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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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的过程中，1957年秋冬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按照八大一次会议精神进行的二五计划编制工作，也就逐渐难以沿着原有的轨道去做了。

·3。三面红旗与二五计划草案的修订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方针，成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过程中进一步开展了党内外的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其后果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反冒进的批判一起，影响了一五经验教训的正确汲取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科学探索；为1958年出现的破坏力极大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提供了思想认识与工作作风的背景；也使得二五计划的制定失去了全面完成的可能。致使二五计划最终未正式颁布。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变化…对反冒进的批评

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郑重表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酌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他指出，去年一年扫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他主张恢复这三个东西。他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由于反冒进，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毛泽东并且提出了15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钢产量达到万吨的口号。

但是，毛泽东关于1957年的经济与农业的形势分析是不准确的。

1957年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财政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归还了1956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元，工业则比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但毛泽东却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从1957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远不如上年（1956年为31％），农业没有达到计划的情况，得出结论认为，1956年的反冒进在政治上给群众泼了凉水，为右派猖狂进攻提供了口实，在经济上造成了发展的低潮。于是，在1957年9至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随后，在1957年11月至12月间陆续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代表大会上，以四大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为发动大跃进开路。1958年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9省2市书记会议），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4月汉口会议，总结经验，统一对大跃进的认识。在这些会议上，对反冒进和经济建设上的右倾保守的批判逐步升级。特别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他提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并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如此上纲与高压，党内对跃进－－冒进持异议的领导都做了检讨。

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也是良好的。从粮食产量来看，1956年粮食总产量为38549亿斤，1957年粮食总产量为39009亿斤，比上年增产粮食50亿斤，1957年的粮食产量不仅高于1956年，而且高于1959－1965年历年产量（除1958年为昙花一现的4000忆斤以外）。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1958年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大跃进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

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和结论，在反右派运动的声浪中，八届三中全会上没有不同意见。此前，在6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已经放弃了反冒进的主张。

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要求，从1956年到1967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滑向跃进的同时，这次会议还基本上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11月8日，这三个文件经国务皖通过。三个文件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务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其中规定：（1）分别不同情况下放一部分工业和商业企业，改由省、市、自治区管理；（2）扩大省市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对当地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构分配到的物资，在保证各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有权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剂；（3）下放地方管理的中央工业企业和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粮食、外贸的外销部分除外），其全部利润的20％归地方所得，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商业价格实行分级管理，三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次要市场与次要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由省、市、自治区自定；（5）实行外汇分成；（6）企业的管理权限也适当扩大。国家给工业企业只下达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四个指令性指标。企业与国家实行利润分成。国家给商业企业只下达收购额、销售额、职工总数、利润四个指标，同时允许地方在执行商业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时有总额5％上下的机动幅度。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于9月24日提出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他预见到了行政分权后可能带来的新问题，特别提出：（1）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体制改变以后，地方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过去中央各部可能忽视地方，但是职权下放给地方以后，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耍加强综合。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各地基本建设项目必须经过全国计划机关的审核平衡。（2）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地方大部分的钱，应该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例如化肥工业、兴修水利、可垦荒地的开垦等。（3）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今后各地方和各企业，都有机动的财力，比较好办事；但如果管理不好，就会坏事。为了防止和减少贪污、浪费的现象，必须建立各种管理制度。（4）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但执行一年以后，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分成要有个限度。三年之内，地方财政分成不超过亿至36亿元，外汇分成不超过4500万到5000万美元。这两个数字的规定是必要的。

但数目过多，便会影响全国的重点建设。

陈云预见到的体制下放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一年以后被证实了。即在只有计划一种机制配置资源，计划所管包罗万象的情况下，权力下放导致了力量分散、经济结构被破坏和经济整体不平衡。

