是用砖砌的，上面脚踏的地方也是两块砖垫上去，当然，在这些砖的周围，少不了一些蛆虫在爬行。每去一次，姐姐总要感叹，厕所太脏。但是在农村，这已经是好的了。回想起来，北方的村庄，最不堪的往往是厕所。每家房子的侧墙旁边都有一个天然的厕所，像清道哥这样比较富裕和讲究的人家才会挖一个坑池。一般的人家很少有意识，就是在侧墙的地上随便大小便，然后等着自然风干。小时候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下雨天，侧墙的地到处软乎乎的，都是粪便，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脚尖踮着往里面走，总会踩上各式“炸弹”。一般都是到家里有人结婚，或发生重大事件时，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而那些住在路边的家庭，低矮的、胡乱搭起的围墙与房子侧墙之间的那个空间就是一个厕所。行人往往可以看到蹲厕人的头部，隔墙说话是常有的事。而最尴尬的莫过于辈分有别的人路过，因为站起来提裤子是要被路边的人看到赤白身体的。对于一个刚成年的少女来说，那种尴尬更是让人终生难忘。
必须承认，一个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无法面对这样的厕所。城乡之间无法避免的差距，尤其是这种生活细部的差距也会导致城乡离散的发生。
上午的饭菜十分丰富，有童年的味道，虽然觉得油太多、过咸，但是特别香。清道哥讲了许多顺口溜，每一个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来了客人，大儿媳和二儿媳也过来帮忙，很自然地分工，一个洗菜、刷碗、照顾灶台；另一个负责上菜、端盘子，负责酒桌与厨房的传递工作。她们基本上不和我们说话，目光对接的时候，也只是很快就闪过去，很少有表情。乡村女性的情绪在外人面前是不大显露的，包裹得很严，偶然来到的客人很难窥探到她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更找不出矛盾所在。实际上，一旦有矛盾，即使是最善良的女性，也会马上翻脸，毫不留情地吵架。而需要共同露面的时候，她们也会暂时共同出场，保持和谐的表象。
吃过午饭，茶水泡好。清道哥喝得半醉，紫膛色的脸更显黑红，眼神乱飞，不停地大笑。
你想听我说顺口溜，妹子可是笑话我了。这梁庄出个梁清道，喝酒场里瞎胡闹。载入史册可丢人，人家说你胡球＇2＇顺。
那两年交公粮，粮管所所长老二哥俺俩对劲儿＇3＇，我上粮管所，可热闹。晌午一下班，就在那儿吃饭。吃罢喝罢，编个曲儿胡球出他洋相。我说，二哥，你这两天在村里影响不好，你都不听听群众啥议论。老百姓都在说，咱镇有个所长，交公粮开后门你算白想，交粮去了报杜南（村庄名），那是好坏都能过，要是报杜北（村庄名），好坏一样不吃亏。一报是梁庄，签子没拔就不行。咋，粮管所地盘在杜南，你把那儿的老百姓都维持完，把梁庄人都坑完。所长听了脸只红，去，去，来了好烟好酒吸吸喝喝，走了还编个曲儿气我。
交粮时上面来检查，他一听算急了，上上下下胡指挥。我说：“二哥，你说你不好巴结领导，我看你上午跑得像个小张＇4＇，性质可不一样。”他急了：“你梁清道胡球扯，人家来了能不发根烟？”“这一听市长进了院，二哥出来赶紧喊金殿，麻溜去给‘拐子’说，赶紧停磅别出错。说，正收粮为啥停磅？注意别叫他出问题，先把秤锤下面那坨泥抠下来。”所长一听，气得乱蹦说：“去去，你看你糟蹋多狠，还秤锤糊的泥，下回来了凉水都不叫你喝，靠得＇5＇
你老二哥，可会编。”实际上，没那回事，在一块儿对劲儿，胡球出他洋相。
后来金殿当所长了，那几个坏货说，可给新所长也编个曲儿。那有球编哩，“老崔退休换金殿，梁庄交粮超往年，过去交粮报梁庄，签子没拔就靠瘫＇6＇，今年交粮报梁庄，就没有剩下来一家儿。”一听可都笑开了，新所长表扬得可怪好，不编不编，曲儿可出来了。是不是金殿就比前所长强？强啥强，胡乱出洋相，说笑话哩。
还有那年那电管站的事儿。人们都说：“党是爹，政府是娘，工商税务是两只狼，还有一只老虎是电霸王。”村里抗旱大忙，变压器烧坏了，自己去买个新的用，这可得罪了电管站的人。这必须得通过他们换，他们能从中使私钱。站长说没有通过站上买，不给送电了。我就去找站长杨书敏说理，杨书敏说东说西，就是不给送电。我就对他说：“你别说，你们是独家经营，这样不合理，别以为农村人对这件事不明白。这管电的下乡，村里招待都不一样，晌午只说招待差，下午生门儿＇7＇就停电，你这良心背不背？抗旱大忙巴结你，回头却还是要停电，去问你们这为啥，看你下回招待还错不错。”那站长一听，气得乱转圈，说：“是这＇8＇，你先回去，回头我就给你们送电过去。”后来，我就去找局长，局长也叫我先回去，说是他回头给站长打电话。
我说，俺们回不去，老百姓拈着半截砖，在村头拦着，抗不了旱，老百姓只打我。一会儿想上县委去一下，看看这事咋个办。局长一听急了，拿起电话就骂杨书敏，不管啥原因，先把电通上。局长说：“你走的时候，也给站长说个感谢话。”感谢谁，那是他应尽的职责，感谢他干啥？我还没走到家里就听说，杨书敏在院子里气得乱蹦！
家里的事就不说了，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支书干一辈子，家都没管好，你说窝囊不窝囊？
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又生长在农村，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大槐树下的午饭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甚至在下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所不在。那不时发出的爽朗的、略带狡猾的、会意的笑声在乡村的上空回响，为沉默的村庄增添着一份生机和活力。
清道哥一口气说了三个多小时，谈起自己编的顺口溜，他十分兴奋。他把自己对乡村生活、乡村政治的理解几乎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嬉笑怒骂，随意成篇。以这种民间方式表达对政治、政府的看法，幽默、诙谐，又暗含着抗争，并且更有力量。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时，如现任支书、村长的情况时，做村会计的堂叔总是会及时打断我们的谈话。房间另一处的牌场已经支好，另外一个好像长期跟着会计的人早已候在那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在外面忙来忙去，干一些杂活。这是非常常见的乡村场景，在支书、村长、会计的家里，总是有这样的人在帮忙。
清道哥站起来，伸了伸腰，看看牌桌，摩拳擦掌，喝几口浓茶，又上了趟厕所，作好一切准备。父亲已经一声声地催，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小睡了一会儿，此时也是精神百倍。我知道，这一战至少要到晚上。
