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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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陵仅1）米，长陵旁为吕后陵。按照汉代制度，帝、后陵园内有便殿和寝殿，放置他们生前的衣冠。根据专家们现场分析推断，这枚玉玺很可能就是吕后生前所用之印，她死后，这枚印玺便成为陵旁便殿内的供祭之物。西汉末年，赤眉军攻人长安，掘毁汉诸帝陵，吕后陵也被焚毁。玉玺所在的狼家沟是长陵山坡上的第一道深水沟。或许长陵便殿被毁时，玉玺遗落土中，后被水冲到长陵山腰的水沟里，时隔2仪刀多年才被重新发现。“皇后之玺”是目前所发现的惟一一件汉代皇后之印。按《汉旧仪·下》“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的记载推断，皇后之玺的印钮也应作璃虎形。玺钮之所以为虎形，是因为虎为百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前面提到王太后怒摔“传国玺”，崩落玉玺上所雕璃虎一角，说明“传国玺”的造型应与汉代皇帝、皇后之玺相同。在陕西咸阳发现的这枚“皇后玺”，为世人了解“传国玺”的形制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现在看一看象岗古墓出土金印的形制，只见这枚金印的印面有田字格界，“文帝行玺”为阴刻小篆，书体工整刚健有力，字划的文道很深，如一条直沟，沟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而沟底像鳞片一样，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由此可推断这是用利器刻凿之后留下的痕迹。经测量，金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148。5克。经电子探针测定，此印的含金量为98％强。
按文献记载，汉印边长该是汉尺的一寸，即现在的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以示区别，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无从比较。但和此前在咸阳发现的皇后之玺那2；8厘米的宽度相比，还是比较接近的。
象岗古墓的这枚金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部位。由此可推断，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之物。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颇为奇怪，这就是按照史料记载，汉代皇帝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自称为“某帝”的。那些“高帝”、“文帝”、“武帝”等等的称呼，全是在他们死后，由后代根据他生前功绩加拟的封号，叫做“溢”（音shy）。如汉朝的“景帝”，是他JL子刘彻（武帝）继位时给追溢的。由此可知，汉代皇帝生前的印，不会有什么“高祖之玺，’、“武帝之玺”之类的印文。另外，皇帝所用的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带走的，有的帝王死后虽然也可能带印陪葬，但多是临时刻出来的，不是生前治理国家时用的那一枚。如此看来，“皇帝信玺”之类，可以从汉高祖一直用到汉哀帝。
很显然，象岗古墓这枚金印的印文并不符合汉朝的制度。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这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说法能传给下代呢？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历史文献还说，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从形制上推断，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白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工螃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质地有铜、玉、水晶等，但金印却j‘分稀少，仅有十二枚，口本福冈也曾发现一枚汉代金印。已发现的汉代金印请见下表〔按发现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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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年代│印面边长│钮│出土地，l｝；　│发现时间　　│
│││单位：厘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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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委奴国王　　│东汉│2　。35　　　│蛇│日本国福冈县志贺岛　　│1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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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宁王太后玺│东汉│3，3│龟│陕西阳平关　　│｛一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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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王之印│西汉│2甲4│蛇│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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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东将军章　　│东汉│2。4　│龟│山东峰县陶庄│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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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东汉│1　　　│兽│广西贺县铺门│｝｝　9？f｝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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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侯印│东汉│2。5　│龟│山东即墨县王村公社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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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侯印│东汉│2，35　　　│龟│河南省泌阳县│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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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王玺│东汉│2　。3│龟│江苏扬州甘泉山二号墓│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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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将军印│东汉│2。4　│龟│四川重庆聚贤岩　　│19x。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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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洛侯印│汉　　││龟│山东沂南（？）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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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西汉│3，1│龙│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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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子│西汉│2　。55x2　。