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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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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之后我到达了目的地。要做的事儿风险很大，但我反复思量，必须这样干，否则的话，即使侥幸躲过一时，接下来要查这些事却会麻烦重重。而且这是一次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侦查，我的对手包括警察和李舒然，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必须出其不意。
凌晨3点的火车站人不多，但还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不至于像马路上一样空旷，我要保证既要有一定掩护干我自己的事儿，又不至于在逃跑时完全处在警方的视野之内。
远处的墙根儿下，有两个警察站在一边抽烟聊天，我隔着四五十米的距离，路过他们，然后进入候车大厅。
我需要一点儿钱，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在候车大厅里我物色着对象。有个男人仰着脖子睡在椅子上，嘴张得足以放下一个鸡蛋，嘴角流着哈喇子，显然睡得很死。他的手上放着一个背包。
我不知道这背包里有没有钱，但总是要试试，我不想在这上面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没有发现我就已经成功一半，可一旦我行窃时被逮个现行，基本就以失败告终了。
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边上，右边的位置空着，这就是所谓的天赐良机吧。我坐了下来，然后从椅子上拿起一份不知道是谁留下的报纸，一边佯装看报，一边观察四周的动静。
依然没有人注意我，这样很好。我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那男人睡得很死，我从他手臂的空隙处，把那个背包悄悄地绕了出来。我顿了一顿，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又随意地看了一下四周，然后大方地站起身来，把包背在身上，然后走了出来。
我按照车站指示牌上的箭头，找到了厕所，进了其中的一间，锁上门，打开包翻了起来，希望里面有钱。这个男人着实大意，包里放着电脑，还有两件替换的衣服，如此贵重的东西，自己居然睡着了。
可唯独没有钱，我有点儿失望，突然发现，包还有个隔层，我拉开拉链，伸手探了进去，有个信封，手感非常好，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那种感觉。我拿出来，天助我也，信封里夹了一沓人民币。
我塞了几张回去，然后把剩余的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把包留在了厕所，出来后跟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说，里面有个无人认领的行李。然后贴着墙根儿走出了候车大厅。理论上警察迟早会发现我来过火车站。无论是打扫卫生的阿姨报警，还是那个男人最终发现自己行李丢失，他们一定会去查车站的监控。
而我在他身边的整个过程，监控应该全都拍到了。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我得让警察知道我来过火车站，让他们没理由怀疑，从精神病院跑出来之后，我已经踏上火车，离开J市了。
我用偷来的钱租了一辆黑车，我开着车行驶在J市郊区的路上。如果我在火车站干的那件事能够有效，起码会延迟警方找到我确切位置的时间。
要去的地方不远不近，但步行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是清晨，所以马路上车辆稀少，一阵疾驰之后，我来到了行程的终点，一家临终关怀福利院。顾名思义，“临终关怀”就是针对那些患有绝症，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行将死亡的人。
和收留孤寡儿童不一样，这家福利院收留的成员更加“特殊”。那些注定早夭，四肢残缺的弃婴自不在话下；还有很多被医院拒绝接收的晚期病人，只要愿意，也同样可以进入福利院，在生命最后的时候，感受阳光和尊严；近两年，还有一些对生活丧失信心，成为街道、辖区派出所“包袱”的问题居民，也被劝说进入这里，因为这里配备有心理医生甚至牧师，俨然成了一个变相的心理诊所，院方是在竭尽所能地灌输着生命的新定义——让人获得重生的新定义。
刘定伟属于最后一种，两年前遭遇车祸后，两度自杀未遂，被民政部门转移到福利院，而就在半年前，他还企图在福利院的澡堂里，用偷来的柴油烧死自己。
在我的印象中，闫磊说过，在黄玉芬案之后不久，他们来过这里调查过刘定伟，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刘定伟不是我们事先猜测的李舒然，也不是大悬案的凶手。
现在李舒然留下了信息，让我来找刘定伟，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切入，但这是唯一的线索。我把车停在大门口，还没走近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已经把玻璃窗拉开了。“你找谁？”他远远地问道。
