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直到世界尽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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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我还有一个舅舅、一个姨妈。1969年，外公一家作为下放干部从福州来到上杭，那时我妈才12岁。母亲在上杭一中认识了比她高一届的父亲，但两人从没讲过一句话。直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我妈被分配到上杭县的芦丰公社，才发现我爸就住在她楼上。

福州来的“大小姐”突然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各种农活。春耕、夏种、秋收，每天出早工，天黑了还要加班。干完知青点的活儿，还要帮生产队插秧、挑谷子、割水稻。就连洗衣煮饭的水，也要大家轮流去小溪里挑回来。最苦的时候，晚上肚子饿了却没东西吃。能吃上面条就算不错了，但面汤里没有一滴油水。

父亲算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动力，那时一天最高8个工分，能拿5毛5分钱，我爸总能拿到4毛多。像他们这样的知识青年，第一年每个月还有政府补贴的8块钱伙食费，第二年是4块，到第三年就要自食其力，不再发放了。

好在三年后，知青就迎来了招工考试。那时候外公外婆已经返城回福州了。当时每家可以照顾一个孩子，母亲就把这个名额主动让给了姨妈。在那个年代，我妈算是个子高的，在篮球队里打的是中锋的位置，干农活再不济也比年纪更小的姨妈强，所以她就那么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1978年，父亲被招工去了龙岩汽车公司上杭车队。他成了母亲在上杭唯一的依靠。第二年，母亲也通过考试，在上杭医药公司当起了营业员。那个年代的种种动荡，父母都赶上了。好在母亲生性乐观，虽然上杭距离福州近600公里，但她总觉得日子会好起来。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为了改变命运，刚到芦丰公社不久，母亲曾动过要去参军的念头。当时南京部队来要人，只有一个名额。我妈找公社书记帮忙，把年龄改大了一岁，好让部队领导不能以她年纪太小为由，第一轮就把她刷下来。考试的项目有定点投篮、三步上篮、俯卧撑等。结果，我妈输在了俯卧撑这一项上。她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俯卧撑是什么。而她的竞争对手以前是练体操的，在这一项上挣了不少印象分。再加上对方那时已经下乡两年了，我妈到底还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小丫头。就这么阴差阳错的，部队选了别人，我妈的参军梦没能实现。

如今，我在部队已经待了17年，母亲的参军梦也早已被淡忘，她反倒开始庆幸当初没被选中。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要真的去南京部队当了护士，哪里来的‘超级丹’？”母亲生在南京，长在福州，最后留在了上杭，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呢？

也许因为是家里老大的关系，我妈从小胆子就特别大。外公作为南下干部来到福州后，被分配到福建省京剧团。京剧团家属大院里没有别的娱乐设施，最多的就是篮球架。那会儿，学校每个班级之间常有比赛，我妈是他们班的中锋。

福建省京剧团离西湖＇1＇很近，所以我妈从小就习水性，还进了小学游泳队。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到了五年级那年，她居然开始玩起了跳水。三米台、五米台、七米台……也没什么花哨的动作，就是像根冰棍似的扎进水里。可那也非常了不起了，把她同学都羡慕坏了。

后来外公一家被下放到了上杭，可我妈小时候的这些“英勇”事迹却没有人走茶凉。直到前几年，还有她当年的同学从福州打电话问我妈：“那个打羽毛球的‘超级丹’是不是你儿子？”据说打电话之前，他们几个同学怕认错人，还事先商量了一下：“肯定就是我们班那个高秀玉＇2＇！她小时候在七米台‘跳冰棍’，别人都不敢，就她敢跳。‘超级丹’是她儿子，肯定没错。”看来，我的体育细胞多少是有些渊源的。

体育也曾给我父母上山下乡那段艰苦的日子带去不少慰藉，直到有了我。每年上杭县商业系统会在元旦节、妇女节、劳动节、国庆节这些节日组织活动，一拉就是十几支队伍，我妈自然是主力。她也总把我带在身边，大人们在球场上打比赛，我就在旁边帮他们捡篮球。拔河比赛的时候，我也混在大人队伍里掺和一把。小的时候调皮，但大人们见到这么个小不点，都还很喜欢。现在想来，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对各种体育活动耳濡目染了。

