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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之抗日特种兵-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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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以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就不断接到有关此次会战的战况汇报。日军一路高歌猛进，第9战区的军队却鲜有胜绩，这令蒋介石心中非常不安。因此他对保卫长沙已不抱希望。而且随着国际战端的掀开，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会愈坚，占领全部中国的野心会更切。而中国在当时无力击败日本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亡国，以待他日后发制人，在白崇禧的建议下，以保全中国部队的作战主力为最高的原则，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长沙，在衡阳进行决战，以求中国军队主力避免被日军盯牢，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决心定下后，蒋介石立即让白崇禧（桂林行营主任，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统由其指挥）、陈诚（第9战区司令长官）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作战。他们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临时搭设的指挥所里，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传达了蒋介石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该誓死保卫它。而且他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白崇禧无奈，只好搬出蒋介石，要其服从命令。薛岳一副豁出去的激动，“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陈诚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无济于事，他和白崇禧商量后决定将薛岳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以便重新做出裁决。
姑且不论薛岳究竟出于何目的非要坚守长沙不可，不过，日军这次还真的未能攻进长沙。这一点确实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当新墙河南岸的GMD军队有计划地撤向汨罗江防线时，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紧追不放，跟踪南下。然而，被GMD军队和当地民众早已破坏了的交通道路，令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GMD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25日凌晨，日军迫近汨罗江北岸。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继而，日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过汨罗江。但日军的第一次试渡被汨罗江南岸的守军打退了。于是，日军便改变策略。他们派出一部分日军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难民，在GMD军队结合部的间隙中偷渡过江，窜到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同一天，日军上村支队也由西向东进犯，并攻占了归义。第70军奉命对进占新市和归义的日军进行反击，但只克复了归义，新市仍被日军占领着。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守军阵地，激战竟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
就在冈村宁次为自己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而失望时，薛岳准备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却得到了批准。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GMD军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挺进；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GMD军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赣北日军硬是被GMD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国军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GMD军两道防线后，GMD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GMD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冈村宁次认为，武汉会战后GMD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相当于1个营）等同于GMD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相当于1个团）等同于GMD军队1个师来计算。冈村宁次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GMD军队的1个师。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GMD的杂牌军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GMD军队，大部分都是中央嫡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等方面自然要胜过杂牌军。这是冈村宁次没有想到的。
冈村宁次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GMD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GMD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冲向长沙只能是冒险，冈村宁次仔细权衡后，最终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几十年后，冈村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撤军的原因时说：“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显然，冈村宁次在为其撤军寻找借口。不管怎样，从10月1日起，日军确实开始撤退了。
冈村宁次撤军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以至于薛岳在接到日军撤退的报告后，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还等着在长沙郊区与对手一决高下呢。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继而，桥头驿、上杉市等地日军相继后撤。
身在前线的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撤退的迹象。他当即下令各部跟踪尾击由上杉市撤退之敌，10月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开始向汨罗江北岸退却。4日，第15集团军收复长乐街、汨罗、新市等处。
直到此时，薛岳才断定日军确实是在撤退，于是赶紧下令，要求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但为时已晚，日军大部已渡过汨罗江。至10月14日，赣北、鄂南、湘北各战场均恢复到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长沙会战的意义
伴随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结束，GMD方面有关“湘北大捷”的宣传报道，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的主要位置，几乎全部被会战胜利的消息所占据。实际上，自9月下旬起，长沙会战的消息就不断地传到重庆，再经过GMD方面电台和报纸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还在10月初，日军刚刚撤退时，薛岳就急不可待地向蒋介石报捷：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白崇禧、陈诚也都向蒋介石发去了捷报。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各界要人又纷纷给第9战区发去贺电。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GMD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GMD军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GMD方面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9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那么，这一仗究竟是GMD军胜利了，还是日军胜利了呢？
从当时中国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但日军并不这样认为，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ZHMG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国军队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但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中国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却是冷冷清清。
正文 昆仑关战役史料（上）
更新时间：2010…10…02 16：47：51 本章字数：8311
1939年12月爆发于广西宾阳县境内的昆仑关战役，是中国GMZF发动反攻的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硬碰硬的结果，它其实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也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归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指挥的又一战例。此战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光辉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这是一笔浓彩，确实值得后人景仰。
一、日本发动南宁战役的决策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武汉和广州。但日本非但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反而遭遇到更顽强的抵抗。日本军部“南进”派即认定：必须切断中国对外最后的交通线，以期实现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1939年4月15日，日本海军部《情况判断》认定，仅靠陆军已很难进行内陆方面的大规模积极作战，“在此情况下，由陆、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向挺进攻占南宁，以切断敌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补给交通线。”日本决心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抵抗其侵略的最主要补给路线。据日本军事侦察所得情报，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14700吨中的12500吨即经此路线，达85％。6月，日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也强调“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谅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以完成作战目的。”（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38－3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同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盟国，并缓解德国对其解除了对苏联威胁的不满。认为：“中国事变的解决之所以如此拖延，是由于苏联和英、法、美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援”，现在应“藉欧战发生各列强无力顾及中国的时机”，“解决中国事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页。）4日，日本内阁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发表声明：“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予介入，决定专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93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政协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随即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辖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1军。9月23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命令；10月16日，又发出《大陆命令第375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同海军迅速切断沿南宁至龙州之敌补给路线。”同日，还发出“大陆指第582号”陆、海军中央协定：“本作战之目的，在于直接切断沿南宁――龙州敌补给联络路线，并强化切断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敌补给联络路线之海军航空作战。”并规定作战时间为11月中旬。（同上书，第499页。）19日，西尾寿造下达作战命令，开始广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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