10月初，国务院审议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安排的意见》后，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指示》提出了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暴露出四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农业生产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特别是落后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其次是原材料、燃料、化学工业生产仍然不能满足机械工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农业的需要；第三是在增加新的产品、发掘新的原料资源、积极使用代用品方面，还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第四是增产节约的潜力还很大，勤俭建国的方针还需要继续大力贯彻执行。对1958年计划草案的安排，《指示》提出：（1）要想尽一切办法，促进农业增产，是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要求粮食（不包括大豆）达到3960亿斤，棉花达到3250万担。（2）工业生产必须有进一步的增长。对于供应不足的产品，必须切实努力增加产量，节约使用，并且采取有效措施使用代用品。一切工业部门都必须想尽各种办法，增加新产品，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要求工业总产量比1957年预计增长8％以上。（3）交通运输事业，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应该有相应的发展。（4）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初步定为116亿元。（5）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人民生活将有一定的改善。职工工资总额将比1957年预计增长4％，农民的购买力增长64％。（6）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应该在巩固和提高质量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7）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是编好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关键。【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指示》要求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抓紧时间编好1958年度升划草案，报送国务院，并抄送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由国家经委进行审查和综合平衡后，于12月初向国务院提出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接着，在11月28日到12月12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家计委结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编制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安排是：基本建设总投资13059亿元，比原提出的控制数字增加1346亿元。工业总产值7249亿元（包括手工业），比控制数字增加24亿元，农业总产值6425亿元，比控制数字增加116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钢610万吨，煤14872万吨，棉花3500万担，比上年都略有增加。粮食亿斤，比上年减少了40亿斤。这一年的计划安排，在物资购销方面基本上可以保持平衡。

在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期间，195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12月4日，国家计委委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一、关于怎样贯彻多快好省的问题。从1956年冬到今年大半年，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很少有人提了，有的人认为不行了。这就是没有看到1956年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建设的大高潮、大跃进，虽然执行中有某些缺点，但总的有针路线是正确的？充分可靠，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越少越好，应该是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条件下的充分可靠。生产与基建在好省的基础上尽可能越多越快越好。中国的国情是一穷二白，但不应该认为穷就什么都不能干了。今天提出穷白正是为了明天的不穷不白。要掀起新的生产建设高潮。

二、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问题

15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根据这一目标，在工业方面也应搞出一个像农业四十条那样的纲要来，作为工业的奋斗目标。三、保证重点的方针仍很重要，不能百废俱兴，分散力量。第二个五年的重点，根据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和要求，重点是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一方面发展农业机械，另一方面要以发展原子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为重点。轻工业要跟农业走。某些方面要少做，才能保证重点方面多做。具体要注意三点：（1）生产性的多搞，非生产性的少搞；（2）基本建设要多有所为，事业费要少有所为；（3）军、政费要减。12月20日李富春传达刘少奇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指示：

要贯彻统筹兼顾、勤俭建国的方针，集中资金，促进生产建设。这就是要想一切办法，找穷的办法，而不是阔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建设。他说，中国情况很复杂，计划很难全面，不免有漏洞。有地下工厂和自由市场就反映了计划有控制不到的地方。因此，从生产到税收整个环节上，都应使计划性和多样性、灵活性相结合。地下工厂和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好处，它可以使我们发现漏洞，设法弥补。

1957年年底，毛泽东再次对经济管理体制下放、区域协作和批评反冒进等有关经济计划工作发出指示，要求：（1）眚市县都要搞规划。工业、交通、农业、商业、手工业、大专院校、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科学文化、城市规划等都搞一个像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那样的远景规划，有比没有好，无精无粗，由粗而精（（2）协作、联省办法，逐步过渡到经济中心。是否考虑按过去的大区，以一个大城市为经济中心结合周围省市考虑通盘的协作规划。如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等协作区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经济区。（3）体制下放有好处，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快些下放，中央可以进行监督指导，大问题还要中央解决。（4）中央的领导方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中央有责。（5）1956年有些东西是搞多了，但不能说是冒进，一反冒进就松劲。还要促进，今冬明春还要来一股劲头。（6）第二个五年计划先搞出一个框框来，拿到中央讨论讨论，不要等都搞好了，来个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