注释

＇1＇：福州市内的著名景观，辟有西湖公园。

＇2＇：高秀玉是林丹母亲的名字。

第三章　电影院对面的粉干店

小时候，我其实不喜欢在家吃早饭，而是特别喜欢去吃一种米粉。那是我们上杭特别有名的米粉，叫作粉干。到现在我都觉得，在所有的小吃里，那真的是人间极品。

一碗粉干很简单，配料就是猪肉、猪油加葱花。

以前我每次回上杭都会去吃。这两年放假的时候，不巧都是春节，粉店老板回家过年去了，没开门。这让我觉得很可惜，非常可惜。

我记得那时候粉干店就在上杭的人民电影院对面，是一个很小的门面。小时候卖得很便宜，也就1一块、1。5一块五一碗，现在涨价涨到5五块了。

因为我爱吃，所以我妈就学着做粉干（当然，妈妈自己也很喜欢吃）。到现在，每次来北京，她都会从老家带米粉。自己做的当然也好吃，但我总觉得哪里不一样，总觉得还是人民电影院对面的那家更好吃。我妈是在家现煮，而店里的猪肉是长时间在炉子上用小火慢炖，肉骨头、汤头的味道就会不一样。那是我最怀念的家乡的味道。我想它现在应该还在那儿吧。朋友们将来有机会去上杭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

这么多年了，店里的碗还是那只碗，汤还是那个汤。我不知道其他从家乡出来的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无论你走多远、走多久，有些东西都还在那里等着你，保留着最初的味道。

我在上杭只待到9岁。等我后来去了体校，再回老家的时候，慢慢就看到熟悉的街道变得不一样。这边多了一家超市，那边多了一家服装店。哦，那边的小店还是原来那家小店，地址还是那个地址……

我记忆中的家乡还有上杭的白斩鸡、客家的鱼板。这些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小时候的记忆却反倒越发清晰。我想，每一个离家的游子，都会有类似的感触吧。

第四章　漫漫回家路

按照我爸的说法，从小到大，我到哪儿都是最小、最矮的。在福建省少体校的时候，一个宿舍8个人我是最矮小的。结果我冲了出来，打球打到了数一数二。到了八一队，6个室友中我又是最矮小的，现在到了国家队还是最矮小的一个。我有时对别人开玩笑说：“在国家队，我就跟棵小草似的，哪个不比我壮？”

据我爸妈说，小时候我不但矮小，开口说话还特别晚，上托儿所了还不会说话。别人家孩子都会叫爸爸、妈妈了，我还懵懵懂懂的。但是父母也没有太担心，因为我9个月的时候居然已经能自己扶墙走路了。上学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在小学二年级的校运动会上，我就把四年级的100米短跑纪录给打破了。不过，我在上杭的求学生涯，就只到小学三年级暑假。

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回上杭，童年时的那些玩伴、游戏和记忆一点点地在褪色。但让我庆幸的是，当现实生活让儿时的伙伴慢慢走散时，在我身边还有相识超过20年的朋友。到现在为止，他们中和我还有联系的，谢鑫是其中一个。

我们从上杭到福建省体校，后来他去了福建省队，我到了八一队，再到后来我俩都进入国家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谢鑫是我唯一经常联系，、甚至到现在有时还每天在一起玩的儿时伙伴。

我的很多球迷都知道谢鑫，这个我认识快25年的发小。小时候，他还是我的“克星”，比赛时我经常输给他。其实他还有个小名叫“小胖”，很多人问是怎么来的，我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挺胖的。谁知现在这么瘦，还很帅！”

小胖的手腕很有劲，我老输给小胖，我妈也着急。那时我妈工作的药店里一边卖的是中药，一边是西药，两边的柜台中间有一块空地。放学后，我妈就帮我练习搓球。有时候生意忙，我就自己在那儿练跳绳。肚子饿的时候，我妈也会奖励我一个面包。后来听我妈说，小时候我很会卖乖，会跟她说：“妈，我今天不喝可乐了，星期六我跑步的时候，你再给我买好了。”

训练总是很辛苦的，但能看见成绩就让人有动力。有一天，我妈拿着通知单说：“你被体校录取了。”当时我在业余体校已经待了四4年。

那时候，省里的教练会下来选拔。像上杭这样的小县城，很少有人会被体校的教练看上。教练来的时候我也知道，但具体选了谁不清楚。

拿到录取通知后，妈妈问我想不想去，我说当然想去。我记得那是夏天吧，当时全县只有一个名额，我心里很高兴。

第一次去福州，很兴奋，只拎了一个小包，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这么出发了。我妈带着我，先从老家坐汽车到龙岩，再从龙岩乘火车到福州。火车乘了一个晚上，真是“跋山涉水”。