这个老头儿60多岁，一头白发，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低首皱着眉头从镜框上方看出来，打量我的身份。“你好，我是市刑警大队的，你们院长在吗？”我镇定地说着，老头儿又看了看我，“我来了解一下刘定伟的情况。”
既然半年前闫磊曾经来过，没理由不给他们留下印象。
“你等一下。”老头儿没有怀疑，拨了个电话，说了几句挂掉，然后开门让我进了福利院，用手指了指，“往前走，一楼顶头一间房。”
“谢谢。”我礼貌地说着，然后被放进了大门。
中间一条约5米宽的小路，两边都是竹林。往里走了四五十米，眼前豁然开朗。正对面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绿草坪，两边是红色的围墙，在草坪的对面有一栋长方形的五层楼高的灰白色建筑。草坪边上有个绿化工人，骑着洒水车，正在给院内的植物浇水，他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又埋头干自己的事儿去了。
我穿过草坪，按照门卫的指示，沿着一楼的边缘走，在顶头一间开着的房门上看到了“院长室”三个字。我敲敲门，一个男人从里屋走了出来。“你好！”对方操着生硬的中文，居然是个黄发碧眼的外国人，看上去40多岁。
“你——好。”我愣了一愣，把hello收了起来，转而改成中国式的问候，伸出手去，“我是闫磊的同事。”
我和他握了握手，从力度上判断出，他对我的到来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恰到好处。他对闫磊想必也是有印象的，我还准备好了一套他问我要工作证的说辞，但他提也没提，把我让到沙发上，倒了一杯水，问：“你是来找刘定伟的？”
“嗯。”我说道，“半年前，闫队长来的时候，已经把大致的情况跟你说过了是吧？我就不再赘述了，这次来主要是再了解点儿情况，案子有了点儿新眉目。”
“就你一个人？”院长袁建国的中文不好不坏，意思是表达清楚了，但我搞不清他这么问是因为客套，还是怀疑。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线索，其他人都在忙着别的事儿，我正好在附近办事，所以顺带过来拜访一下。”
“原来是这样。他是个可怜的人。”院长的态度依然保持得不温不火，随即叹了一口气，像是对刘定伟充满了怜悯。
对于两度造访此地的命案刑事警察，他难免有些排斥的吧？我看了看袁建国，身材微胖，慈眉善目，很适合他的身份。毕竟我们的理念不同，他们努力为人们活下去找到一个理由，而我们恰恰相反，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终止之后，才会登场。
我们又彼此寒暄了几句，说了些客套话，然后直奔主题，他领着我出了门边走边解释道：“其实这栋楼就是福利院的全部了，总共五层楼，一层是办公的地方和活动室，二层以上都是宿舍。”
我们走上二楼，然后穿过走廊，到另一端继续上行。那些宿舍窗明几净，路过的时候我往里瞄了一眼。整洁得如同兵营，虽说住着一些连药物、器械都维持不了多久生命的人，可这里却没有医院才有的消毒水的气味，阳光从玻璃窗户斜射进来，墙壁上挂着十字架，还有很多我认不出来的古典壁画。
这些壁画，无一例外地都与《圣经》有关。建设者应该是个基督教徒，看得出来袁建国是用了心的，他在尽其所能为这些可怜的人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让他们安详而非恐惧地等待死亡。
每个宿舍能住三个人，一层楼15到20个房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不超过三百个床位。可不用担心人满为患，按照袁建国的说法，很多人还等不到下一批“居民”入住，就已经去往极乐世界了。
刘定伟可能算是最长的住客了，他被安排在五楼顶头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人一间。
“他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只要他自己愿意，他可以愉快地活得比我们任何人都长。”爬到了顶楼，袁建国吃力地从腰部取出钥匙，边走边拿在手上翻看，为了防止刘定伟跳楼，房门上了锁。到了门前，他先敲了敲门。
“进！”里面传来了一个被烟熏坏了的嗓音。
袁建国开了门，我们看到一个人横躺在床上，穿着米黄色的睡衣，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为了防止刺激到他，这间房空无一物，而四壁也被粉刷上了天蓝色的柔和的油漆。刘定伟浑身戴着一个密不透风的罩子，还有一顶帽子，除了一双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皮肤。
他看了看我们，目光无神，然后像个僵尸似的，毫无感情色彩地又把头转了过去，直直地盯着对面的墙。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在想，袁建国一定会十分厌恶我们屡次造访吧？
躺在床上的刘定伟，是一个对生命失去信心的人，他游走在崩溃的边缘，袁建国就像用一根纤细的绳子拉住他沉重的身躯，一点点把他拉回悬崖，这其中容不得任何闪失，一阵微风或者心猿意马都可能让刘定伟再次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我们显然是来破坏这一切的。每一次提起黄玉芬，都有可能是在他原本就冰凉的心上浇上一盆冰水。
袁建国介绍了我，可我却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开场，我看着已形同废人的刘定伟，想了一会儿，却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住得还习惯吧？”