35　│龟│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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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夫人玺│西汉│2，1│龟│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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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扬州甘泉山2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印龟钮。197年长沙马工堆软侯利仓墓出土的“软侯之印”、“长沙承相”印，都是婆金铜印，龟钮。两枚印的印文都是埋葬时草率刻凿，婆金是纯金的仿制品，可见列侯也是金印龟钮。17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和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都是金印蛇钮。日本自1　｝｝年在福冈的志贺岛上村民甚兵卫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后，志贺岛声名大噪，出土处已建立“金印发光碑”和“金印公园”。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出土资料，近2加年来，日方对金印真伪一直争论不休。中国这几枚金印的发现，其造型、款式和“汉委奴国王”印相类似，有力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7年）汉朝廷颁赐给樱奴国王的。它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文帝印作龙钮，既不同于诸侯王、列侯的龟钮，又不同于外藩首领的蛇钮。咸阳出土的汉“皇后之玺”玉印和传世的“皇帝信玺”封泥，边长都是2。　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即一寸见方）。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　3厘米，通钮高2厘米，重112。8克，与文帝印基本相同，“朔宁王太后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魄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国的这位文帝同是地方割据政权，在印缓制度上都有意逾越汉制。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文帝金印略大于汉朝皇帝印，印文与汉朝皇帝印大体相同，但质料和钮式不相同。文帝金印的质料与汉朝诸侯王、列侯、外藩首领印相同，但钮式又不相同。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帝仿效汉朝但又要潜越称帝的身份。这位“文帝”不是历史记载中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又会是谁？
第七章
南越称王
中原大乱，岭南震动，南海尉死前密嘱赵佗兴兵绝道，割据立国。赵佗依计而行，绝道筑城。越人部族趁机叛乱，赵佗发兵征讨，百越降服，赵佗称王。战火纷乱中，西汉王朝派陆贾出使南越，汉越言和，赵佗臣服……
岭南割据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整个中原山头林立、各路英雄豪杰虎争天下。就在这样一个大混乱、大拼杀的格局中，谁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岭南这块土地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也就在这样一个契机下，偏于东南一隅的岭南，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突兀而出，并使岭南最终走上了割据之路，这两个人就是任嚣和赵佗。
当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岭南的大军受挫，秦越处于对峙阶段，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之后，第二次被派往岭南的秦军将领就是任嚣和赵佗。当秦军攻占岭南后，鉴于此地偏于东南一隅，越人势力尚存，而岭南与中央朝廷的联系又较困难，于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嚣为南海尉，并授予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而赵佗则为任嚣治下的龙川县县令。
当任嚣掌握了岭南的军政大权，并成为专制一方的“东南一尉”后，便逐渐萌发了脱离中央朝廷、划岭自治的一套割据构想。这个构想的产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的战国诸侯并立之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岭南具有可以实行割据的政治、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就政治上而言，秦通过兼并关东六国的战争统一中原，到平定岭南，其间不过十余年。就在这个天下初定，社会尚不稳固的短暂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原六国贵族，以极其悲伤、感怀的心情，企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并立之局面，由于条件不够成熟，他们不得不在秦统一六国后暂时潜伏起来，以待时机。而作为极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后，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股潜在力量的危险，并采取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大修秦道直通山东六国腹地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股潜在的势力兴风作浪。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诣采取的这些措施，只是从表面上起到了一点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山东六国的复辟势力，甚至就连秦中央政府官员骨子里的那种复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当时的秦王朝垂相王馆等人，就公然向秦始皇宣称：四方之地，“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并积极主张“立诸子”以安天下。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战国时期的诸侯并立局面对许多人仍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作为在岭南独掌军、政大权的任嚣，也自然地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渐渐萌生了据岭而守的割据念头。
当然，要想在岭南实施割据，就要有割据的资本和条件，那岭南的资本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岭南最重要的资本就是秦王朝派住此地戍守的50万汉军，这股颇具实力和作战经验的军事力量便是称雄割据的根本。另外，随着秦对岭南地区的征服，源源不断而来的中原移民，也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因为这些汉族军民，在中原时深受秦暴政的摧残和蹂胭，早就有离绝秦王朝挣脱锁链的想法，许多人自走向岭南的第一步，就抱定留居南疆不再言归的决心和志向。当这些人来到岭南后，不再像秦派往北方屯戍，防备匈奴的汉人，会趁天下大乱面“皆复去”。相反的是，面对在任嚣治理下相对宽松的政治、人文环境，使他们对这块土地渐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未尝不深虑之面力卫之也”。如此一来，岭南便有了一个人心思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为了建设和保卫这个新兴的家园，一旦天下有变，他们自然会团结一心，全力支持任嚣。
当然，促使任嚣产生割据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岭南在地理上易守难攻。就当时的交通条件面言，“自北往南，人越之道必由岭”。也就是说，岭南地区北部的五岭成了阻挡南北行进的天然屏障。这道屏障难以逾越的程度，作为曾是秦军将领的任嚣以及所有南下的军民是领教过的。尽管在秦征服岭南的中后期，曾有灵渠的开凿以及新道的修建，但只要派少量驻军把守，灵渠和新道都将变成进退不得的死道，复成为难以逾越的屏障。除此之外，整个岭南地区多江河水道，这些江河水道又多急转直下，地理形势相当险要，若有不熟悉这里的船只过往，往往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鉴于这样的地理形势，作为岭南的军民完全可据此守之。假如五岭的防卫已破，仅凭这些江河水道也可以步步为营，和敌军对垒抗衡。
老谋深算的任嚣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令他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到来了。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并引爆了整个中原六国人民反秦的大起义时，任嚣闻知立即感觉到这正是天赐良机，在兴奋之余也加紧了割据岭南战略性计划的制定，准备付诸行动。但令他扼腕叹息的是，就在这历史大转折的紧急关头，自己却一病不起了。
为了让心中的构想得以顺利实施，躺在病榻上的任嚣派人将自己的心腹助手、时任龙川县县令的赵佗召来，秘密嘱咐道：“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