到了体校，先试训。那时候试训，妈妈全程都陪着。因为外婆、舅舅他们都在福州，而且能跟新的伙伴（都是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一起，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试训时间大约是10天，结束后正式入队，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0天后，我妈就这么丢下我回上杭了。我立刻觉得，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一下子变得很无助，特别不习惯。最现实的是，没有人给你洗衣服了，也没有人真的关心你了。

我环顾四周，大家都是小孩，都不会照顾自己，而且体校的年轻教练比较严厉。最关键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所以特别不习惯。那时候，一个9岁的小孩，就体会到了人生的不顺，曾想过要放弃。

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可以回外婆家。公交车票2两毛钱一张，之前妈妈带我坐过一次。但自己一个人坐时，一想到在这站上车后，第几站要下车，我就很紧张。

因为年纪还很小，上了车后，视线全被大人给挡住了。那时还没有语音报站，我就一直注意听车门开了几次。“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定要下去了。”每次第三站一下完人，门一关的时候，我就会挤到车门那边，一到站，车门一开，我就马上下去。我特别害怕会下错地方，坐过站。

后来我跟阿芳（谢杏芳）聊起这段的时候，她说，广州那会儿公交车票是1一毛钱，以前车上都有售票员卖票，又没有投币箱，车上特别挤的时候，人家一看是小孩就算了，也是常有的事。阿芳问我有没有逃过票，我说还真没有。因为就2两毛钱嘛，而且我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那时，我妈把零花钱都放在了外婆那里，好像是一个星期5块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么平安过了一年，结果还是出事了，那是我到福州后的第二个春节。在一年寒暑过去之后，我爸妈也来福州接了我两次。可是，从上杭到福州，要历经4。5个4个半小时的客车，再是12个小时的火车，这么折腾一趟对爸妈来说也很辛苦。碰巧1994年的春节，我跟体校的另外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小男生一起结伴回家过年。可是腊月二十九，我爸在龙岩火车站并没有等到我们三个人。他说，等整列火车的人都出站了，也没找到我们，他一下子就慌了。那时电话很少，更没有手机，我爸就火速赶到龙岩地委（现在叫市委）借了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我福州的外公家。外公家也没电话，但是街对面有，楼下喊一声谁谁谁电话就成。外公再去体校问，体校的教练回答说，三个小孩已经出去了啊。

多年后，我已记不清我们的火车票到底是被偷了，还是给弄丢了。反正，三个人的车票本来都放在那个姐姐身上，但临上车时车票却找不着了。我们投奔到了福州外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外公把我们领到火车站派出所，跟所长求情，说这三个小朋友都是体校的学生，本来昨天要回家的，结果火车票被偷了。这都大年三十了，父母在家里等得很着急。那所长一听，二话没说，把我们领上了火车。

坐了12个小时的硬座回到龙岩，三个小孩都累傻了，但总算赶在大年三十这天一家团聚了。那时我觉得，回家的路好难好漫长，却不知道，多年以后从上杭到福州走高速公路只要4个小时，但我回家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第五章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那时的省体校，一个房间睡8个人，上下铺。体校的孩子家里条件都很一般，而且集体生活就是那样，你吃个什么东西，大家都会靠上来。

像泡一碗面，8个人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泡面就是很便宜的那种，袋装，我记得是“红发”牌，也就5毛钱吧，里面只有一包调料，连油都没有。如果是一个苹果、一个梨，8个人每人上来咬一口，立马就没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大家的家庭条件都不算优越，能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其实很温暖。我在体校的收获之一，就是我现在最擅长做的煮面。那些当年跟我一起分一碗方便面的队友，现在大部分都当了羽毛球教练，有一些则去当了警察。

可是，就如你们在青春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男孩子多的地方，年纪小一点的总难免受欺负。给大队员洗碗、洗衣服，那是必须的。刚到体校的时候，我身上很少带钱。妈妈送我到福州后，脸盆、碗筷、水壶这些都是重新置办的，临走时留了些零花钱给教练，也放了一些在大队员那里。可是我毕竟才9岁，有时候不敢跟教练要；跟大队员拿吧，他们就说存银行呢，没带在身上。于是，我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每个星期的两个晚上，外婆来给我送点吃的。补充营养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见到自己的亲人，以缓解刚到省体校时的种种不适应。

我跟外婆的感情从小就特别深，我一直称呼她“奶奶”。外婆也不会骑单车，那时候总是风雨无阻地乘公交车来看我。这两年外婆年纪大了，2006年国家队在晋江集训时，我给外婆找了一只苏牧犬来做伴。刚到外婆家时，小狗还没满月，眼睛都睁不开，站也站不稳，因为一进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