那一夜，父亲打牌打到了夜里十二点，哥哥去叫了几次他才回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样熬夜了，但是他的牌瘾很大，一坐到牌桌前就不想起来。但是，如果与清道哥相比，那就不值得一提。父亲说清道哥是“常输将军”，所有人都知道他喜欢打牌，还常输，于是有人设局骗他。可是清道哥却仍然照去不误，照输不误。
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是前段时间清道哥在家里和老婆吵架，又和三儿媳的娘家人拌了几句嘴，清道哥提着鸡蛋自己上街，消失了好几天，电话也打不通，他老婆把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跑来找父亲，怕他想不开，万一自杀了怎么办。父亲一听哈哈大笑，说不会，道娃儿要是想不开，这日子就没人能想开。第四天，清道哥施施然地出现了，原来他到另外一家打牌去了，前两天赢了，后两天输个精光，还欠下一些债。清道哥在一旁听说他老婆找他，指着他那长辫子的老婆嚷道：“我就是去卖个鸡蛋，你到处糟蹋我名声。”
＇1＇ 吵得像鳖血：形容吵得很凶。
＇2＇ 胡球：随意，瞎编，一种语气修饰词。
＇3＇ 对劲儿：好，交情深。
＇4＇ 像个小张：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
＇5＇ 靠得：捉弄、戏弄之意。有脏话意味，但在乡村属于戏谑。
＇6＇ 靠瘫：完蛋了。
＇7＇ 生门儿：想坏点子。
＇8＇ 是这：这样吧。
第六章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引言
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抽样调查17个村9181户39104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26。89万元，人均393。7元；家庭经营收入148。21万元，人均2170元；财产性收入3848元，人均总收入2607。55元，人均纯收入1989。39元，人均现金收入1495。54元。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47元。
——《穰县县志·收入》
梁光正：我没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我的麻烦
清晨六点左右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起床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大声唱着戏文，“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叫一声，田公子，你细听俺言——”间或伴随着“咔咔”的吐痰声。清晨亮嗓，这是父亲几十年来的老习惯。这是一段悲哀的戏词，曲调比较慢，如泣如诉，婉转悠扬，被父亲反复吟唱了几十年，我们姊妹几个也烂熟于心，“俺家住在河岸边，母生下多男并多女，所生俺一女名叫凤菊，早不幸，老母亲把命丧，撇下了俺父女，以打鱼度过荒年。清晨起，老父亲到大街把鱼来卖，碰到卢公子买鱼不给俺钱，我的父一听心中不愿，卢公子赛虎拳，将我父两腿打断，然后间又重打四十皮鞭，我的父一股气儿未上来命丧黄泉……”
父亲一生热爱唱戏，他曾得意地说，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嗓子好，扮相好，他差点被一个戏班子带走，还是因为爷爷坚决反对，才没有走成。在我年少的时候，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地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母亲冰凉的脚，给她焐暖。我们姊妹躺在另外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这时候，父亲开始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窗外清冷的月光照进来，悲哀与温暖也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我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
我的父亲，一个浪漫的农民，一生多情，母亲瘫痪八年，父亲始终不离不弃，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常年背着母亲到处看病。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从小没有挨过打，更重要的是，无论家境如何艰难，父亲都坚持让我们上学。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里，父亲有着良好的口碑。
吃过早饭，在父亲一连声的催促中，我们又开始了谈话。一个月下来，他对我的访谈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不断指点我该去和谁谈话，和谁聊天，并追问我最终的思考方向。我让他谈谈他的政治斗争史，那也是一部村庄的政治斗争史。
你说政治是啥。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到我。
1966年腊月，农村开始“文化大革命”，老老少少都是红卫兵，打走资派。生产队里的干部、大队部里的人都是走资派。干部吃喝风，也想起来把他们收拾收拾。官谁不想当一下，是不是？村里都说我行，就选我当“红卫兵组长”，后来是大队“文革委员”。村里有事，我也去斗人，斗保管梁光明，但我斗的都是实事，梁光明恁坏，早该斗斗他，打人，还贪污粮食。那时候，会计梁兴建急得给我磕头。为啥事？写小红旗写反了，“毛主席”三个字写成倒的了，实际他是无意，人们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我还在床上睡着，他到家就给我下跪，说是让我饶了他。1967年7月，“文革委员”被“新文革”推翻了，村里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说我是保皇派，保那些干部，开始批斗我。全都是胡整。
我这才到县城建筑公司找你舅，让他帮我找个事儿干干。建筑公司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七一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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