刘定伟奇怪地看着我，他的整张脸都被隐藏在罩子底下，只有眼睛还转动着，淡淡地说：“习惯。”
“我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有关黄玉芬，也就是你妻子的情况。”
一阵沉默。刘定伟继续看着我，好像是想从我的脸上看出端倪，随后不耐烦地说：“警察不是已经来过很多遍了吗？还有，”他纠正道，“是前妻，我和她有好多年没见过了。”
“嗯，有点儿新情况。”我柔和地说道，“你也别太紧张，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我的心里有点儿紧张，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刘定伟的现状，照他现在这个样子，即使不愿意提起过往，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又是来了解她杀人的是吧？”刘定伟突然自己说道。
我愣了愣，解释道：“这次我们又有了些新线索，关于一个拐卖儿童团伙，所以就——”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原来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知道一些关于你跟她之间的事儿。”
“我跟她之间的事儿？比如？”
“比如说——”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了，李舒然只让我来找刘定伟，但没说找到他之后该怎么做，我又看了看他，还是决定从头开始了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原先我以为他会提出一些质疑，如果是我半身不遂地躺在床上，还要我接二连三地提起过往的伤心事儿，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他再次闭上了嘴，双眼茫然地看着前方，约莫半分钟的时间，转过头来：“有烟吗？”
“什么？”
“你不应该抽烟，对身体不好。”袁建国插话进来，他的语气中带有不满。我看看院长，又看看刘定伟，最后又望向院长。
“好吧！”袁建国叹了口气，无奈地耸耸肩，“就一支。”说完转身出了门。
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递给从床上坐起来的刘定伟，他把枕头横靠在床头，让自己有个更舒服的坐姿，吸了一口我为他点上的中华，不自然地咳嗽了一阵，笑笑：“很久不抽了，院长不让。我和她是在医院认识的。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安静地听着，听着刘定伟接着往下说。
大概是在15年前，或者更遥远的时刻，刘定伟在乡里的中学毕业，来到了这座城市。那时候他还年轻，前头没有出路，除了把体力和汗水无休止地消耗在贪婪的土地上，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致命的。好在时代不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在那个时候再度开始，无数农村的年轻人涌向城市。这股潮流就像无以抵抗的海啸，将刘定伟卷了进来。
和大部分刚进城的青年一样，他吃苦耐劳、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这些经历都已经不值得拿出来炫耀了，当所有的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时，即使这是一个悲剧，也会在麻木中自认为它合理起来。
“我搓过煤，扛过煤气罐，在大冬天跳进结冰的河里捞过淤泥，在三伏天浇过柏油路，反正能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新中国。”刘定伟藏在罩子后面一句一顿地说着，他的发音被罩子挡着，我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弄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我睡过马路，钻过地道，在自行车棚里过夜，晚上冷的时候，就偷别人晾在外面的衣服盖在身上取暖，我记得有一次冷得实在吃不消了，偷了三条挂在外面的短裤套在头上。”刘定伟笑笑，额头皱了起来，以一种自嘲的情绪述说过往。他说的这些和我要知道的无甚关系，更像是在倾诉自己的艰苦。
“我在火车站的地道里遇到一个贵州人，”刘定伟接着说道，“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饿死了。他刚从收容院里出来，卖了几个月的苦力，他脸色苍白，疲惫地坐在地道的消防栓边上，身上盖着一条已分辨不出颜色的薄毯子。我记得是在晚上十点多钟，我没地方可去，就坐到他的身边。”
我皱了皱眉头：“然后呢？”
“别急，你先听我说。”刘定伟有条不紊地回答道。
“我和那个贵州人聊了起来，他说他已经出来五年多了，之前一直以捡破烂为生，他把手臂伸出来给我看，手腕处有很深的几道红印子，他解释说是戴手铐戴的。然后掀开了毯子，他右腿小腿安着一个简易的钢架，原来是个瘸子，是在收容所里被打瘸的。”
“哦，是吗，真可怜！”我的心被触动了一下，就像猛然间被针尖刺中神经，我一直等着他说黄玉芬的事儿，以期找到入口，未料在他述说往事的时候，就一下子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没错，管文明就是贵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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